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我們任何一個個體的命運都離不開時代的大背景。


在美國硅谷,遍佈著大量的IT巨頭和創投公司。這裡無論是公司高管層,還是普通的程序員,不少均從美國最頂尖的大學畢業的。這些接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人群聚集在此,自然而然地演進出遍地都是高端社區和優質學區的局面。這種“遍地都是千萬富翁”和學區房的情形,同樣出現在北京的西城、海淀,上海的靜安、徐匯。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海淀黃莊燈火通明的培訓機構


如果說美國這類連片成熟的Upper Middle Class社區已經存在半個多世紀,那麼中國新近幾年不斷出現的“宇宙中心”同樣有著自己的歷史軌跡——


40年前,中國恢復高考招生,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階層出現、成長。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初期,高考招生制度走上規範、穩定的道路,這一時期的大學生帶著“精英分子”的標籤,作為一個群體走到社會上層。這個群體大多出生在1970年前後,而他們的子女大多出生在2000年前後。今天,當這些95後、00後成長起來的時候,社會的階層因為知識和文化而出現全新的裂變:假如在10年、20年前,那些沒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尚能因為種種契機獲得財富並能夠擁有足夠的社會優越感;那麼到了今天,這種優越感勢必為知識階層所獲得,並且在作為他們子女的“學二代”上得以鞏固和擴大!


單純靠財富比拼的階段已成為過去時


住在深圳的陳先生感嘆自己所在的小區的業主都是“超有文化的”。他所在的均價達到10萬/平方米的小區的業主大多來自深圳的幾個耳熟能詳的大單位。“小區居民的歸屬感很強。”陳先生說,“因為大家都是相似的年齡,相似的教育背景,相似的生活方式——比如同住一個小區的有好幾個我大學的同學,甚至還有我高中的同學。”重點高中——985大學——知名大企業,是這個小區大部分業主的人生軌跡。


陳先生所在的小區是當下中國的一個縮影:在今日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哪怕是一個小縣城,當地Upper middle class——往往由政府官員、大型企業中高層、企業主等構成——幾乎都是由當地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群。因為在過去40年間,高考制度之下的中國已經培育出足夠數量的“知識階層”,這個階層已然今日中國的精英階層。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把視野放得更大一點,某種意義上,當下中國地區間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很大程度都是由於知識和人才的不平衡造成的——早年的大學生幾乎都留在了大城市,尤其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為甚。這就導致了越是大城市,這種“知識階層”群體越龐大。


大城市裡作為“知識階層”子女的“學二代”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像陳先生小區裡的業主子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學業競爭。“家長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一大半還是研究生、博士,對子女的教育都是全力以赴。”陳先生總結道。


和陳先生一樣,很多人購買他所在的這個小區,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區對口一所幾乎是全深圳最好的初中。陳先生的女兒如願以償,進入了那所對口的優質初中。但是學業的壓力依然繁重。“所有人都很優秀,競爭太激烈。”陳先生說,“學校裡要辦個什麼講座,女兒的同學家長裡總能輕而易舉地找到相關專家,因為同學家長不是總經理就是大學老師,不是科長、局長就是律師、醫生。每個人都有爹可以拼,所以最終還是靠自己的努力。


就在不久的以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似乎還是在為物質和財富而焦慮,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能夠以純粹的物質和財富獲得社會認同和優越感。但是短短几年,大城市裡很多人都成了有產階級。上面這位深圳的陳先生曾這樣總結道:“按照現在的房價,我們小區都是千萬富豪;而住在我們這個小區的,幾乎都有不止這裡一套房子。”這樣的物質基礎之上,人們越來越不太在乎吃什麼、穿什麼、戴什麼表、開什麼車。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北上廣大城市學費十幾萬一年的貴族幼兒園一位難求已是常事


單極的財富評價標準已悄然被稀釋。看看我們的朋友圈,各種曬圖無時不刻體現著這個我們這個社會價值標準的讓渡:健身、運動、旅遊、讀書、藝術、英語、人居環境……甚至於這些背後的個體自由日益成為主體——這一切固然都與財富有關,但也毫無疑問透露著朋友圈主人的知識和文化以及背後的價值取向。

