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清廷為何會戰敗,兩國海軍之間的差距在哪?

觀景說史


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 “國運對賭”的戰爭,這一場看似清政府必勝之戰,卻輸得一塌糊塗,儘管清政府已經擁有北洋水師這樣亞洲第一的海軍,而這對於清政府來講,卻是一場從一開始就註定會敗 的戰爭。

兩國建立海軍根本目的不同

  • 清政府的海軍與日本的海軍幾乎同時代而建立,在同一歷史背景下,最初的動機、前期準備工作:如設廠造船,培養人才、購買戰艦等都有許多 相似之處,但兩國的戰略目的卻差異明顯。

▲北洋水師定遠號鐵甲艦模型

  • 清政府建立海軍的目的是:“自強、御海,欲與洋人爭衡”,保國家,守疆土,維護清朝的統治。其實就是一方面抵禦侵略,保衛海域,另一方面鎮壓國內反抗勢力。其三:執行清政府海外使命,保衛藩國。清政府建立海軍的最大目的就防禦日本,但是卻並沒有制定積極的防禦方針,甚至在甲午海戰中採取了消極防禦的策略。

  • 日本方面:從明治維新開始,就已經明確了遠大的海軍戰略目標,1868年,開始推行“武國”方針,對外擴張的基本國策。4月明治天皇發表了《御筆信》宣稱“日本乃萬國之本”,表明了海外擴張目的。1870年,日本確立了20年內擁有軍艦200艘,常備軍25000人的目標。

▲日本確立的對外擴張目標

相同成長週期的海軍,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成長結果

  • 清政府建立海軍但是卻並不清楚 建海軍的目標,也不知道要將海軍建成什麼樣。清朝的海軍從洋務運動中興起,到1888年成立北洋海軍時,經歷了20年的成長週期,此時已經擁有鐵甲、快船等大小艦艇25艘,其實力居於亞洲第一,遠超日本。

  • 北洋水量擁有2000噸級以上的戰艦7艘,共2.7萬噸,是日本的2倍多。然而自北洋水師建成後,就再未增加一艘軍艦,清政府上下勾心鬥角,並不傾盡全力建造北洋水師,還將軍費挪做他用,其中用於修建園林的經費就達1300萬兩之多。而當時買這7艘軍艦才花了778萬兩,而如果將這1300萬兩也用於購買軍艦,那麼北洋水師的實力至少將會再增大2倍。

▲甲午海戰紀念館保陳列品

  • 日本方面,1870年就明確提出需要建設一支裝配精良,配備超過英國的海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提出了“八年計劃”花2664萬日元增加大小艦、魚雷艇32艘。為此,日本將菸酒業的所有稅收全部用作軍費開支,為了籌集軍費,日本發行海軍公債,甚至皇室都節衣縮食,發動全國的貴族、富豪捐款。並下令政府官員的薪酬的10分之1作為海軍軍費。

  • 在日本各政界、社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在甲午海戰前已經擁有軍艦31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63373噸,以及6艘排水量33330噸的軍艦和2艘入排水量為165噸的魚雷艇在製造中。

▲北洋水師“致遠艦”

兩國在如何使用海軍上的看法不同,清政府將“制海權”拱手相讓

在海軍的使用上要麼進攻,要麼防守,其根本目的就是制海權,取採什麼樣的攻勢決定了能否奪取制海權。

  • 清政府對於制海權完全沒有概念,包擴李鴻章在內,對海軍的定義都只是在“守”上,可以保衛領土就可以了,並不需要主動出擊。在豐島海戰時,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10艘戰艦主動出擊,而李鴻章卻讓他掌握好進退時機,以保船為上。儘管李鴻章手下有不少官員主張將守勢改為攻勢,甚至文官都提出:兩國交戰,誰掌握“制海權”誰就掌握勝利,但是這些建議都沒有被李鴻章採納,而是採取了消極的避戰保船的策略。

