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权社会当中，散发着雄性荷尔蒙魅力的“双雄对峙”戏码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俗语虽有“一山难容二虎”之说，不过这二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又因为什么两不相容等，探讨起来倒真是值得深思的话题。
从前的文学作品多爱憎分明、简单粗暴地直接将敌我双方两相分列，“好人与坏人”刚出场就已一目了然。然而历史上的人性却绝非如此的脸谱化可一言概之，“两不相容”的成因也绝非三言两语就能道清。
当代不少优秀电影作品也基于这样的设定(如《喋血双雄》、《无间道》等等)、为故事中的对峙双方赋予了复杂的人设，这就使角色性格更加趋于真实，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古时候的人性多由个人品格、价值观与志趣等综合而成；志趣相投的个人品格能让两个不同的人成为好友、但类似的共同价值观却也可能令这二人阵前刀剑相向。影视作品中光是一句“下次交手时我必会用尽全力”，就为对峙双方埋下了引人入胜的伏笔：这二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然而在我国历史上，类似的故事却比比皆是，且多堂堂然、毫无什么伏笔与悬念可言。
究其成因，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士人都生活在共同的文化体系之下、具有相同或接相似的人生价值观；一旦政局动荡出现了割据、就会产生大量“各为其主”的敌我状况。
这时候，战争中的两方就不好简单地以“正派反派”区分了；作为史官，在记录相关历史时唯有持中立态度，他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盖棺定论”的事情则只能交给后人。
许多时候，“正派与反派”难有脸谱化的论断
张仪与公孙衍：本应惺惺相惜、却代表彼此阵营大动干戈
在战国末期纵横家驰骋的年代，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张仪连横”的对手劲敌是苏秦，因为《史记》与《战国策》都如此记载。
不过，《史记·张仪列传》的最后却又附有公孙衍列传，太史公司马迁也并无特此作过说明，这就给后世读史者带来了迷惘：《张仪列传》中通篇的合纵者都是苏秦、最后附加的公孙衍却看上去更像是张仪的劲敌，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与张仪对峙的人呢？
所幸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终于解开了这个谜题：苏秦与张仪的活跃时代相差几十年(分别死于公元前284年和310年)，这就好比部分电影里说“黄飞鸿参与过虎门销烟”一样、成了小孩子过家家的事情。这时候再看回《史记》，如果将《张仪列传》里苏秦的部分事迹换为公孙衍、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所以，张仪连横、公孙衍合纵，这才是历史真相。
合纵与连横间的敌我对峙
电视剧《芈月传》就基于这新的历史考据展开故事，剧中张仪的劲敌就是公孙衍。这倒不是编剧们在胡编、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比《张仪列传》更为合理的历史考据。
《芈月传》里的张仪与公孙衍对峙一生也惺惺相惜了一生，实难给谁赋予“好人坏人、正派反派”的论断；电视剧中还给苏秦的合纵行为找了个“明帮五国、实助秦国”的理由，最后、还虚拟了隐退后的张仪与公孙衍坐在一起握酒论故的情节，这也属基于该新历史考据的合理解读吧！
司马迁在《史记·公孙衍列传》里明确指出了公孙衍与张仪均为魏人，由于政见不同，张仪受公孙衍排挤后到了秦国，二人间才开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双雄对峙”。张仪归魏死后，又轮到公孙衍入秦为相，司马迁也记录公孙衍“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五国封相”(实为六国，“五国”一说来自出兵伐秦的五国联军)的故事并无安到苏秦身上；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合纵破连横”的对峙双方正是张仪与公孙衍。
张仪与公孙衍惺惺相惜下的茅舍小聚
