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boss

满语还是汉语是个大问题？

先说一个事实：满语作为书面语，天生就先天不足——满语在1600年代才产生，1636年才出现有圈点的“新满文”。到康熙主政（1662年）也就不到三十年时间。人口基数很低、文化很落后的一个族群，能在半个世纪完善一门语言？这事谁会相信？

也就是说，满语要表达完整意思，必须借用蒙语和汉语中的一些要素。甚至可以说，满语本身不算一门完整的语言。清朝统治者虽然靠皇权推行满语，但还要受到汉语和满语的竞争。于是乎，满语书面语先于满语口语衰落。

这里要说几个事：1、满语书面语和满语口语流行程度不一样。2、大部分皇帝大臣都是满、汉语都会，说话时一满语为主。3、皇帝在奏折、朱批中皇帝汉语，存在满语汉语共用，并不代表口语使用汉语。

首先，说书面语：书面语中汉语越来越主流。

从清代留下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从康熙早期满文书面语使用还很多。比如康熙二十八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根本没使用汉文。但是很多文书是满汉语同时书写。

到康熙以后，以汉语书写的奏章和文书，越来越占主流。雍正、乾隆再往后，内务府呈给皇帝的折子，基本上就是纯汉文，甚至皇宫大内的通行腰牌都成了纯汉语。

这种情况下，为了阻止满语书面语的颓势，乾隆不得不喊出“国语骑射”的口号，希望大力推广“国语”（人家嘴里的国语就是满文）。

但是推广语言这事，不是靠皇帝权利就能做到的。满语做口语交流没问题（当做一个方言用就是了），但是前面说了，满语要算作一门独立语言，有点牵强。注定满语书面语的没落。

其次，说口语：聊天还是满语口语。

在朝堂对答的时候，当然，有些特殊情况，皇帝可能遇蒙人说蒙语，遇汉臣说汉语。但主流情况是，为了高官厚禄，大臣们也都学满语，大臣们一般都要迎合皇帝的方言。清朝的皇帝们，都把满语作为主课，清朝统治者还是比较重视自己的方言（没有直接扔了完全汉化）。

口语中满语为主很正常嘛。您倒是说说，大家聊天的时候，主子和奴才，谁来迁就对方的方言？在大清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口倍儿流利的满语，那代表的是官宦贵族口音，在京城是倍儿有面子（甭管会不会写）。到后来，列强来了之后，上海人还不是以一口蹩脚洋泾滨英语为荣吗？这就一个道理。

《满语杂识》中记载这么个事情：道光时期，御前奏事的侍卫，因为满语口音不够纯正，受到道光皇帝的训斥。可见，清朝上层对满语口语的使用还是很重视的，连口音不正都要训斥，那么朝堂上口语肯定是以满语为主。

很多人拿宣统皇帝举例，说清朝皇帝不会说满语。殊不知，满语也是人家小时候的主课。宣统是生在皇宫中，长在新社会。活在新社会的时间，比活在清朝的时间都长，他已经代表不了清朝皇族（会说也不能说，不怕遭批斗吗？）。

最后，近代科技的“西学东渐”和辛亥革命，直接把满语书面语送进了坟墓。没有书面语支撑的满语口语，也只有逐渐消亡的命运。

且不说辛亥革命“驱除鞑虏”的暴力口号，让清朝遗老遗少和满人人心惶惶，隐藏身份还来不及呢，这种情况下说满语写满文的人群越来越少。

就说近代科技的推广普及，也注定了满语书面语不可能成为主流语言。比如，电报进入清朝，直接就是使用汉字电报码。西方科技书籍翻译，也是直接翻译成汉语。

尔朱少帅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清朝从皇帝到大臣，日常的交流全部都是使用满语，所以千万不要被现在的清宫影视剧给误导了。那里面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是没有办法呀，影视剧如果都说满语，谁看得懂呢？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从努尔哈赤那个时候开始，满人说满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随着大量汉族官员进入政府高层，满族皇帝才慢慢学会说汉语。但即便如此，皇帝召见满族官员时，彼此的交流还是以满语为主。