▲甲午戰爭前中日衝突政策

  • 日本方面提出了“作戰大方針”,第一:如果海戰勝利,掌握黃海制海權後,陸軍直接攻入北京。第二:如果海戰失敗,則退守平壤,艦隊維護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以方便陸軍增兵。第三:如果海戰失敗,制海權被清政府所得,則全部撤軍到朝鮮。由此可見,日本認為這場戰爭的關鍵是誰取得了制海權。兩國的文化差異導致了海戰發生的必然

  • 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祖先在創造文字的時,就主張“止戈為武”、“大兵無創”,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軍事境界。數千年來對和平的追求,也讓中國習慣以防為主,例如萬里長城就是防禦的標誌建築。在大部分歷史的長河裡,中國都以這種防禦思想將人民帶向了和平繁榮,鄰里和睦的關係。然而到了19世紀,清政府並沒有將防禦政策繼承併發揚光大,而是變得保守和僵化。

▲威海衛基地布放圖

  • 中國背靠高原草原,東臨大海,地理空間廣闊,物質資源豐富,能夠實現自給自足,使中國形成了重農輕商,以手工業和農業為主的社會結構。使人們形成了小富即安的想法,無心海洋,也使中國邊防一直不重視海防,形成了重土而輕洋的觀念。晚清政府對於來自海洋的危險反應十分被動,當發生海上戰爭的時候,想的是海防而不是海權,也不重視研究西方海軍的戰術,對於海軍戰略缺乏充分的認識。

  • 日本是一個島國,孤立的經濟體,空間狹小,資源有限,決定了其向外尋求資源的對外依賴性,形成了向外擴張的進取意識。島國的地理位置使日本需要獲得海權的安全感,所以日本產生了強烈的海上進取意識。

▲日本明治天皇像

  • 對於海外的需求,日本明治天皇將強兵作為富國的前提,把大力發展海軍作為第一要務,在這種思想上,日本建成了進攻型的海軍,以控制海上霸權而控制東亞甚至世界。

對於甲午海戰前30年,清政府與日本處於相同的位置,對於兩國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並存。此時世界的海軍都處於從帆船向蒸汽船、鐵甲船過渡的時候。而海軍的實力建設取決於統治集團的眼光和素質。

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間,清朝也曾抓住了機會,建設了海軍,並取得很好成績,曾一度領先於日本。然而最終清政府的腐朽墮落、目光短淺,錯失了百年難遇的機會,掣肘海軍的發展,使得清政府海軍底氣不足,趨向被動軟弱的防守。

所以中日甲午海戰的失敗,看似偶然,其實必然。

《明治文化集》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

《日本海軍史》

《李鴻章.寄丁提督》


雨霽視角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有很多的原因,以下我總結一下:

一、制度問題

當時的清朝還是屬於封建制度,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後,日本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在制度上已經領先清朝。(別問我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領先封建制度,歷史學家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得出的結論)

二、思維問題

清朝固有的大國主義思想,完全沒將日本放在眼裡。過於低估對手。

三、領導人的問題

電視劇《走向共和》就有一個鏡頭,講的是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的飲食場景,在劇中明治天皇為了省錢買軍艦,一天只吃一頓;而作為清朝的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一頓飯一百多個菜還嫌不夠。清朝的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四、後勤問題

玩過《紅色警戒》類型的遊戲的人,都瞭解戰爭主要打的是錢糧。作為清朝來講,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資源都秒殺日本,但是當時主要資金用在哪裡呢?不是經濟建設,也不是擴軍備戰,而是用在了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據記載,慈禧六十大壽,清廷撥出三千萬兩的白銀作為專項資金(就拿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號來說,才話費白銀140餘萬),如果全拿來買軍艦,可以購買20多艘旗艦,可惜只是如果了。

“朕茲省內廷之費,6年期間每年撥下30萬日元,並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況外,在同一期間,納其薪俸1/10,以資補足造新式軍艦之費。”

以上是明治天皇下的詔書,作為戰爭的另一方日本來說,他們從上到下開始節衣縮食,用來購買軍艦。

五、動員問題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在戰爭開始前後就已經通過一系列的方式來動員全體國民。(如天皇身體力行,每天只吃一頓飯;將宣揚對清朝的仇恨)

