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熟悉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光辉事迹，甚至看过相关爱国电影的朋友，相信会对这位英国人刻骨铭心：鸦片战争的亲手挑起者，第一个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人。
也正是从此刻起，还在默默无闻跑龙套的义律，也早已自信找到了轰开中国大门的最佳“炮弹”：鸦片。
说起鸦片，要了解鸦片战争，就得先知道这玩意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鸦片（英语 opium 阿拉伯语 Afyūm），又叫阿片，中国明朝时也称为“乌香”、“阿芙蓉”，在清朝俗称为大烟，是罂粟的初级产品。
这种初级产品，今天都知道是毒品，早年却也是公认“厌品”，外观黑色或褐色，散发作呕的尿味，咀嚼起来奇苦无比。
但这么个让人犯恶心的东西，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风靡，因它有安神止痛的功效，所以一直被当做药材，甚至在《圣经》里还有个浪漫称呼：忘忧药——多大的痛，用了这玩意就不疼。
到了中国唐朝时代，波斯人通过丝绸之路，把这款好药带入了中国，一开始还叫“阿片”，又有叫“乌香”“阿芙蓉”，日子久了，也就叫“鸦片”。
自唐宋起，在中国中医博大精深的研发下，鸦片这款外来药，也相继被开发出好些新功能，而且又由于其比较名贵，所以基本都是达官贵人专用。
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其镇痛麻醉功能，不但是军中长官们专用，就连好些罪犯上刑场，为了死前少受点痛苦，也不惜花重金弄点鸦片抹身上。唐宋至明末的几百年里，这种后来的“毒品”，却曾是公认的宝贝药。明人好些笔记都记载，战场上请名医主刀，给中铅弹的将官手术，用上鸦片药膏镇痛，手术费立刻飙升，高的能有上千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上百万。
也由于这药太过名贵，就连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做买卖，明朝重点指定要收重税的货物里，也少不了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
而且不单中国人拿来当宝贝，同期的英国人，也对其珍爱无比。以近代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的深情歌颂说：“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由此可见，即使到了17世纪，在中外医学家甚至用户眼里，鸦片还是名贵药材的形象，跟后来臭名昭著的“毒品”角色，似乎八竿子打不着。
可也正是１７世纪起，印度尼西亚人首先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法，再经统治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传开，到清朝中叶时，已经传遍中国各地。于是这款原本治病救人的好药，这下陡然变脸，成了把人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毒品。
而如果说这种吸食鸦片的时尚，在其他国家好似一阵季候风的话，那么唯独在大清朝，简直就成了烈火燎原，不到一个世纪时间，就以惊人的速度火遍大江南北，波及各行各业。
清朝期间的各种史料里，都有绘声绘色的笔墨，介绍吸食鸦片的“盛况”。
李圭也在《鸦片事略》载，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
一个吸食过鸦片的中国烟民曾洋洋自得地称：“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而以医学角度说，这种“极乐世界”，恰是对人体健康的极度摧残：吸食鸦片会使人对鸦片产生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一旦不得吸食，就会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发抖、身体卷曲、抽筋，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强烈吸食欲望；而一旦吸食成瘾，又往往会造成急性中毒，严重的会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但对于正挖空心思琢磨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商人来说，迅速火热的鸦片吸食，真个是巨大商机。
自从清朝开国后，英国人正越发为中英贸易爱恨交加：一面是从中国倒走的货物，卖到欧洲就赚钱，但另一面却是英国的货物，从刀叉餐具到棉布机器，卖到中国都好似热脸贴了冷屁股，卖力吆喝都卖不动。