为什么汉人有上亿人口，满人充其量也就几百万人，汉语却不能成为朝堂的正式语言呢？说起来，还是清朝政府对汉人的不信任造成的。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时，清朝军队马踏中原，杀戮无数，到处镇压反抗，什么扬州十日，什么嘉定三屠，都是为了迫使汉人屈服。

在建立全国政权后，满清的统治者更加害怕汉人的反抗，他们知道，如果要汉人不反抗，首先就要在文化上压制他们，而把满语定为官方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举措了。一些汉族官员为了挤身上层，只能去学习满语，这样一来，原有的强烈反抗清朝的意识就慢慢淡忘了。

其次，大量使用满语，也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当然这也是为了防着汉族官员。早期的一些对外条约，都没有汉文版，比如清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只是到了清朝的后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他们对于满语感到十分别扭，也觉得特别难学，纷纷学说汉语，才倒逼着满清政府开始把汉语的使用提上议事日程。清乾隆皇帝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当初接见英国朝见的使者，用的就是汉语翻译。

但是，在大朝会或者重大节庆日上，皇帝是一定会说满语的，绝不能说汉语，因为说汉语会被为是对祖宗的不敬。而且在这样的场合，皇帝一旦说汉语，肯定会有满族大臣跳出来强烈反对。满族大臣跟汉族大臣不一样，汉族大臣往往在发表意见时会瞻前顾后，而满族大臣秉承自努尔哈赤以来的传统，有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所顾忌。

由于清朝皇帝的汉语水平普遍都不高，所以有的时候会写错字，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写错了，所以往往将错就错。典型的如康熙写的避暑山庄的避字，就是一个错字，很多人都看出来了，但是谁也不敢说。

总之一句话，大家不要被现在的清宫剧给误导了，在清朝的时候，不是满族官员上赶着学汉语，而是汉族官员上赶着学满语。因为学好了满语，不仅能够很好的和上层人物交流，有时还能得宠呢。最著名的是张英、张廷玉父子，能力最强，最得康熙皇帝宠信，因为他们能说流利的满语。清朝末年，满族官员集体腐败，以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员上位，才使得汉语慢慢成为了主流。

参考文献：《清史十六讲》、《正说清朝十二帝》、《清帝传奇丛书》

小小嬴政

满清入关之后，就一直在汉化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其实满清汉化在清朝乾隆时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关于满清在朝堂之上到底是说满语还是汉语，下面从几个方面来看看。

奏折和诏书

无论是传位诏书，还是一般的普通诏书，或者奏折都有汉字写的。若是满清朝堂只能说满语，如果遇到需要念出来这些东西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用满语念出来？那么只能说念这东西的宦官或者其他人还得实现精通汉语和满语，不然根本翻译不好奏折的原意，貌似满清的宦官进了宫并没有说都要学满语吧？官员也没有要求说要学习满语吧？

官名或者话语的汉化版本

满清汉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证据就是一些官名或者一些话语的汉化版本。比如：一尔希哈番。这就是一个音译版，就是少卿的意思。又比如土黑勒威勒，是轻微罚俸的意思。这些词能在史料中出现，可见满清的朝堂是一开始还是有说满语的存在，所以才有了这些汉字音译版。之后随着汉化的加深，这些音译版的词也就消失了，而是直接用汉语词语了。如果满清朝堂用满语交流，那么怎么会在清亡后不久这些词语就看不懂了呢？

玉牒的改变

满清的皇族分为两种，一种是努尔哈赤的兄弟伯叔称为“觉罗”，一种是努尔哈赤本支称为“宗室”。“宗室”的人录入“黄册”，“觉罗”的人录入“红册”，然后再每隔一段时间就汇编入“玉牒”。而玉牒这东西本来是满文书写，嘉庆二十二年起每年另缮汉文版，名曰“星源吉庆”，而且还规定以后不再缮录满文本。连满清皇室的宗谱都用汉字来缮写了，那么满清的朝堂还有用满语交流的必要吗？难道说着满语写汉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总之满清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汉语和满语并存于朝堂之上，这时候满族官员多，当然是满语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语慢慢地在朝堂变成只有极少数人在说，甚至没有人在说。无论皇帝还是臣子交流大部分都是用的雅言。满语虽然没有消失，像是萨满这些基本上就是用满语，但是会使用者越来越少，这些都能侧面反映出来。