而清朝這邊無論是戰爭開始前沒有準備,到戰爭開始後也沒能動用全體人民。

六、軍力對比

很多人估計還以為清朝在軍艦方面還領先日本,其實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海軍已經擁有了31艘軍艦和24艘水雷艇。而北洋水師這邊大小軍艦共有25艘。很明顯在戰爭開始前,軍艦實力已落後於日本。以下是開戰後的力量對比(來源於百度百科和論文《甲午戰爭中日傷亡比較分析》)。

(二)組織制度

日本的軍事制度和組織形式學習德國,已處於近代化。而清方還處於封建軍事模式。

七、準備方面

日方組織甲午戰爭已經多年,而中方一直未做準備;戰爭開始時,日方不宣而戰,以有備攻無備,已經在開局佔了上風。

八、間諜活動

從1881年,日本特務機關“玄洋社”成立以來,就開始派人到清朝從事間諜行動(以開“樂善堂”藥店作為掩護),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岸田吟香、荒偉精、根津一等。這些間諜的主要任務就是調查關塞要衝、人情鄉俗、風土氣候、交通運輸、農工商物資等等。甚至詳細到了每個村莊有多少人,多少口水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方做到了。

九、宣傳攻勢

整個中日甲午戰爭,日方對清朝民間的宣傳基調是“推翻滿洲,恢復華夏”。在給西方的報紙中,日方做了很多新聞策劃,主要是怎麼優待俘虜,如何照看百姓等等。


帶志逐夢


甲午戰爭之前北洋水師一直號稱亞洲第一,可在甲午戰爭中卻敗給了日本海軍。

其實日本的海軍幾乎是和北洋水師同時創建,但倆邊的發展境況卻不相同,最終導致日本海軍超越了北洋水師,成為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於是也效仿外國建立自己的海軍。北洋水師建成後,被西方評價為“亞洲第一”,但由於清政府的國家制度沒有改變,官場中派系林立,導致北洋水師的軍費一直沒能完全兌付,失去了升級改造的機會。最為嚴重的是,慈禧太后在國家危難之時,花巨資搞萬壽慶典,甚至不惜挪用軍費,使得北洋水師的彈藥都都不夠用。而在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國力大大加強。日本在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後”大量接受歐美的先進思想,通過開設銀行、發行國債等措施提搞國力,並且花費大量軍費提高軍事力量。甲午戰爭時日本已經對戰艦進行了大量的升級,裝備了許多先進武器。而北洋水師還是老樣子 ,在軍費缺乏的情況下,沒能升級戰艦。讓一個老人,還是長期缺營養的老人,去打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他怎麼會打的過。




小逗一把


都知道1895年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清政府與日本在海上打了一仗,結果是清政府戰敗。那麼為什麼清政府會戰敗呢?我認為有以下原因。


1,戰前準備不一樣(清政府壓根沒準備,而日本則謀劃了十幾年)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自己壯大之後日本就很膨脹,想要侵略中國,攻佔印度,稱霸亞洲。所以侵略佔領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就有了“大陸政策”,1887年,日本就制定出了《清國征討方略》。在甲午戰爭前幾年,日本的軍費開支都很高,天皇也帶頭捐款,受到天皇感召,日本全國上下都很支持這場戰爭,一年下來全國都有一百多萬元的捐款。其間,日本也做了充足的戰爭準備,日本往中國派了大量的間諜,繪製了十分精確的地圖。

反觀中國,國防建設反而鬆弛了,自中法戰爭後,中國有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時期,和列強關係相對緩和。但是,清政府卻因此而放鬆了國防建設,戰爭前幾年,清朝就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開支,1888年以後清朝就沒有買過軍艦了,1891年連海軍器械彈藥費都不給了。


