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一届在欧洲和北美以外举行的奥运会。东京本想向世界展示它是怎样克服大地震的影响，如何振作起来的，没想到却遭遇取消。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与武汉有关吗？取消要遭受多大损失？一起回到过去，寻找答案。
80岁以下的日本人从未经历过奥运会推迟或取消，直到周二宣布原定今年7月开始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于明年举行。
随着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们正努力应对这场推迟的奥运会以及所涉及的复杂后勤问题。
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境况和1940年那场推迟的奥运会之间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世界舞台上的荣耀
在2020年奥运会推迟之前，这项现代史上最大的体育盛会已经取消了三次，都是在战时，最后一次是东京本应成为主办城市的1940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中国扩张，招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入侵满洲的批评。但日本运动员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却有助于说服日本政府全力支持申办奥运会。
日本的男子游泳运动员曾在洛杉矶占主导地位，正如大卫·戈德布拉特在其著作《奥运会》中所写：“国际声望与奥运成绩之间的关系，使日本举办奥运会的想法首先看似合理，然后是可取的，最后是外交政策的原因。”
就像2020年奥运会被称为福岛灾难9年后的“恢复奥运会”一样，东京市长长田英治（Nagata Hidejiro）在1930年首次宣布申办1940年奥运会，也是为了能让奥运会帮助东京从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复过来，因为那次地震摧毁了东京大部分地区。
1940东京奥运会将与日本建国第二千六百周年同时举行。戈德布拉特形容这是“在日益民族主义的文化中建立对日本奥运会支持的完美理念”。
东道主竞选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奥运渊源很深。1912年，它成为第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非欧洲/美洲国家，而且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的代表。
耶鲁大学住友大学日本研究教授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说：“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在鼓动举办奥运会。人们普遍认为柔道先驱、国际奥委会委员卡诺男爵在日本申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1932年奥运会结束时向国际奥委会发表了主旨演讲。
据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比利时的亨利•德•贝利•拉图尔（Henri de Baillet Latour）说，卡诺告诉在场的人，在日本举办奥运会将扩大该运动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视野，弥合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这种背景下，1940年的奥运会“有助于使国际奥委会关于奥林匹克运动具有普遍性的言论合法化”，桑德拉·柯林斯博士在她的书《1940年东京奥运会：失踪的奥运会》中写道。
虽然自由主义者对全球节日抱有憧憬，但日本政府认为举办奥运会的好处在于这是一个影响西方主导世界的机会。
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致力于保持和加强其作为该地区领头羊的地位，在大萧条时期，人们越来越相信，日本将通过军事征服来解决其经济问题。
但东京并不能保证在1940年的东道主竞选中获胜。罗马和赫尔辛基是东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意大利首都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城市。
因此，1935年，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杉村雅达罗前往意大利访问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要求罗马撤回申办。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直率地宣布：“你在我背上挠痒痒，这种交易已经成为国际体育政治的常态。”
戈德布拉特写道：“墨索里尼一如既往地坦率地宣布，在这种已经成为国际体育政治规范的‘你挠我背’交易中，如果日本支持意大利争取1944年罗马奥运会第十三届奥运会的努力，我们将放弃1940年对日本的索赔。”。
最终，墨索里尼撤回了罗马对1940年奥运会的申办。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影响
1936年奥运会结束时，国际奥委会授予东京举办权。在纳粹德国主办奥运会四年后，日本——一个已经被视为帝国侵略者的国家——也将成为体育界的焦点。
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一年后，国际奥委会将冬季奥运会授予日本城市札幌。
但同年，随着美国和欧洲媒体报道日本对中国城市的猛烈破坏，主要国家威胁要抵制，日本政府丧失了主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权利。
由于卷入了与中国的战争，并且知道全球冲突即将爆发，军政府通过了《国家动员法》。
戈德布拉特写道：“三个月后，日本人几乎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求‘日本的精神和物质动员’，就放弃了1940年的奥运会。”
凯利解释说：“停赛和1936年奥运会是分不开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谈论抵制1940年的奥运会，因为他们觉得希特勒在举办这场巨大的宣传运动中利用了不当手段，因此，真正导致日本政府撤回申办的是柏林奥运会的影响。日本知道，如果没有大国参加奥运会，情况会更糟。”