淡看天上月

大清建立二百多年，朝堂上是已汉语为主的，方便拉拢人心，再说朝堂官员大多也是满汉语皆通的存在。

自大清入关以后大量重用明朝遗臣，再者顺治帝自幼学习汉文化，朝堂议事自然是用汉话，官方文件一般都满汉双语。到雍正皇帝时，因南方籍官员说的话常常很难听懂，还要求推广普通话（北京话）所谓“训民正音”，直到清末溥仪连满语都不会讲了。

顺治以前就不说了，基本上满人汉语不溜，满汉大臣朝堂上交流还需要翻译（即所谓「启心郎」）。这些人入关以后的小孩们，就生活在两种语言环境中，在这个阶段，双语是相对比较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顺治、康熙以及之后的各朝，都强调八旗旗分内部要强调满语教学——所以翻译了很多汉文典籍到满语。这时候满人已经入关，学习汉语的风潮已经（不得不）展开，皇帝们都开始担心满洲子弟满语会逐渐不熟练。 嘉庆时规定，凡是不会满语的旗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文试。

道光时期再次要求各地驻防旗人学习满语，还曾将回京述职的盛京副都统常文革职，因其违祖制用汉语上奏。道光二十年，宣宗干脆下旨，不允许旗人参加科举文试，一律考翻译科目（满汉对译、满蒙对译）。

你看看咱着汉语的魅力是真的大，毕竟传承数千年的历史，有着独特的韵味。

奇文笑谭

悦读文史，我是子彧。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见证了汉文化的影响力。这个问题有一个发展历程，入关前说满语；入关后一开始满汉并行作为官方语言；后来汉语强制压倒了满语，到最后连满人都不怎么会说满语了，全部汉化了。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先说一个证据：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康熙雍正皇帝的朱批，你们见过满文的吗？对于语言，不好进行证明，然而语言和文字是相通的，因此我想以文字为佐证进行说明这个问题。

一、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入关前，满语建立并成为官方语言

实际上，满文和满语是是在努尔哈赤期间才完善起来的。

早期的金帝国时期，已经有女真语和女真文，但金灭以后传播并不普遍，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大量文书都需要通过蒙古文进行翻译和传递。努尔哈赤便任命大臣进行满语和满文的规范工作。结合蒙古文，最终建立了“新满文”。而语言和文字是相通的，在建立了满文以后，满语也逐渐推广开来。

皇太极入关以前，满清帝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肯定是满语和满文，但因为长期和明帝国进行外交和战争，大量女真贵族是懂得满汉文字和语言的。

投降过去的汉臣，都要学习满语和满文，朝堂之上和官方文书都是以满文为主。

二、顺治康熙时期：一开始是想以满语为官方的，但是发现行不通

满清入关以后，本想强制推行满语和满文，但是广大的汉族语言体系，然语言文字比之剃发易服更加艰难，到康熙时期逐渐放弃了，改为强调满汉一家，共同作为官方语言和文字。

但是，满族官方仍然比较注重满文和满语，汉语和汉字的渗透不强。

这一点可以从《尼布楚条约》和康熙皇帝的朱批得到证明。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签订的正式官方文件，可以代表满清政府的官方立场。然而，这份签订于康熙二十八年的外交文件，却没有汉文版本，只有拉丁文、俄文和满文版本。

《尼布楚条约》满文版

由此可见，清朝官方的语言和文字，此时仍是满文和满语，而不是汉文和汉语。

但是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流出的康熙朱批却是汉语，康熙皇帝在到处的题词也仍旧是汉文，故宫的牌匾上，却是满文和汉文两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说明，推行满语和满文作为全国语言和文字失败了，与汉臣交流不得不使用汉文和汉语。

康熙帝说“对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在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717年3月27日）直隶总督赵弘燮的奏折中，有一句“御制法蓝盖碗”，康熙帝在朱批中将“蓝”字改成了“琅”字。

