青年学者羽戈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下文简称《踵》）《踵》是一部知人论世的书。
青年学者羽戈，安徽人。他自称“生于忧患，长于清贫”。在人生26岁前后，自觉生命充满了无可索解的矛盾。学习法律有远离法律，始终在寻找生命的坐标。喜欢文字又恐惧文字苍白无力，但又依靠文字讨生活。自诩“不自由撰稿人”。著述有影评集《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和随笔集《从黄昏起飞》。自嘲为稻粱谋的写作者。
从读过的羽戈的几部其他著作，如《帝王学的迷津》《岂有文章觉天下》等看，由知人、识人、论人，进而钩陈历史，还原事件，是羽戈先生治史的主要方法和工具。
历史，说到底是人活动的记录，就是人史。由人而认识历史，是治史的正途，也是研究历史的目的。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灵乌说：“历史是人为了求自知而有的学问……因此，它价值也就在于指示我们：人曾做了什么并因此而显示出人究竟是什么。”
由知人而论史，相比由事件的来龙去脉来构建历史，要难得多
一者，举凡一个历史事件，多由几人几十人，甚至更多人而一起发动和参与，其中谁主谁次，各居什么位置，各起什么作用，而事件或成或败，又各担什么责任，往往难以弄得清白明晰；
二者，即使为同一事件而聚合在一起的人，大致的方向或目标，可能趋于一致，但参与其中的具体个人，其思想、价值观念，甚至是在大目标之下的小心思，以及行为方式等，又往往各有不同，这就使得从人的角度看，历史事件在发生和演进的过程中，显得纷乱如麻团，要从中条分缕析，理出脉络，看清事件何以至此，何如如此，就变得尤其困难；
其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事件中纷纷登场的人物，何以会有那样的思想与观念，何以会在事件中去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又何以会因其角色而对事件发生影响等，要厘清这一些个问题，不仅会使历史事件的面目愈加清晰，更可使读者明白事件为何如此。而要达到知人的这一层面，从治史的角度而言，真可谓难乎其难。
所以，倘若是学力不济、方法不对者，不但难以论得精当，还容易陷入以治史者之思想，投射于所论者的身上，非但不能使历史还其面目，且还有可能在那上面罩上一层新的历史迷雾。
而《踵》，读后却使人觉得，羽戈识人深准，论事也就使人信服。
戊戌变法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重大事件，历时虽短，但对后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所产生的震动之大，却是极大的
但就戊戌变法事件本身而言，虽然各路人物在其中多有表演，但起核心作用者，人数倒也不是很多。
《踵》从中抽出了关键者，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慈禧、翁同龢、光绪帝，以及张之洞等一干重要人物，就其在戊戌变法中的价值追求、变法的路径等，逐一剖析，逐一辩证，还原出了戊戌变法事件背后，这一干人等的心路历程，性格特征，以及由此给变法所带来的影响。
《踵》占有材料之丰富，使用材料之客观，逻辑论证之严谨，察人辨性之幽深，读之常使人惊叹，更由此而使读者对于戊戌变法何以有那样一个最终的结局，了然于目。
《踵》之所以清晰明确，除了羽戈先生学力深厚，对历史感觉敏锐之外，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正如他在书的《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一章中所言，他人论及戊戌，对涉及其中的人物，常以政治派系来划分：帝党与后党；守旧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等等，依头制帽，一旦戴上，就依帽子来派定任务，评点行为。
但事实却并非如简单明了。帝党与后党，一者，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二者，“二党”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即便是以派系而论，守旧派、维新派和革命派中人，也不是各就其位，互不掺杂。
