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关于《中庸》错误解释的系列文章中提到过：因为《中庸》是有系统论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和整本书的章节联系，甚至整个《礼记》系列去分析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而《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其各种对话或评论的语录，所以一旦某句话可能产生歧义的话，你就很难判断哪种才是更加合理或正确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各种读后感式的分析，比如现在这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长久被释义成：“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几乎已经被公认了。但从文理上讲，“人之所以没有远虑，是因为有近忧”，岂不是更合理？何必要把“远虑”的时间线推到“近忧”之前呢？个中原因无非就是孔子的拥趸们觉得老师讲的话一定是有“哲理”和“深意”的，不往“高大上”去理解就是中亵渎。所以有人就分析说这是个宾语前置句，可以这样改：“人无虑远，必有忧近”；
清朝的《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等等都是出于同样的“屁股指挥大脑”。
在明显可以有两种解读却又缺乏上下文对照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哪种更合理呢？我们还是可以找寻一些脉络去逻辑推论的。首先，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那么多少与卫灵公有点关系，这篇记录的就是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时期到了卫国之后又离开卫国后讲的话。正常情况下这些语录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所以《论语.卫灵公篇》第一段：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就是孔子在鲁国不得志后想到各国去推行他治国理念，结果遇到卫灵公偏偏问了一个他最不擅长的问题，于是孔子愤而离开，然后对卫灵公的进行了许多负面评价，这又和他在后面褒扬卫灵公的话形成了自相矛盾。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孔子的一时气话，至少反映了孔子的心胸不见得有多宽大。
离开卫国后，接下来孔子去哪里了呢？去了陈国。就是第二段：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后面一些话基本是孔子和其弟子的对话，然后孔子又开始发表对卫灵公时期大臣的评论：“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 在卫灵公时任祝史，负责卫国对社稷神的祭祀，故称祝佗。他多次向卫灵公推荐另一位贤臣蘧伯玉。临死嘱家人不要"治丧正室"，以劝戒卫灵公进贤(蘧伯玉)去佞(弥子瑕)，史称"尸谏"。蘧伯玉侍奉卫国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可谓三朝元老，卫灵公重用他，就属于“邦有道则仕”。因此，客观地说卫灵公算得上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君主，为人诟病的不过是其偏爱夫人南子和男宠弥子瑕。
在孔子又发表完对卫灵公时期两位大臣的评论后，又是孔子和其弟子的对话，接下来就是这两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后面这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自然也是讥讽卫灵公的，因为当时卫灵公和南子马车在前，孔子马车跟在后面。让孔子感觉他明显更重色，而孔子之所以从鲁国出走，不就是齐国送给鲁哀公美女而造成的吗？一来问孔子不擅长的兵法，二来触碰到了孔子的痛点，孔子对他自然没好话。因为后面这句是明显针对卫灵公的，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前面是“颜渊问为邦”这段，孔子回答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个回答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以说毫不相干，所以更大的可能就是与卫灵公有关。
卫灵公当时有两件事需要忧心，第一件事：他之所以问孔子兵法（排兵布阵），是因为卫国忙于出兵帮助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抵御赵鞅， 卫国是小国，之前是依附晋国的，在卫灵公时期因为种种矛盾与齐国联合对付晋国，后来晋国出了内乱，卫国和齐国就决定干预晋国的内乱，如果帮助“亲卫派”统治晋国，而齐国又是卫国的“友邦”，这样卫国就可能彻底安全了。第二件事：他与南子的亲生儿子蒯聩之前因受了宋国的农夫羞辱其母亲淫乱，于是动了杀母之念，结果未遂而逃走。随着卫灵公年事已高就要安排新的继承人，但其新物色的儿子公子郢又婉言拒绝。（结果卫灵公死后，公子郢照样拒绝，后来让蒯聩的儿子，即卫灵公的孙子做了卫出公。）这两件事应当就是卫灵公的“近忧”，而让孔子这样的人通过“仁”来治理国家的当属“远虑”。更何况前面提到的史鱼和蘧伯玉（孔子的好友），都属于孔子一类的贤臣，所以不是卫国的“稀缺人才”。
由此判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这个“人”可能指的就是“卫灵公”，而这句话的意思更应偏向于“人之所以没有远虑，是因为有近忧”。国防之近忧不解，远虑就成了空中楼阁，只能安内无法攘外的孔子对于卫灵公而言当然就可有可无了。对孔子而言，或许他在离开卫灵公时期的卫国之后明白了卫灵公给于他同样在鲁国的俸禄，但问兵而不问政的原由了吧，所以接连发出了对他的这两句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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