这说明，康熙皇帝对于汉语和汉文的确掌握的十分纯熟，而且与大臣的主要交流方式也应该是汉字和汉语。

但同时，我们发现，康熙皇帝号称精通满文和汉文，却留下了许多错别字，避暑山庄、上图中的“知道子”就是最好的证据，还有诸如“风（封）疆大吏”等等。

这些现象可知，汉文和汉语是康熙皇帝后来学习的，并不是康熙皇帝的母语，才会有这些现象出现。

康熙皇帝曾自诩道“朕之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曾国藩也曾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称颂康熙帝：“····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这说明康熙皇帝的母语应该是满语和满文。

综合康熙皇帝的种种表现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对外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满清政府的立场是满文和满语，但对内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却是满汉并行。

那么，这种现象是否一致维持下来，成为满清一朝的主流呢？

三、雍正乾隆时期：官话改革，汉语占据主流，满话越来越少

在世流传最多的是雍正皇帝的朱批。查阅相关资料显示，雍正帝也同样精通满汉蒙文和语言。子彧特意查看了雍正皇帝的很多朱批，却发现，雍正帝的朱批，全是汉字。

这是在年羹尧的奏本上的朱批，用的是汉语。年羹尧是满族包衣，但从行事作风上来说，还是汉人的气质，用汉语是理所当然。

然而，我们发现，在满臣鄂尔泰的奏本上，雍正和鄂尔泰都使用的汉字而不是满文。

另外，雍正皇帝曾因为福建等地的大臣说的方言听不懂而进行了官话改革，推广普通话。由此可知，在雍正时期，汉语和汉字已经成为主流，在朝堂上，应该也是以汉语为主了。

到了乾隆时期，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强了。

在现存于故宫及北海侍卫教场内，有一个碑文叫做《训守冠服骑射碑》，碑文中写道“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这里的“国语”便是指满清的官方语言满语。《清实录》中记载，乾隆十七年曾针对满清贵族下了这样一道旨令“朕于本年冬间，或明年春间，查阅，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傥仍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

这些说明，在当时的满清贵族中，不习骑射、不会说满语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以致于乾隆帝要下这样的严令。

由此可知，当政府允许满汉并行之后，汉文化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压制了满文和满语的传播，成为主流，甚至连满清贵族一开始丢弃满文和满语。如果朝堂之上都是说满语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因此可知朝堂上的官方语言也是汉语为主了。

那么，乾隆帝的努力收到成效了吗？后世的满清以汉语为主还是满语为主？

四、乾隆以后：满语是什么？连皇帝都不会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提到自己的满文水平，“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据说，溥仪只会简单的几个满语单词。但又有人曾发现，溥仪的英文课本中，有用满语作为注释的现象。

很多人在学英语的时候，习惯用汉字来注释英文发音。而溥仪用满文，这说明，皇宫之中，仍然是以满语和满文为母语的，但溥仪的满文水平，较之以前却的确是不如了。

而同时，我们对比清代皇帝们的朱批，发现他们的书法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正式，这说明皇帝们的汉文水平在逐渐提高。

这些现象表明，到了清朝中后期，汉语已经压制住满语和满文，成为满清政府的主流和官方语言文字。朝堂之上，肯定也是说汉语为主了。

子彧说：汉文化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汉文明相对于满族文明是一个先进而又丰富的文明，而文字和语言是文明最基本的体现。

满洲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汉文明，但是在文化上，自康熙以后，历代皇帝都十分推崇并悉心学习汉文化，最终形成了汉文明反过来征服满洲统治者的现象。这种文化征服是潜移默化但力量十分强大，难以扭转，这才会有乾隆帝的大声疾呼，如遇虎豹。

随着汉文化的征服，语言和文字也逐渐被征服，而原来的满族文化和文明便逐渐的消退了。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谁也不可阻挡，包括皇权。而汉字和汉语，也就逐渐成为了满清朝堂上的官方语言了。

悦读文史，我是子彧，期待你的关注！

一品铲史官

问题问得不错在皇室和上层阶级中，以满语、蒙古语为主，有少量汉语。入关前后宫中通用的是满语和蒙语。比如太宗的五位主要妃子都是蒙古人。但是慢慢地，皇帝的生活语言和工作语言主要是满语，同时，汉字也是工作文字，皇帝和侍卫们都说满语，太监们平时说北京话。

在民间，汉语、满语较多。清朝入关后，虽然清朝统治者推行满语，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地的百姓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交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南京官话，因为南京当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所以影响李很大

