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無國界，協同築健康。當“新冠”無情肆虐我華夏大地的時候，我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大力援助，包括口罩、防護服等中國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資，連蒙古國都趕來了三萬只羊，這些捐助都是雪中送炭。
面對兇險疫情，中國上至政府、下到百姓，心往一起想、勁往一處使，共同努力戰疫情，攜手奮戰為安寧。世界衛生組織派往中國的疫情防治考察組面對西方媒體時公正表示：中國不存在任何瞞報現象，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中國老百姓整體上都知道自己在疫情中該做什麼，中國不僅有相對成熟的診療方案，還有不怕流血流淚的最美逆行者。中國的成功經驗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和借鑑，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針對中國的防控舉措，也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一生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中國的作業是漂亮的。
生命是無價的，在現今中國政府眼中，任何事在生命面前那都不是事，必要的生產封閉進行（人員吃住在單位），避免人員流動杜絕感染事件的發生，學生推遲開學，百姓積極響應鐘南山院士的呼籲：儘量待在家裡別動，保護好自己，也就是保護了別人，也就是為疫情防控做了最大貢獻。但此時，在醫務人員衝向一線救治的同時，共產黨員站出來了，公務員隊伍站出來了，鄉鎮、社區基層工作人員站出來了，巡視、監督、消毒、測體溫、為民眾購買生活物資等需要他們，忙而不亂，時刻體現的是溫暖、責任、擔當，超市物資供應充足。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對每一個人來說，生命都是無價的。美國流感雖然死亡率不高，但不能成為忽視的理由，畢竟死亡總數擺在那裡。有西方媒體根據中國“新冠”的死亡率表示很樂觀：與其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去防控，還不如順其自然，即使大家都可能感染了，那就勝者生成，敗者淘汰唄。反正死去的大都是年老有基礎疾病者。荒謬之極，要知道：任何一粒塵埃都很小，可當它落到某一個人頭上時，那就是一座大山。任何一個生命都不是多餘的，我們沒有因為自己不是武漢人、距離武漢還相當遠而感到任何輕鬆，感到的是相對於遭難的武漢人民我們幸福很多。武漢疫情爆發時，短時間內嚴重超出了武漢市醫療力量的救治能力。緊要關頭，中央一聲令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幾萬名醫務人員趕往武漢，有“中國速度”、“基建狂魔”，“雷神山”、“火神山”有如當年“小湯山”醫院神速建成，房艙醫院、核酸檢測等快速增強了收容救治能力，局面迅速好轉。
面對“新冠”這場戰爭，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表現，其強大，中國人自己知道，全世界也都看到了，中國政府的決策能力、指揮能力，基層的響應能力、組織能力，何等得強大！我們的黨員隊伍、公務員隊伍、基層組織建設都表現出了優越性，經受住了考驗。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在全球爆發的憂慮在於：中國的經驗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很多國家囿於制度、民眾習慣等因素，想學，但無法真正做到。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發展，私家車越來越多，在治理城市擁堵時，曾經探討過能否拆掉單位院牆、小區圍牆，充分利用單位、小區內道路緩解交通，形成幹道、支路網絡，就好比人體大血管和毛細血管的關係，四通八達，這對治理城市擁堵來講是多麼理想的一幅畫面。可最終沒能付諸實施，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院牆（圍牆）自古有之，早已成為了一種文化。院牆（圍牆）在本次疫情防控“封閉化”管理中起了大作用。中華五千年文明歷練，中華民族長盛不衰，歷史上想必也經歷了無數天災人禍，傳染病也不少發生，院牆文化的形成應該有這方面因素吧？社會發展到今天，不能因為現代生活的某些需要而拋棄古人智慧。中醫中藥又何嘗不是？它應該是我國的瑰寶，可在中國它的價值卻挖掘和弘揚得不甚理想，中藥竟然沒有日本發展得好，日本從中國買原材料，加工後再賣給中國百姓，相當多中藥方被日本公司註冊。甚至有人說中醫根本算不上科學，持此觀點的人幼稚了吧，中國古典醫學書籍（《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傷寒雜病論》等）讀了嗎？懂了嗎？這難道不是悲哀嗎？
相對於有形的院牆來說，制度是無形的，但好的制度又何嘗不在起到牆的作用？“抗疫”中我們一些好的做法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為制度好。其實好的制度，它就是一面牆。相對於那些想學我們卻又學不來的國家來說，我們的制度對他們來說就是一面不可逾越的“牆”。
當前，我國的疫情防控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是仍然處於關鍵時期，防控工作絲毫也不能放鬆。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在許多國家出現，呈現多發快發態勢。面對這種情況，中國人歷來講究“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投之桃木，報以瓊瑤”，盡己所能向一些國家提供幫助，將根據疫情的發展，在繼續做好本國疫情防控的同時，繼續同各國開展不同形式的國際合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向外方提供支持。
根據鍾南山院士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在中國爆發，但是源頭並不一定在中國。況且，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窗口。不是中國欠世界一個道歉，而是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這話我們說的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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