2,戰略制定差距巨大。

日本在戰爭前就制定充足的策略,制定了陸海軍協同的“作戰大方針”,其戰略目標是在中國直隸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打敗清軍,壓迫清朝屈服。認為能否達此目標,關鍵在於海軍作戰之勝負。為此,提出了兩期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一部進入朝鮮,以牽制清軍;海軍則尋機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迅速奪取黃海制海權。爾後作戰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如海軍取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便由渤海灣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如海上決戰勝負未分,則以艦隊控制朝鮮海峽,協助陸軍主力佔領整個朝鮮;如艦隊決戰失敗,制海權歸於中國,則以陸軍主力實行本土防禦,海軍守衛本土沿海。並以爭取實現第一案為基本戰略方針。

而中國之變,在戰爭之前完全沒有準備,戰爭開啟後只能倉促應戰,戰略上也落後日本,完全沒有海陸軍協同的概念,實行的也是海防陸攻的作戰方針。


3,裝備上落後。

在甲午中日戰爭時期,清軍三千噸以上軍艦兩艘,三千噸以下軍艦十艘,日本三千噸以上軍艦八艘,三千噸以下軍艦四艘。而北洋軍又因為長期未購買過軍艦,軍艦也長期缺乏養護,性能不佳,當時北洋軍軍艦有效射程不足三千米。而日本軍艦不僅為新式軍艦,有效射程可達五千米,還裝了新式速射炮。

總體來講,其實裝備上的劣勢反而是最小,我們最大不足就是在人以及制度的方面,留下這百年的哀嘆。


還是有故事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

意識問題,清政府當時清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楨、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朝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

戰略問題,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挑起這場戰爭之前,制定了海陸軍統籌兼顧的“作戰大方針”。其戰略目標是在中國直隸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打敗清軍,壓迫清朝屈服。認為能否達此目標,關鍵在於海軍作戰之勝負。反觀中國方面,戰前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由於統治集團主戰、主和意見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並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實際上是實行海守陸攻的作戰方針。從戰略規劃方面,日本就已經拔了頭籌。

將相不和,光緒帝恩師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為了限制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權利,清流派奏請光緒帝,調來了和李鴻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李秉衡,遼寧人,和翁同龢是摯友,亦屬於清流言官,甲午戰爭時期,處處和李鴻章作對,各種奇葩的藉口不發援軍,以至於劉公島成為一座孤島,在經歷了悲壯的抵抗後,最終陷落。隨著對戰爭研究的深入,現在的結論是當時的中國人缺乏勇氣是輸掉戰爭的主要原因。中國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在總結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時深刻地指出:“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戰爭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證,以至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壯烈的謳歌,在這個殘酷事實面前皆成了蒼白無力的開脫。”

當代人把勇氣定義為:人們面對未知事物、困難、危險、災難、強權、敵對力量等種種不利因素和挑戰,勇於接近和認知,敢於戰勝或消除的精神狀態。一個人勇氣的大小,除一定的先天因素外,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主要是人所處國家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大環境”和學習、工作、生活的 “小環境”等各種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戰爭能夠直接反映人的勇氣,也能直接證明勇氣對戰局和戰爭結果的巨大影響。從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當時的情況看,與其說是戰爭雙方國力、武器裝備和兵員的比拼,不如說是戰爭雙方勇氣的較量。

兩軍開戰,短兵相接,在戰場上人的因素亦即前線官兵的素質特別是心理素質將上升到第一位,清軍缺乏勇氣是輸掉戰爭的主因。

有了堅船利炮是否就一定能夠戰勝外敵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又給中國人上了永世難忘的一課。最新研究結果表明,當時中國的整個國勢並不比日本弱,北洋水師則堪稱亞洲第一,艦隊的規模和艦艇的防護能力、火力及航速等均超過日本艦隊,“鎮遠”、“定遠”兩艘戰艦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鐵甲艦。此外,這支艦隊在其建立之初即參照西方列強海軍規制,制定了一套較為嚴密的規程,其組織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且非常嚴格的要求。艦隊的訓練也十分刻苦,而且官兵完全按英國海軍訓練標準進行訓練並長期由英國人琅威理任“總教習”,甚至“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瞭然”,以確保充分發揮軍艦的作戰效能和艦隊指揮的有效性、準確性。戰前李鴻章還校閱北洋海軍後奏稱:“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極奇奧。”“於駛行之際,擊穹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併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可是,就是這樣一支由30多艘艦艇組成的強大艦隊,被日本艦隊全殲。而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是,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海軍沒有一艘軍艦被擊沉,開了“零傷亡”之先河。一百多年來,學界、軍界總結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還是圍繞腐敗無能、軍費挪用、體制障礙、機制不靈、指揮失誤等“人”之外的因素進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幾乎無以復加,結論基本上都是“這是一支還沒開炮就已經全軍覆沒的海軍”。