莫慌没胡

按照目前的满族语言历史来看，清朝这两百多年间的朝堂会议应该是说汉语的。

首先自清朝创立以来，各位皇帝都是以汉人治理国家，同时也很推崇和学习汉文化，再加上汉族人口众多，从用人效率上讲也不大可能让所有人先学习一门语言再上班。

而且清朝时期中国幅员辽阔，朝堂上官员也是来自各地，想来大家从那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说普通话了吧

再者，很重要的一点，清朝初年的时候还没有满文呀！在皇太极之前的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按语种说只能是古代女真语的一支方言。

佑佑是个大太阳

满清入关前，使用的应该是满语，但入关后，随着汉臣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改变，朝堂上使用的肯定是汉语。

这话可不是我胡乱说的，有证据。雍正六年，雍正帝发了道圣谕，大意是大臣们在自己面前不准说方言，必须说官话，不会官话的士子们不许科考，尤其广东、福建两地更要严格，不许放水！

此圣谕发出去的几天前，雍正召见了一名叫许松佶的官员，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不似福建人”，因为许松佶说的官话雍正竟然全听懂了！事后还在他的考评里特意加了一句“言语亦清楚”。

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各个朝代的普通话还不一样，到了清朝，普通话一开始是辽东方言，因为这是满清最早学会的汉语。

之后是南京方言，因为明朝最初定都南京，哪怕后来迁都到了北京，官话还是南京音，清朝各方面效仿明朝，语言也不例外；但后来为了减弱明朝的影响，于雍正八年设立“正音馆”，开始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官话。

语言对清朝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可惜效果不怎么样。清末探花商衍鎏曾说，一开始的时候各地官员都很认真，但这毕竟不是什么紧急公务，慢慢的也就松懈了，到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正音馆），后来也改做别的，广东更是无闻矣。

这一切都说明，清朝在朝堂上是以汉语为主的。当然了，如果皇帝召见的不是汉臣而是满臣，大家用满语交流也很正常。或者汉臣为了拍皇帝的马屁，刻意学满语，这都是有的。

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从实用性来说，满语表达能力有限

语言和环境是分不开的，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语言。生活在关外时，满语可以满足满洲人的日常所需，但到了关内，如何用满语去表达关外没有的一样事物？比如江南的手工纺织工具，关外没有，满语中也就没有。

中原花花世界无疑比关外更繁华精彩，涉及到的新鲜名词也更多。满语就不够用了，皇帝要想处理天南海北的事务，就得采用表达能力更强、使用人数更多、词汇更丰富的汉语。

二、从政治角度来说，清廷不想激起更大的矛盾

从清朝入关那一刻起，反清的地下行动就没有停止过。其规模或大或小，给满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一个剃发令，激得多少汉人奋起抗清，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也让清廷知道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

和头发比起来，语言无疑更为重要。头发可以剃，但想让我们改换语言？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清廷胆敢取消汉语推广满语，绝对会激起汉人更大的反意。

所以，历代清朝皇帝都很注意缓和满汉矛盾，他们深切的认识到，想让人数较少的满洲人统治广大的汉人，强压是不行的，需要采取更为柔和的措施，在朝堂上以汉语为主就是方式之一。

但清帝们也没有放弃满语，他们通常精通汉、满、蒙三种语言。

总之，清朝以汉语为主，一是出于实用性，二是为了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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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缈峰下一粒沙

我们观看一些清朝影视剧作品的时候，清朝皇帝在与大臣论事的时候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就给大家塑造了一个印象，当年清朝皇帝在与诸多大臣讨论事情说的都是汉语。

不过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清朝时期，满文和满字才是国语和国字，而汉字初期只是一种“地方语言、地方文字”。所以当年在清朝的朝堂之上早期大多时候说的是满文的，还有他们所书写的奏折还有重大事件也是用的满文。只不过在了后来有所改变。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下满语，以及它在满清朝上的使用。

满语的起源

满语又称之为女真语，是当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虽然当时他们讲的是满语，但是他们记载事情却用的是蒙古文字，当时满族人也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之后，便命人按照蒙古文字的写法编撰女真文字。最初的女真字，存在大量的同音字问题，所以使用的时候也并不太方便，在历史上将这一段的女真文称之为“老满文”，老满文的创立能大致加强相互理解，的确促进了女真各部之间的交流。