而這些知識、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承,最直接的是體現在教育上!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即便富裕了,還是要很努力要上名牌大學。


不一樣的家庭,一樣的“家族的榮譽”


北京大學的羅教授是資深的北大人:在北大從本科一路讀到博士,然後做了幾十年北大的老師。不過羅教授一直有個解不開的結,那就是自己的兒子讀書一直很一般,最後勉強考入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市屬大學,這讓羅教授覺得“很沒面子”。自己身邊的圈子幾乎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往來無白丁”,用羅教授的話說“除了北大清華,其它985高校的偶爾搭理一下,其它學校的我基本都無視!”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而事實上,無論羅教授自己到哪裡開會或者講課,“北大教授”的光環一直讓他擁有眾多的仰慕者。曾經有那麼幾年,羅教授代表北大到外省負責招生。“每年那個時候,能收到多少的條子,有多少人想見我啊!但是學校有紀律,我也絕對不會去見這些打招呼的人。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再多的錢都是沒有用的!”每當這個時候,羅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就會爆棚!


不過這種優越感到了兒子上中學就嘎然而止!當時兒子進了北京一所很一般的中學,這意味著考入重點大學的概率幾乎為零。雖然羅教授也曾為此到處奔波,但是還是不得不接受兒子考入一所平時被他無視的大學的現實。“感覺自己的階層立馬往下掉了三層。”“那個時候條件還沒有現在好,要是放到現在我肯定不甘心,要想辦法送兒子去美國讀個好大學。”羅教授說。現在雖然兒子已經成家立業,而且家庭早已衣食無憂,但是這是種是他心頭一個無法抹去的陰影。


現在,已近退休年齡的羅教授已經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剛上幼兒園的小孫子身上了。“教育要儘早抓,吸取兒子教育上的經驗教訓,儘早規劃孫子的教育,這是事關家族榮譽的事情!”羅教授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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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之外,美國波士頓的郊區Cambridge,麻省理工學院的Jeff教授同樣為“家族的榮譽”而奮鬥著。Jeff教授和他的父親一樣,都是普林斯頓的畢業生。父親經商,他則成為大學教授。Jeff教授希望他正在上10年級的女兒同樣能夠進入普林斯頓大學。而圍繞這個目標的規劃,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開始。


Jeff是從事基因研究的生物學家,在女兒很小的時候,他就有意識地帶著女兒出席各種學術會議。而他所就職的麻省理工學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很容易地讓女兒在很小的時候去一些實驗室參觀、實習,和本科生、研究生一起聽課。“她的專業知識應該不會遜於普通大學本科生。”Jeff教授說。但是他還是為現在的激烈的競爭而擔憂:在Cambraige,坐落著哈佛和MIT兩所王牌級別的大學,這裡的知識分子云集,教授到處有,博士多如狗。每一個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都為子女的教育而努力著。因為大家都明白,體面的教育背景是維繫美國上層社會最強大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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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泱泱的哈佛畢業生......


美國大學招生中儘管有飽受爭議的校友子女惠顧制度,但是以哈佛大學為例:每年有1600多名本科生進入哈佛大學學習,這也意味著每年有1600多學生從哈佛大學畢業,這同時又意味著每年至少有1600名哈佛大學校友子女進入大學的升學季。

像哈佛這樣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幾乎佔據了各行各業的最頂端的位置,擁有無與倫比的資源,其子女在學業上的“戰鬥力”也幾乎也是爆棚。所以顯而易見的是,即便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校友的子女,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進這些名校。


“關鍵不是看有多少人競爭,而是看有競爭力的人有多少!顯然這裡的人都是很有競爭力!”Jeff教授總結道。


在Jeff教授所在麻省理工學院,每到寒暑假,有大量的學生旅行團湧入校園。導遊會熟練地把學生帶到MacLaurin大樓——這座有著一個半圓型屋頂的大樓是MIT的標誌性大樓,學生在MacLaruin大樓裡轉了一圈之後,就會被導遊召集到樓前的大草坪裡合影留念,算是在MIT到此一遊。最近十年,中國的學生旅行團在數量上絕對是最多的。但是一個潛移默化的變化就是最近幾年,MIT的校園裡出現在中國的“散客”:那些年輕的家長,具備基本的英語水平,完全可以自己帶著孩子來美國大學“自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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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火爆的美國名校訪學團


孫先生夾雜在穿梭在MacLaurin大樓的中國旅行團和散客之間,感嘆萬千。一方面,他在旅行團裡碰到了來自他老家陝西某縣的學生團,這說明一個陝西縣城的學生都能夠出來看世界了,未來參與跟他孩子競爭的人立馬多了!