當然,腐敗等問題是造成北洋水師覆滅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問題是,北洋水師官兵普遍缺乏勇氣。如黃海海戰是一場典型的海上遭遇戰,也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一次主力決戰,遭遇戰往往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儘管有鄧世昌等少數“管帶”率水兵奮勇戰鬥並將負傷的軍艦全速撞向敵艦的壯舉,但大多數艦艇上的官兵,只聽過訓練時自己軍艦上的炮響,沒見過敵人的炮彈在自己的甲板上近距離爆炸,這是海戰中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北洋艦隊官兵卻不能承受,本來不足的勇氣此時便所剩無幾。接下來北洋艦隊陣腳大亂,艦隊無法統一指揮,不能發揮整體效能,出現了各自為戰或競相逃跑的致命危險,此時日本艦隊便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圍殲或追殺了,問題就這麼簡單。在後來的威海衛之戰中,戰事基本上是日本艦艇拼命衝殺,北洋水師艦艇拼命逃跑。如“同是魚雷艇,我方管帶王平等人駕艇冒死衝出港外爭相逃命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率艇冒死衝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甲午戰爭充分說明了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過人去實現,人如果沒有勇氣,即便是訓練有素,再先進的武器也發揮不出效用。對戰場上的官兵來說是這樣,對滿腹經綸、才高八斗、城府極深、精通為官之道的李鴻章等也是這樣,他的怯戰思想和情緒不但直接動搖了朝廷的戰爭信心和意志,也像瘟疫一樣在他自己一手創建的北洋水師傳染,以致到了戰時絕大多數官兵都毫無鬥志,數量龐大的北洋艦隊也就失去了戰鬥力。

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當時朝野上下自信心喪失殆盡,也使整個清朝軍隊完全喪失了勇氣,空前的、天文數字般的鉅額賠款和臺灣等地的割讓,不但使中國國力元氣大傷,還在中華民族的心靈投下了至今揮之不去的陰影,民族自卑被深深植入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吉林大學教授李曉博士在2004年曾說:“當時的(110年前)日本人對中國還有一種敬畏感,而這種敬畏感在甲午戰爭後蕩然無存。在這之後,‘支那人’徹底變成了一種汙辱性稱號。” 甲午戰爭後還出現了僅2000人的八國聯軍,未等後續部隊到達就敢面對十數萬清軍的圍追堵截,從天津租界向中國首都北京攻擊前進的“咄咄怪事”。而這種“怪事”一直延續到抗戰初期,沒有勇氣的中國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充分證明了勇氣對一支軍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著多麼重要,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把增強我國人民特別是我軍官兵的勇氣,作為我國國防建設的重要一環常抓不懈。


zeng微塵


其實當時中國還有南洋水師、福建水師,長江水師~但是他們都沒參與甲午海戰!只有廣東李鴻章的弟弟派了三艘戰艦來協助!甲午戰敗還去問日本人要,日本人也沒給。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跟日本人打仗他們都認為那是李鴻章的事,跟自己無關!清末官場個個派系甚至快要形成了軍閥……恨不得你李鴻章全軍覆沒,那北洋水師就如李鴻章的私人武裝一樣!

洋務運動開始後已然有起色,國力不斷增強!中日之間戰爭也是雙方對賭國運!日本人也沒把握贏!打到最後日本都快打不下去了!

從軍力來說日本的速射炮是佔優勢的!對比一下新中國後南沙海戰!就是在南海跟越南人打的!我們是贏了,越南當時就是鉅艦,轉向速度都很慢,我們小而靈活,又都是速射炮!