基于二人曾共同在魏国争夺相位的故事，司马迁虽说公孙衍“与张仪不善”，不过这却无法否定二人间相互赏识、具有惺惺相惜般的士人价值观，一切干戈都只因双方所处阵营不同。
司马迁所说的“不善”，应是指公孙衍连横攻秦、被张仪化解的故事。《公孙衍列传》记录，公孙衍曾告诉义渠人：“平日无事，秦国会在义渠境内烧杀抢掠，如果某天秦国忽然向你们赠予重金，这就说明秦国出了大事！”公孙衍联合五国伐秦时，秦国谋士陈轸果然建议秦王重金贿赂义渠，义渠君说：“这就是公孙衍所说的大事了吧！“于是起兵袭秦，张仪与公孙衍的对峙高峰正发生在这期间。最后，张仪从六国中没有出兵的齐国入手，凭三寸不烂之舌拆解了齐楚联盟、分化了五国联军，公孙衍的“五国伐秦”惜败于函谷关前。
然而在这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中，人们却始终说不出孰是孰非，这当中的“正邪与矛盾界限”实际上是被模糊虚化了的。
多国纷争中的“五国伐秦”终成一场战争闹剧
陈霸先与王僧辩：曾经的好拍档、争霸战中的死对头
南北朝时江南地区的政权虽更迭多变、不过自东晋宋梁以来，江南之地却一直保持着相对富庶、社会矛盾并未白热化到必须重新一统天下的局面。可惜公元548年时发生了历时四年的“侯景之乱”，这次动乱中不仅政局动荡、江南地区“金瓯一片，无一伤缺”(《梁书》卷38)的富庶局面也被破坏殆尽，社会阶级关系开始产生了严重倾斜。
陈寅恪说“侯景之乱”是梁陈交替之际的一个大变革事件，这是站在隋重新一统天下的角度而言；从历史规律看，没有“侯景之乱”就不会有陈朝、没有陈朝也就不会有陈叔宝“隔江犹唱后庭花“了！
从“侯景之乱”到陈朝的建立，这过程中就出现过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双雄对峙”历史，对峙双方正是陈霸先与王僧辩；如果有这么个从惺惺相惜、到生死对峙的男人故事，这当中的“好基友”非此二人莫属！
曾并肩作战的“好基友”也有生死对峙的可能
在“侯景之乱”中，陈霸先与王僧辩一南一北、配合默契，共同为平乱在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灿烂一笔；王僧辩因此入选《十七史百将传》、陈霸先更是奠定了他的陈朝霸业。如此看来，这两个男人之间说谁是“好人坏人”都是不妥的，他们都是梁元帝萧绎得力的左膀右臂。
二人间的矛盾始于王僧辩拥萧渊明为帝的行为。这萧渊明是梁武帝的侄子，王僧辩认为、他在年纪上显然比“侯景之乱”后即位的孩儿皇帝萧方智(萧绎的儿子)更为合适。可陈霸先就不这么看，他说：“萧渊明不过是北齐的俘虏，由他来当皇帝，梁朝不就是北齐的傀儡政权了？何况萧方智也是你我二人共同拥立的呀！”就因这么点分歧、或许再加上二人间各自的那么点野心，陈霸先与王僧辩终于发生了火拼，火拼的最后胜利者属于陈霸先。
这一胜一败之间，我们仿佛听到了本文开始时提及的那句话：“下次交手时我必会用尽全力！”我们可以据此想象，陈霸先与王僧辩最后对决时，二人的心情必是非常矛盾的、毕竟他们曾亲密无间地合作过、曾为共同的平叛事业携手付出过。
就陈霸先看来，他在对峙前已尽了好友间的道义
史书上里自然只简单记录了事件发生的缘由、经过和结局，不会涉及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然而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对亲密拍档间的对峙确是够让人慨叹的：既无仇也无怨、价值观也近乎一致，如此决裂又是何必呢！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因为陈霸先性格上更为果敢强势、王僧辩遇大事时较为软弱所致，一切都谈不上什么“正邪两立”，这样的双雄对峙也是颇值得当代商业合作者们所深思的！
张世杰与张弘范：同宗同族、二人间的对峙却掀动着王朝序幕
南宋的覆亡一直被认为是汉家王朝的历史分水岭，甚至有后世儒家士人在陆秀夫投海的石块上杜撰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的石刻。这样的石刻自然是出自个人情感而言，历史上的张弘范却非“宋降将”、他父子两代都只是服务于元朝的汉人而已；因为张弘范出生时，“国家”这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元朝，这一点上与生于宋朝的士人们并无差异。
“国家”概念的不同，造成了张世杰与张弘范的对峙成因
张弘范的父亲张柔本是张世杰的族叔，严格说，张世杰才是“投到宋朝的元将”。张世杰年少时曾随张柔“从军杞上”(河北)，后因犯了死罪而逃到宋朝，历史就是如此神奇，最后的宋元大决战就发生在这对堂兄弟之间！