国际奥委会随后将1940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赫尔辛基，但苏联于1939年11月入侵芬兰，终结了当年举办奥运会的希望。就像在2020年，国际奥委会抱着希望一直坚持到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凯利补充道：“国际奥委会说世界正日益陷入战争，但奥运会将继续……（但是）屈服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陷入了火海的现实，他们一起取消了奥运会。”
武汉会战让日本奥运梦彻底破灭
尽管当时因日本入侵东三省，中日关系已经恶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代表仍然投票支持了日本东京奥运会。
这一支持意味深长。
在泛亚主义的视野中，即使中日两国兄弟阋墙，东京举办奥运会仍然是亚洲黄种人的盛事，仍应予以支持。此外，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奥运会作为和平象征，日方热心申办者多有亲华反战人士，中国的支持无疑是对他们的鼓励。
争取中国支持最力的当属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至今还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出身关西的嘉纳财阀，是现代柔道的开创者，还是日本现代体育之父，颇有国际声望。
更重要的是，嘉纳治五郎力主“辅佐中国，使之强盛”，立场亲华，尤为热心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他创设的中国学生留日教育机构成绩颇丰，黄兴、鲁迅、陈天华、陈独秀、林伯渠等人的东渡留学都受惠于他倡导的中日教育交流。
嘉纳治五郎以其国际声望和在中日两国的深厚人脉，促成了第十二届奥运会落户东京。按照他的设想，这场体育盛会将是两国走出战争阴影的契机。然而，随着日方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善良之士的努力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中日关系彻底破裂。东京奥运会的命运岌岌可危。
1938年7月，国际奥委会举行开罗会议。会议召开前，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乘船赴会的嘉纳治五郎染病身亡。6月武汉会战爆发，以武汉为中心，中国四省之地烽火连天。因此，中方别无选择，在会议上对日方提出抗议，并且要求取消日本的举办资格。
但是，日本奥委会坚持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并向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保证。这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的承诺，压力来自中方。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主动退出结束，日军付出了死伤25万人的沉重代价。然而，“占领汉口，逼降中国，结束在华战争”的战略目标并未达成。恼羞成怒的日本军部急于在国内强化战争体制、整合战争资源，对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反对也更为坚决。性格软弱的近卫文麿首相无力制止军部的横行，最终不得不按照军部的意思发表放弃举办的声明。
1940年东京奥运会因武汉会战的连锁反应而被迫停办。
奥运会取消的代价
凯利说，东京为1940年奥运会做的准备“相当可观”，在交通、卫生和酒店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投资。
凯利解释说：“当地企业被劝说在设施、为奥运会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投入巨资，却发现自己没有潜在的客户群，因此东京的商界感到不安，但此时你无法真正表达对政府的愤怒，因为这个国家在1940年遭受的政治损失大于经济损失。
”
“你不能用世界上最大的大型活动来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他补充道。
在计算推迟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影响时，值得记住的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奥运会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数十亿美元的运动是不同的。
国际奥林匹克史学家协会（ISOH）主席大卫·沃勒钦斯基（David Wallechinsky）说：“这就是它，这就是奥运会。在1948年奥运会12年后回归的时候，人们很高兴这一切都发生了。当然，在60年代，电视的出现，让人们可以现场观看，或者至少可以看每日报道，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你到1968年的时候，你只需要关注非暴力事件，即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的抗议，就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奥运会的兴趣。”
以后
无论何时举办奥运会，似乎都有危机。2012年有安全问题，2016年是寨卡病毒。现在到2020年是冠状病毒。
上周，日本副首相甚至在上周告诉一个议会委员会2020年东京被“诅咒”了，每40年就有一次非凡的世界性事件阻止了奥运会的举行。
奥林匹克运动遭遇很多：1980年和1984年的抵制，1972年慕尼黑和1996年亚特兰大的悲剧，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世界没有经历过类似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事情。
沃勒欣斯基说：“我们（媒体）在奥运会前夕总是在寻找负面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好故事。”
“在2012年告诉人们伦敦的一切都很好，这不是一个好故事。即使是组织得最好的奥运会，比如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也总会提前出现这些负面报道，每当我和组委会的人交谈时，我都会提醒他们这一点——不是你，而是我们——但有时这些警告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真的会发生。”
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第一届因疫情而推迟的奥运会，日本喜欢赌国运，甲午战争是，侵华战争也是，1940年的奥运会也是，2020年的奥运会更是，只不过赌命有时会赢，有时却会输，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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