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的栽培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我國種植水稻的範圍很廣，水稻是我國的主要糧食作物之一，我國也是世界上稻米產量最多的國家之一。栽培稻的起源，歷來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河姆渡、羅家角遺址的發掘，以及近年來在長江中游湖南及湖北地區仰韶時代以前的稻穀遺存的發現，不啻推進了問題的探索。
我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栽培稻遺存已有數十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是這類遺存最豐富的地區，河姆渡、羅家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兩地最下層的碳 14 數據分別為公元前 5005、5090 年，在這個年代的地層中，都發現了稻穀遺存，尤以河姆渡的發現最為驚人。在河姆渡第四層 4000 餘平方米的範圍內，普遍存在厚厚的稻穀、稻殼、稻草的堆積，最厚處有 1 米以上，經過換算，稻穀的總量高達 120 噸以上。稻穀經鑑定，屬栽培稻秈亞型種中晚稻型水稻（羅家角稻穀經鑑定，得知除秈稻外，還種植粳稻）。栽培稻穀收穫量之大，反映了當時稻作農業的規模是很大的，生產技術也是比較先進的，這裡出土的大量骨制耕具，也反映了這一點。從遺傳學的角度看，這裡秈稻是從野生稻演變為栽培稻的基本形，但它已遠離野生種而接近現代栽培稻了。
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經長期人工培育而產生的。野生稻與栽培稻的生長環境不盡相同。野生稻月前在我國主要發現於珠江流域及雲南等地，但這兩個地區，已經發現的最早的含稻穀實物的遺存，其年代分別在公元前 3000 年和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年代晚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否也可能生長野生稻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據孢粉組合變化分析滬杭地區 1 萬多年來的氣候變遷所得出的結論，認為全新世以來這個地區氣候具有多次冷暖交替的變換，其中公元前 5500 年一前 3050 年，是氣候上的第一暖期，當時氣候溼熱，年平均溫度比目前高 2—3℃，降水量比現在多 500—600 毫米，基本上與現在的珠江流域氣候條件相當。
這種暖期的氣候特徵，在河姆渡遺址的動、植物群中也有反映。河姆渡的動物群中，有現今分佈於熱帶森林區的象、犀及可見於廣東、廣西、福建、四川一帶的紅面猴。孢粉分析所得到的河姆渡遺址的植物群中，有狹葉海金沙和柳葉海金沙，這兩種海金沙現在只分佈於廣東、臺灣、馬來亞群島、泰國、印度、緬甸等地。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後，這裡應與珠江流域一樣，完全具備野生稻生長的自然環境。這一認識，亦當適應於處於同一緯度的長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地區。進入際史時期以後，這些地區仍可見到野生稻的蹤跡。在生產發展至一定的條件下，人們有可能將本地的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
迄今發現的最早從事稻作農業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長江下游的均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初期前後，分佈於長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的遺存，還要早一些。鑑定的稻穀已遠離祖本而具充分發展的形態，稻作農業已達相當規模，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水平遠非處在新石器時代起始階段。因此，難以據這些發現直接討論稻作農業的起源。同時，分佈於長江中、下游從事稻作農業的諸考古學文化，屬於不同譜系，彼此間也缺乏密切的文化交往。因此，不能以長江中游的遺存早於長江下游，而認定稻作農業先起源於長江中游，而後向長江下游傳佈。目前，仍不便否認兩地稻作農業均獨立地經歷了起源與發展的道路。
長江中、下游以外諸地區的稻作農業，據目前的考古學發現均晚於長江中、下游，同時，該地區以西及以南地區，或者不見那樣早的考古學遺存，或者同期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水平，低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甚至在文化上還受同期的長江中、下游諸考古學文化的影響，因此，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地點，還只能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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