身为宋末三杰之一，张世杰的为人情操自然不容置疑，但史载中的张弘范同样亦非泛泛之辈、而且他自幼师从宋末名儒郝经，在为人言行上也具有跟宋朝儒生般的共同价值观，堪称文武全才的人杰。
这对堂兄弟的首次对峙是在公元1275年的“焦山之战”中，该战虽以宋军败北结束，不过张弘范也因此注意到了“张世杰”这位同宗族兄。颇具深意的是，该战当中张弘范以大火对抗张世杰的铁锁横舟，想不到的是，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同样的对峙双方、同样的战略对阵方式再度呈现，难怪张世杰直呼“天意”了！
“焦山之战”与“崖山之战”中的雷同对峙
之所以说是天意，并不是说张世杰没有吸取“焦山之战”的失败教训；相反地，他早已在铁锁连环的战船上涂抹了泥巴以防大火、而且当时为北风劲吹的正月季节，位于南方出海口处的张弘范也难以再采取火攻方式。
想不到的是，在战争胶着的关键时刻，海上竟因热带气旋的出现转刮巨大的南风。海浪由南向北持续涌动冲击着宋军战船、加上有利于元军火攻的南风相助，战场形势因此发生了逆转，这就是张世杰所哀叹的“天意”！
对于张世杰这族兄，张弘范一直都持钦佩欣赏的态度，“招降”一直是他的首选战争策略。无奈二人均世受儒礼熏陶，一样的士人价值观、不一样的对峙阵营，这就形成“针尖对麦芒”的态势、大战势在必行！倘使没有这些历史因素，针尖与麦芒何尝不会“哥两好”呢？
从宋朝与元朝的各自角度看，张世杰与张弘范都是史册上的名将，二人间掀动着王朝序幕的战争对峙，实际上也难以用正邪两立来评述。
当代的崖山石刻其实也已模糊了这段历史中的正邪界限
“忠臣不事二主”下的价值观与历史悲剧的反思
在古代礼教思想下，“忠臣不事二主”其实是不能“一脚踏两船”之意，否则这跟“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就会自相矛盾。对于君权思想，古人们虽也有正义性、合法性、道德性上的自我判断，当这一切发生在乱世当中时，所谓“成王败寇”、士人们确实也难以事先判断谁是王、谁是寇，一切就只能依个人的境遇与偏好而为。
从价值观上看，处于不同阵营的人、其价值观多半还是一致的，比如都有着“宁为节亡、绝不屈膝”的傲骨，根据论断主体的不同，这当中或许会存在“愚忠”这样的评述、但“奸臣、贰臣”之类字眼却绝不会落在忠臣身上。古时候白起对峙赵括、张仪对峙公孙衍、诸葛亮对峙周瑜和司马懿……如此种种，无论是战争对峙还是战略对峙，这当中的敌对双方确实无法单以忠奸正邪来论断。
之所以挑选了张仪与公孙衍、陈霸先与王僧辩、张世杰与张弘范来谈论这样的对峙，是因为这三者分别代表了”双雄对峙“的三大主因：所事的主有别、所为的目标有别、所忠的君有别。
如此化对峙为欢乐和谐的竞技方式才是皆大欢喜呀
除此之外、历史上的这些对峙双方其实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背地里是相互仰慕的，”相爱相杀“正是乱世中带来的巨大悲剧。“战国、三国、南北朝、隋末、五代十国”时期、宋金辽夏、宋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我们从以上乱世当中都能找到许多双雄对峙的例子，战争因男人间的雄性荷尔蒙充满了壮烈杀气，却也为中华大地带来了“万骨枯”的哀荣。
在小孩子们看来，“打仗”是因为有好人和坏人；当他们长大后发现并非如此时，理解历史上的“大一统”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只有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才能最大程度去规避这种正邪难辨的对峙战争、才能发挥共同价值观下的最强社会意义。当代大量涌现的反战题材、双雄对峙题材文艺作品，其实都是基于以上历史悲剧的反思。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以史为鉴的意义又在于“规避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从浩如瀚海的古代典籍中阅读过这么多东西后，是否就能做到“以史为鉴”、让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再有对峙、所有事物都能平和共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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