另一方面,他羨慕那些年輕的家長——其實也並不比孫先生年輕多少——能夠自由的跟美國人交流,關鍵是他們年幼的子女也能說英語了,這已經超越了他兒子在那個年齡的水平!


孫先生是成功的商人,現在住在上海,而且在好幾個城市都有房子。他說他以前不喜歡讀書,高中沒畢業就出來打工了,然後自己創業,闖出一片天地。但是他羨慕那些名牌大學畢業的,無論自己到了哪裡,見了這些知識分子會不由自主的卑謙起來。他曾經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學上過EMBA的項目,在那些教授面前,他感到很不自在,甚至不好意思開口請教授吃飯,“因為他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自己沒什麼文化”。尤其到了國外,“只會講Hello、OK,Bye Bye,就是一啞巴!”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以後不要跟他一樣,這是家族榮譽的問題。


孫先生知道家庭的榮譽跟財富有關,但是肯定不僅僅只是財富。四年前,他把家從陝西遷到了上海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孩子的教育。雖然當時他已經把家安在了西安,而且子女都是在西安不錯的學校裡讀書,但是孫先生明白,在很多方面,西安還是跟上海沒法比。所以四年前,他把還在讀小學的兩個孩子都從西安轉到了上海的一個國際學校,“在這裡,至少英語能夠學得好一些,眼界至少能開闊一些”。然後在去年,孫先生聽從一個留學顧問的意見,把孩子送到美國來讀高中,“以後肯定要來美國讀大學的,早點送出來早點適應。”


今年暑假,孫先生的兩個孩子都辦完出國讀書的手續,他在留學顧問兼翻譯的陪同下,送兩個孩子來波士頓的一箇中學就讀,順道帶孩子來MIT感受一下名校的氣場。“希望他們以後能上好大學,能不能掙錢不要緊,但是要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孫先生道出他的目標。


“學二代”的未來


在當下日趨多元化的中國,很多事情在變得複雜,價值取向和評價體系也在複雜:城市CBD裡白領可能是一無所有的月光族,而打掃衛生的大媽則可能擁有好幾套房產;坐車的乘客因為沒有北京戶口無法買車,開車的滴滴司機家裡有好幾輛北京牌照的車;有人賣房去國外讀書,有人不讀書只買房;有人走遍世界而居無定所,有人從未遠行而生活富足……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四十年的中國,“知識階層”從無到有、並且進入成熟的“不惑之年”。四十年的累積足以重新定義我們所處的當下。今天我們很容易發現,那些95後、00後有著比上一代更為寬廣的視野和知識,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來自“知識階層”的家庭。在一份對高考狀元家庭的調查中,家長職業佔據前三位的分別是教師(35.09%)、公務員(18.62%)、工程師(12.62%),佔據了2/3。這個數據符合我們的日常認知:我們身邊的學霸似乎一夜之間從“苦讀書的窮人”轉變成了富裕、高知的家庭出身。與此同時,這些家庭因為知識而獲得收益,因此“學二代”本身往往就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


“官二代”、“富二代”,終究敵不過“學二代”!


而隨著現在的95後、00後逐漸步入成年,“學二代”的社會效應會成幾何級別的擴大。建立在財富基礎之上社會階層能夠在一夜之間被打破,而建立在知識之上社會階層可能歷經幾代人而彌堅。所以,無論是誰,如果未來無法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會被精英階層所排擠,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如果他們僅僅只是“官二代”、“富二代”!這或許就是古人所說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真實內涵,而任何一個理智且良性競爭的社會,應當以此維繫社會秩序。


*本文參考資料均來自公開新聞報道和網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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