其實是若是集全國海上軍艦全戰之~日本人未必贏……但是清政府日落西山,人心不齊……


桃花一九二七年秋


戰敗是必然的,這是大勢所趨。清朝還處在農耕社會,洋務運動作用有限,而日本自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政治改革、發展工業、全盤西化等等。中日甲午戰爭,與其說是日本的勝利,不如說是新興資本主義工業國對封建農業國的勝利。

說到海戰,北洋艦隊時稱亞洲第一艦隊,論噸位和表面實力強於日本艦隊,但是在戰術、指揮、訓練、裝備、射速等全方面落後。中日甲午海戰的失敗,不只是作戰的失敗,更是全方位失敗。北洋艦隊長期經費匱乏,老佛爺修園子有銀子,艦隊沒有銀兩購進新艦、保養老艦、更新艦炮、補給炮彈,相比日本全國勒緊褲腰帶全力發展海軍,實在是諷刺。這是日本人一貫的冒險搏命又一次成功。


我是一個路過的歷史宅


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僅是軍事層面的落後導致的,北洋海軍儘管被描述為軍隊紀律差,士氣不振等等,但是總體戰鬥力其實並不比日本海軍差。

要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錢,甲午海戰也不例外。

清朝籌備軍費的方法是戶部撥款(財政撥款),地方捐輸,賣官鬻爵籌錢,方法落後,最終籌集到的軍費非常有限。

而日本明治維新,資本主義改革較為徹底,學習了西方金融運作那一套,成立中央銀行,發行國債、戰爭債等等來融資,用未來的錢充做現在的軍費,在這一點上就完勝清廷。

因此甲午海戰的失敗是兩個體制先進性的體現,幾乎是必然的。


三天打餘


上層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籌備差距太大

戰爭之前,日本人籌備了十幾年,而清政府一直不認為能打起來,甚至不認為日本人敢打,清政府的高層和日本人關係並不差。

戰鬥意志,日本人全力以赴,勢在必得,而清軍,只有少數人孤單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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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海軍經費情形

1891年(光緒十七年),李鴻章偕張曜第一次校閱北洋海軍,事後在校閱奏報中寫道:

 “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軍。臣鴻章職任北洋,尤責無旁貸。自經此次校閱之後,惟當嚴加申儆,以期日進精強。”

時隔三年,1894年,李鴻章偕定安第二次校閱北洋海軍,李鴻章在奏報中又說;

  “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及臺塢等工,一律堅固。”

海軍編練如此日益精進,技藝純熟,豈有不堪一戰之理?光緒帝正是根據李鴻章有關北洋海軍實際戰力的奏報作出對日作戰的決策的。翁同龢也認為李鴻章:

“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憨,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中國講究武備近三十年,以中視西,或未可輕敵,以剿倭奴,足操勝算。”

所以,他堅決“佐少主”,支持光緒帝主戰。但意想不到的是海軍如此不堪一戰。

“光緒帝以海軍成績既大有可觀,當日人之挑釁,何至不能一戰而徒留為陳設品?乃允翁同龢輩之請而宣戰,實賴鴻章所經營而日進精強之軍備耳。”

中日交戰的結果證明,國家花了幾千萬兩銀子交由李鴻章編練的北洋海軍只是個擺擺樣子的陳設品,兵非精練,將吏貪腐,焉能不敗?但李鴻章的親信僚屬為了推卸戰敗的責任,硬是把它歸咎於翁同龢等人的主戰行動,說甲午中國對日作戰“淆於亂鬨,輕於一擲”。說甲午戰敗是因為翁同龢利用戶部尚書職權“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有人藉此發揮,指責翁同龢:

“不僅以部款支絀為由,奏請海軍停購船械兩年,即使彈藥的補充,亦多方予以限制。”

停購外洋船械這條意見最先是由戶部主事陳熾(用潔)提出來的,在戶部堂員會議上討論時,福錕、翁同龢等堂官是同意了,最後經諭旨批准。毋庸違言,福錕、翁同龢等堂官因鄭州黃河決口籌款困難而奏請停購外洋船械是一種短視行為,是對國家安危掉以輕心,極不負責任,因而是不能肯定的。