但由于老满文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于是皇太极在继位之后也就命令大臣对老满文进行的改进，按照汉语的一些读法加入了标点还有音标，减少了同音字，而且字意表达的也更为准确。

而这也成为了满文的一种标准形式，被称之为新满文。

满语的推广

由于女真人当年曾被明朝统治，所以女真族的大部分人都是会讲汉语的，当时皇太极也意识到了推行自己本族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便在已经打下来的地区内推及满文的普及满语教育。

而对于主动投靠过来的汉臣或者新征服的汉地，皇太极没有通过高压政策改变人的语言习惯。毕竟当时要以收拢汉人为主，倘若汉人反抗到底的话，自然不利于清王朝在中原的立足。后来满清做主北京之后，多尔衮曾尝试着在中原地区强行推行满族文化，其中一项就是让汉族人剃发易服。刚开始的时候遭到了汉人的强烈反抗，所以也就出现了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四日”大屠杀，就是为了压倒汉人的反抗意识。

清朝皇族通过大屠杀的高压方式，迫使汉人进行剃发易服。但他们发现推行语言文字的时候要比剃发易服更难，所以在尝试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放弃了。

因此，满语推广最终可以算是无疾而终

满语适用范围

不过满语虽然没能推广，但保留满语依旧是要的，毕竟自己好歹是满人。

因此，当时根据民族地区划分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政策。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满族之前所居住的地区；另外一类则是汉人聚集的地方，也被满清称之为汉人十八省。汉地十八省主要都是汉人的聚集地，若是强行推广满文的不太现实。所以在此地区主要使用汉人的语言和文字，此地的基层官员只需要会讲汉语就行了，包括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也可以用汉字书写。朝廷下发向来的政策在发行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也会翻译成汉文的版本。

在满人聚居地，国家强行无条件的去推行满语和满文，任何正规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必须是满文，而且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会讲满语和满文，毕竟满语在清朝被称之为国语，无论发展如何，至少还得有个样子。

满语在朝堂上的使用

1、早期的使用情况：全部满语

同样的，当时的皇宫是满清皇族的皇宫，他们讨论国家大事自然也是用满语，而朝堂之上虽说也有部分的汉人当官，但这些人做官的前提就是要精通满语，所以他们在朝堂之上也是讲满语的。

除此之外，当时朝廷所出的任何文字资料也都是满语——比如当时所写的圣旨，还有新批准的法律都是用满文写的。不懂得满语的官员，最多就是做一个基层小官，根本没办法到朝中为官。

等到康熙上位的时候，发现若是不懂汉文的话，统治汉人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毕竟汉人人数比较多。所以康熙便开始学习汉文，并且多次到达江南地区了解汉人文化。

从康熙开始，朝廷之中汉人当官的人数也逐渐较多，所以朝堂之上偶尔也会用汉语去汇报国家时政。不过若是谈及到国家机密事件的时候，人们依旧还是会用满语，包括书写当时的国书也依旧还是用满语。比如当年康熙时期曾与俄国签的尼布楚条约，所写的文字都是用满语所编撰，并没有用汉语所书写。

不过康熙在回复汉人的奏折的时会用汉字进行批复——但是康熙的汉语水平都有限，所写的汉字错字还比较多的。后期的康熙对于汉文略有研究，有些大臣的汉字如果书写错字之后，他也会在奏折上进行矫正。

在康熙时代汉语的地位不断的被提升，等到雍正时期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官方语言之一，当时国家所推行的政策都会写成满蒙汉三种版本，包括现在故宫内的牌匾都是进行满汉两种写法。

雍正自幼也就学习汉文，对于汉语有着独特的见解。根据史料记载，当年雍正让乾隆给康熙在圆明园中背诵了一首《爱莲说》，得到了康熙的称赞并且领到了身边培养，由此可见雍正时期，满族人也已经开始普遍的学习汉人文化。

而根据目前现存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当时无论是汉人官员还是满族官员给皇上写的奏折之中不乏有大量的汉字奏折。比如说当年鄂尔泰的奏折上经常使用的都是汉字与雍正交流，而雍正所批复的文字也是使用的汉字，很少见到二者用满文交流。

