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刚刚“封国”的那段时间，喜爱歌舞的意大利人将他们平日里的露天音乐会搬到阳台上举行。钢琴、小提琴、小号的演奏，混杂着锅碗瓢盆的叮叮当当声。而现在，浪漫的意大利人也停止了歌唱。取而代之的，是3月20日晚上8:45响起的教堂钟声。
那一刻，小镇上的人们都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为这次在疫情中离世的人们点上蜡烛，默默地哀悼。3月18日晚，70辆军车开进贝加莫，带走市内公墓和殡葬业无力承担后事的新冠死者遗体，带他们去往他乡安葬或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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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意大利防疫人员在比萨斜塔附近消毒。
埃博拉虽然致死率高，但它不像呼吸系统传染病——只要病人呼吸或咳嗽就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别人。而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不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更因为它是一种未知的新病毒，所以是真正可怕的疾病。
迟来的警报
1月23日武汉“封城”，这是现代防疫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WHO对本次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宣布太迟了，这毫无疑问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决定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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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
欧洲构建着自己的马奇诺防线，病毒则从背后绕过。当2月14日，意大利一位与中国无直接联系的本土“1号病人”马蒂亚（Mattia）先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欧洲疫情蔓延也拉开序幕。
迎战未知
从2月14日第一次就医，直到20日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马蒂亚一直被当做常规流感和肺炎治疗，错失宝贵时机。仅三次就医过程，他直接感染了自己的多位亲朋、社区传播大范围扩散。事后，意大利总理孔特承认接收马蒂亚的医院早期工作出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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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意大利医护人员正在抢救新冠肺炎患者。
与医院应对方案逐步推进对应的，是各国的社会管控措施在矛盾中调整。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大多数意大利人初识新冠一个月的心情，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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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防疫人员在周五礼拜前为清真寺消毒。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医学进步非常快，欧洲政府大量投资。但相比于传统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有效的前提是需要知道敌人是谁。一旦遭遇未知疾病，预防医学的迟缓性和风险性就非常高。
疫情发生后，美国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与拜登发生了一场辩论。桑德斯批评美国的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呼吁实施全民健保，拜登则表示，意大利就是最好的反例——免费医疗照样崩溃。美国与意大利，分别是医疗资源较好的发达国家中市场化医疗与全民健保的典型代表，同时陷入困境，问题不在简单的医疗资源“充沛”与否，或是运营方式，而是关乎整体医疗思路和体系建设。
科学能否拯救
3月16日开始，约翰逊政府在隔离、检测、停止商业活动等一系列方面宣布收紧政策，到3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学校。人们在问：英国放弃了自己的“淡定”，或者终于“幡然醒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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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乘坐地铁通勤的伦敦民众。
如果将干预政策分为三类：不干预、完全隔离、减少社会互动，那么所有欧洲国家选择的都是最后一种。他认为荷兰采取策略实际上不晚，早于其他欧洲国家，但荷兰也只是疫情传播较意大利晚了18天，否则一系列措施无效的话，荷兰最终将陷入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相同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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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新加坡市一名通勤途中戴着口罩做防护的年轻女性。
英国推出其策略后，英国免疫学会会长联合多位知名学者质疑政府策略。英国的策略关键在于时机的细微调控，以取得收益平衡，但何为“好时机”？不同的数据模型有不同的结果。眼下，决策所仰赖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都还是不确定的，例如德国与意大利的死亡率相差达28倍，无论再怎样考虑人口老龄化、医疗水平的不同，这其中也一定有数据统计方式差别和误差的原因。
检测方面，因为各国重点检测对象不同，相关数据也差别较大。一些更根本的数据还没有，陈铮鸣举例，英国正在尝试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健康人群，因为只有把大量的感染后又自愈的人进入统计，才可能真正调查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模式。
至于科学真正的“解药”——疫苗，据一般观点，至少还要等到明年年中。
风险社会
现在统计上仍呈相对空白的非洲、东南亚、拉美，很可能因为检测与统计的问题而被忽视。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便利之外，极大地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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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美国波士顿一居民到育儿所接孩子，由于疫情，育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少，都被接回家照顾。
美国在1月末停航中国，客观而言很理性。但现在推算，美国的社区传播始于更早，这种形势下，停航后美国国内的隔离、检测未能跟进。两国停航之时，中国与其他各国交通依旧，美国也未有效应对旅客输入，最终沦陷。
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治，人们不应受限于在医疗系统内部分配有限资源的思维，而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量。我们要建设高效的疾病监测系统。病毒无国界，传染病大流行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建立多边的迅速有效的国际协作和反应机制也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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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员在华盛顿举行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发布会。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全球性危机的解决，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决。这次疫情中，拒绝协作的国家已经交了学费。陈希告诉本刊，检测是美国命门，其决定疫情数据的准确性，之后所有的建模、分析、政策均以此为基础。美国的重大失误是——拒绝使用德国研制的成熟的检测试纸，过于遵循本国标准，但自研的试纸直至今天仍有瑕疵，只能仓促投用，产量和分配始终短缺。
哈蒙德教授说，历史地看，也不必全然悲观，“尽管大流行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社会是有弹性的。危机之后，人们有能力恢复正常生活。例如，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伴随其后的却是‘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社会空前繁荣，文化充满活力。”《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已经以本次新冠疫情作为新的历史纪元分界点——历史将会被分成新冠以前和新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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