“以軍費掣肘導致戰敗”之說

在海防事例停開的兩年中,戶部還是為海軍籌撥了大量銀款。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檔·醇王府檔記,翁同龢在一份奏報中說:

“海軍所規劃者,籌邊之要策也。臣部苟有餘財,必當力補海軍之不足;海軍苟無急用,亦當深體臣部之為難。雖雲各有司存,實則同舟共濟。”

中日朝鮮問題爭端發生後,李鴻章電奏要定購快船,戶部立即撥銀200萬兩,翁同龢還一再電詢李鴻章“價值敷否?”據《光緒朝東華錄(三)》所記,翁同龢在給光緒帝的另一份奏摺中說:

“海防吃緊,需餉浩繁,前經臣部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募勇購船各案內撥銀250萬兩,嗣又約提銀400萬兩”。

 即使在甲午戰爭時,當時北洋經費也並不“奇缺”。1895年2月,李鴻章赴日議和,王文韶代理其職時,李氏向王氏“列冊交代,有淮軍銀錢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據《梁燕孫年譜(上)》所記,王氏說,“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而積存”。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說:

“不能以此推諉翁同龢之掣肘及任何主戰之人也”。

翁同龢“以軍費掣肘李鴻章造成戰敗”的說法不能成立。以軍費掣肘李鴻章,造成戰敗的真正罪魁禍首不是翁同龢,而是慈禧,莊練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中)》則說“海軍戰敗,究其原因,慈禧的徇私害公,挪用海軍經費以建造頤和園(據有關資料載,挪用銀約1300多萬兩)這才是罪魁禍首。”

“為兄長報仇”說

李鴻章的親信僚屬不能指責福錕等滿族權貴,而把矛頭直接指向翁同龢。認為翁同龢之所以利用戶部尚書職權在經費上卡扣李鴻章是“公報私仇”,是為其兄長翁同書被參劾革逮報仇。說是參劾翁同龢的摺子出自李鴻章之手。李氏當時是曾國藩的幕僚,此折系李氏代曾國藩草擬,深得曾氏的賞識。翁同龢一直認為其兄長是蒙冤受屈,引為大恨。但他經過了解,認為這道參折並不出自李鴻章之手,而系安徽合肥文人徐子苓(毅甫)所為。《翁同龢日記》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記著:

“得徐毅甫詩集,讀之,必傳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舉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壽春舊事……彈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貽湘鄉之作也。”

梁啟超在《四十年來中國大事記——李鴻章》一書中分析:

“至其(指李鴻章)所以失敗之故,由於群議之掣肘者之半,由於李鴻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於用人不當者半,由於見識不明者亦半。彼其當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時,自視甚高,覺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將故吏,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佈滿要津,委以重任,不暇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機僨事,貽誤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練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籌餉而不知有餉之本原,故枝枝節節終無所成,此又其一因也。”“海軍不免塗飾耳目,此精神不如人(日本)”。“淮軍駐津者,兵勇雖來自田間,而逸樂已久,不甘勞苦,從未見仗”。其宿將“因承平日久,買田園,置宅第,左狡童,右豔妾,金玉錦繡,狗馬聲色,早已頹廢不能領兵打仗”。

王闓運說:

“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戰守之師,望風而潰,必有由焉,不可仍以軍械,船砲論也。”

據吳汝綸《李文忠公事略》記載,王闓運在致李鴻章信中進一步指出:

“不戰而敗,敗而求和,誰使為之?豈非海淮諸軍之故哉?兵法責元帥,無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

據《澗於集》一書記,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則說

“合肥……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

劉原生在《張謇傳記》中說:李鴻章

“開始主和避戰,繼而避戰求和,待到和戰兩無辦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他京官中主戰者,以為委卸責任的地步”。

軍隊的腐朽,將領的貪鄙,李鴻章治軍不嚴、主和避戰、避戰求和,是導致中國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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