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白帝託孤之後，諸葛亮正式接掌巴蜀，開啟屬於他的時代，三國志載：諸葛亮之為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從這段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丞相好刑名之術，力行依法治國，特別是劉備初佔巴蜀時候，重臣法正提出了異議。看到諸葛亮制定律歷如此嚴苛的時候，法正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法正說：“當初高祖劉邦攻佔咸陽的時候，約法三章，如此才能夠讓秦朝百姓對他感恩戴德。《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載，諸葛亮的回答是這樣：“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諸葛亮的法治政策，使得蜀國移風易俗，彌合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隔閡，整合了這個國家凝聚力。
曹操在建安十九年《以高柔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首創科，日後《魏律》以曹操諸科為主要藍本，曹操本人也曾因其馬入麥中，犯自己訂立的“士卒無敗麥，犯者死”，議罪的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曹操拒絕，認為：“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便引劍割發。
曹魏政權，構成因素較為複雜，在曹操期間，一直打壓豪強，抑制世族地主階級，簡拔寒族子弟，後來只是曹丕威望不夠才開始推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與世族集團（後來的門閥集團）勾連，導致法治未能延續，這也是形勢所趨。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終年六十六歲，他的遺囑：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諸葛亮與曹操的官銜和地位也非常相似。曹操官拜丞相，領冀州牧，諸葛亮官拜丞相，領益州牧。蜀魏兩國國情不同，卻走著相同的法治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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