毕竟汉语文化沉淀时间更长，文字表达句也更准确，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

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原因，从雍正时代满语在清朝国家中的使用力度还有其存在地位开始慢慢的没落。

而等到乾隆统治时期会使用满语的满族人已经不多了，甚至很多满族人连基本的满族文字的读音书写都掌握不准。

在乾隆26年的时候曾发布一个谕旨：

称：“今日理藩院侍班官内有四员，不惟清话生疏，甚至竟不能习者伊等俱系满洲人员，所司又系清字事件，若全然不晓，何以办事?由此而推，则衙门各员不能清话者，当复不少。清话原满洲根本，旗人首当以此为务。倘不专心习学，以至日久生疏，则成何体制”?于是乾隆下令“京察之年，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伊等不循照此保举引见时，留心试问有不能清语者，唯该堂官是问”。

通过乾隆这样的一个推广学习满语的命令，可以看出来当时满清贵族会讲满语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才会下如此强制命令强行的让大家去学习。

而等到后来乾隆更是专门安排了官员去督查满清贵族对于母语的学习情况。

史料记载：“考清语，新满洲、锡伯、蒙古内能够说者、勉强能够应付眼前者、不能者各有别；旧满洲、边军官兵内有会说且能听懂者，索性不能说且不懂者甚众”。

而我们从上面调查结果来看，学习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满语沦落到这种地步，所以此时在朝堂上使用的是汉语。

乾隆之后使用情况：满语几乎在朝堂中消失

乾隆之后满清贵族中学习满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反而更多的人掌握了汉语，包括皇帝对于汉字的认知力都要远超于满族文字的认知力。

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满清对外签订的条约都已经开始写上汉字，足可见得此时满语已经取代了汉语，成为满清朝堂上的主要语言。

而如此来看，连满清皇帝的满语教育都不重视了，满语这个时候用彻底凉凉来说也不为过了。

总结

所以综合的来说，在清朝刚入主中原也就是康熙当皇帝之前，朝堂上讨论一直都是满语。

从康熙开始汉语也开开的进入朝堂之中，等到雍正乾隆时期汉语的使用度普遍有明显提高。

而等到乾隆之后，汉语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常用之语。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使用满语在朝堂讨论的情况了。

夏目历史君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因为可以引出另一个话题。

女真刚入主中原的时候，是讲自己的语言的，但很快就遇到了问题，汉族那么多人，你要管理他们，如何交流？你要强制那么多人学女真话是不现实的，何况女真语言根本不完善，还处于原始状态。

再说女真族有前车之鉴，蒙古族的教训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知道汉族很强大，只有自己积极汉化才能安全地统治他们。

所以从顺治开始，就开始学说汉语了。到康熙时期，朝廷已经有很多汉臣，例如陈廷敬、曹寅（《康熙王朝》魏东亭的原型）等等。满族元老虽然还不会讲汉语，但年轻一代都是认真学过的。

（康熙在用汉语书籍学习）

我说可以引出另一个话题是指，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女真贵族说汉语后，学的又不好，最后说出来的四不像汉语。

女真贵族住在北京内城区，他们学汉语当然是跟着北京人学，所以，他们讲的汉语和北京方言很接近，但也不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话跟普通话极其接近的原因。

但其实他们讲的汉语，和当时的标准汉语差异很大。

例如“街”古汉语更接近“gai”，“斜”古汉语更接近“qi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朗读古诗词发现似乎不押韵的原因。其实本来是押韵的，后人发音变化了，导致后人朗读时不押韵。

由于当时的核心统治者讲的是“变异的普通话”，他们的影响下，很多中层、基层官员也都学着说这种标准语言，慢慢自上而下渗透了几百年，到民国时，全国讲这种“变异普通话”的人占多数。

当时没时间纠正发音，因为国内一片混乱，需要快速整理，所以，语言发音就以这种“变异的普通话”为标准，全国强制推广，就成了现在的标准普通话了。

现在网上还能找到溥仪受审时的录像，很多人看完感慨，溥仪的普通话真标准。这样说话好比，你以A点为圆心，画一个圆，然后感慨，为什么A点这么接近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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