所以，羽戈在此基础之上，“我想的补救之道，则在引入政治思潮，对派系进行细化。”并“对戊戌年的政治思潮，大致可归为三种：守旧、缓进与急进。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缓进不妨叫渐进，急进不妨叫激进。”一旦把这个观察历史人物的工具，用之于戊戌变法中各色人等的表现，正如羽戈所言：“一目了然。”比如，康有为是先激进而渐进，或曰以渐进之名而行激进，最后落脚于保守；而谭嗣同，则一直在激进中奔波，中间虽应诏入京，参与维新，表面上看是转而为渐进，实则是欲借光绪而行激进。
至于慈禧，其政治底色是权力至上，为守住权力，可以在守旧与维新之间，腾跳挪移，没有多少思想与观念上的障碍。
戊戌变法是一场失败的维新运动，它以“保中国保大清”开场，经过短短103天的风雷激荡，却由被保的大清朝廷，挥舞刀斧，造成变法者人头落地的血腥场面而结局。这一悖谬的逻辑，使人觉得无法理解，似乎也无法接受这个血淋淋的事实。
然而，读过《踵》，就会明白，失败是必然的。除了失败，它不可能有另外的结局。至于梁启超所说的戊戌变法的“成功”，羽戈在书中《戊戌变法的遗产》一章中，有一段颇有说服力的辨析，拆解了梁的“戊戌变法成功论”，更指正了此论背后的逻辑对于后世的误导。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读《踵》，会明白终归是人的因素。但这人，并非仅仅是其中当事人的脾性，以及由此所致的行事风格，比如羽戈所论识的康有为有理想、热诚、胆气，却少了做事所需的冷静、耐心等，以致提出了“杀人变法”论；再如谭嗣同任侠仗义，行事缜密，但终归难免侠者通常所有的易于信任，即以己之侠勇而忖度他人的短板，策反袁世凯，即犯此忌。更有当事者之外的芸芸众人，他们对于维新的默然与麻木。
甲午之后，尽管朝野上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日渐深重，但也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例如，《踵》引1898年9月20日，广西举人李文诏的上书：“臣窃观中外大臣，大约主旧者，十之七八。而一二新进，德望不足服众。”这是当时官场的情势。而官场之中，则为当时之菁英的汇聚之地。
所以接下来，羽戈说：“倘把官民都算上，守旧者的比重估计高达十之八九。”接着他引两年后，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记》中，言及人们对义和团的态度为证：
“官无论大小，民不分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
所信的是什么呢？是义和团所宣称的“神法护持，刀枪不入”之术。在守旧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势下，仅靠一二“新进”，即便是德望服众，来推动这个沉睡如死的帝国转身，也比蚍蜉撼树还难。此其一。
其二，戊戌维新，虽然也有宣扬“民权”之呼吁，但民权者何，并不清晰明了。相反，保国保种，却是其中的主流。而“保国保种”这一论断背后的支撑，则是“寻求富强”。
正如羽戈在书中所言，被视为中国第一自由主义者之代表的严复，其毕生目标也是如此。所谓富强，即国家的富强。但国家究竟为何物？又如何富强？这一命题，最容易导向国家的富强，就是朝廷的富强，即在强大朝廷的主持下，免于外族的侵扰，免于外强的瓜分。
但朝廷的强大，既可以对外，更可以对内。所以，对于经历过太多次城头变幻过大王旗的民众而言，朝廷的强大，显然缺少对于民众的发动力。相反，义和团的鼓噪，却又能使信之者十之八，响者云集。
经过《踵》剥茧抽丝，去皮取笋的论析，自然是拨开了罩在戊戌变法头上的种种迷雾，使读者看到了事件内外的真相。
结语：
正是这真相，使读者读来，有一种在历史深处向现实袭来的恐惧感，尽管将“保国保种”更换为了新的名称，但串起新旧的，却是一脉相承的逻辑。所不同，那时的保国保种之呼，响之者了了，而今却是变成了信之者众。面对这一现实，不能不使人觉得，又回到了历史的迷茫之中。
参考资料：《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理钊，1964年3月生。1997年始创作杂文、随笔，近年致力于历史及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评论，作品曾入选2001年至2017年多版“杂文年选”“随笔年选”，入编《思想花园》《阿Q再生记》《敢说的实话》《生命的尊严》等多部杂文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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