其实卖不动的原因，想想就知道，大清发展到此时，封建自然经济高度发达，外加文化习惯又有差异，英国人眼里的好货，中国人眼里半点用都没有。
更叫英国人抓狂的是，大清是银本位制度，想来中国买货，就得兑换中国白银，一进一出本就损失不少，大清的茶叶丝绸，又是欧洲急需，基本都是一口价。所以每做一次生意，都是下一次血本。
作为大英帝国来说，与清王朝的贸易，是长期的贸易逆差，英国卖不出只能买，大清基本只卖不买，之间的差别多严重？乾隆年间，英国从中国每年进口的货物总价，基本相当于出口中国货物价格的十倍！
而就这差别，还只是保守估算，因为中国货，那是英国人花钱买走了。至于英国货？都是英国人一厢情愿运来，基本都卖不动。以英国鸦片贩子查顿的吐槽说：“基本都在货仓里发霉”。
而自从鸦片吸食流行后，无利不起早的英国商人，也终于看到了结束这“发霉”日子的曙光：卖鸦片！
这生意一做，原本灰暗的中英贸易，立刻在英国人眼里阳光灿烂：康熙年间开始卖鸦片，最开始一年也就２００箱，而后就滚雪球飙升，乾隆年间每年突破千箱大关，嘉庆年间到了四千箱，道光皇帝登基初期，增长到一万箱，到了律劳卑被折腾死时，已经逼近了两万箱。以英国政府的数据，仅１９世纪至鸦片战争开打前的三十九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就高达四十二万箱，赚走中国的白银，高达四亿银元——相当于英国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清政府拿到的赔款数的二十倍！
这是全世界都罕见的恐怖增长。
吸食鸦片的风潮，也如瘟疫一样，扩散到中国各阶层。以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清政府做的估算，大清上下吸食鸦片的群体，上至亲王贝勒，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还包括宫廷的太监，衙门的差役，寺庙的僧尼，基本涵盖了各行业，总数更高达二百万人。了解下大清朝的做事习惯就知道，这个数字绝对是严重缩水的。
但不缩水的，却是经济损失，火热的鸦片贸易，不但补了英国的贸易逆差，更叫英国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比如那位吐槽英国货卖不动的英商查顿，本来是个在英国穷得叮当的三脚猫庸医，揣着借来的钱跑到东方碰运气，误打误撞做上鸦片生意，没几年就脱贫致富，人送绰号铁头老鼠，成了英国有名的富豪，后来还金钱开道洗白，做上了英国议员。
为啥这么成功？这位查顿先生还是很谦虚，以他给朋友的信里说，自己这么成功，不是本事多大，而是鸦片生意太赚钱，一箱鸦片的利润高达一千银元。卖掉一箱鸦片，就能收回一百箱的成本。以他自己话说：“这是最绅士和最有安全气派的投机生产”。
了解了这一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律劳卑寻求中英官方交往时，出来反对最厉害的，竟有好些英商们。中英啥样交往他们管不着，耽误他们卖鸦片却是大事。
而在律劳卑过世后，先前的秘书查理．义律，终于在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当上了对华商务监督，比起前任律劳卑来，他表面很低调，其实却对鸦片贸易暗地支持，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也正是从此进入疯涨阶段。
对这“投机生产”，英国上下也马力开动，甚至形成了产业链：在印度种鸦片，印度用种鸦片的钱换英国货物，英国用鸦片在中国赚钱，买中国货倒卖到欧洲，里里外外全是英国赚钱。这种发财模式，被英国政治家巴麦尊称为“三角贸易”。
英国赚嗨了，大清却苦大了，单说每年白银外流，平均竟高达五百万两。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大清朝省下抽俩年鸦片的钱，就足够打一场西北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战争。这数据报给道光帝，为省钱都穿补丁衣服的他，气的直跺脚。
而更直接影响的，却是大清的国民经济，大清的银本位制度，原先可以白赚洋人钱，自从鸦片火了，就变成白白被洋人赚。最鲜明的对比：乾隆年间一两白银，能换铜钱八百文，到了道光年间，竟得换铜钱一千八百文，三十年间白银价格飙升一倍。财政窟窿越发大。
大清朝的“实体经济”，更是冲击严重，大量的钱用来买鸦片，其他行业也就萎缩，以林则徐的话说，原先发达的苏州，交易量只有道光之前的一半，为啥？因为钱都拿鸦片了。另外浙江湖南这些原先产丝的地方，现在全改种鸦片，闹得纺织业都没地方收购原材料，更要命是这些种鸦片的行当，也都是非法的，赚了钱不说，朝廷更收不上税。
就这样，在道光年间，鸦片贸易仿佛吸血鬼的大口，正源源不断的吮吸大清的血肉，倘要再不管，大清就要揭不开锅了。
禁鸦片烟之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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