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内战的起因，美国历史学界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从内战结束后的诸地区主义学派的“观点纷争”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学派对奴隶制的反对、对内战的普通颂扬；再从20世纪30—40年代修正主义学派对内战的谴责、对奴隶制危机的淡化到40—50年代批判主义学派对内战性质和结果的重新肯定和对奴隶制的激烈抨击。以及，最后新左派归来后，对内战的二次清算。
第一，地区主义阶段。
内战期间及战后的重建时期，美国内战史的研究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出现了两个观点相异的学派，即“北派”和“南派”。以格里利、德雷帕和詹姆斯·舒勒（James Schouler）等为代表的一批北方学者坚持内战起因的“南方挑战说”，对奴隶制予以强烈的谴责。格里利认为，内战发生前美国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北方是按“天赋人权”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世界，而南方则是少数奴隶主把黑人奴隶当作牛马来奴役的黑暗地狱。南方奴隶主力图把奴隶制扩展到北方自由土地上去而挑起战争，北方是为保卫稳定的联邦国家、为社会光明而战。
与此同时，以塔克尔和盖阿尔等为代表的南方史学家则坚持“北方入侵说”。他们指出北方具有侵略性，处心积虑地要摧毁南方及其社会制度。他们声辩：奴隶制问题引起的道德冲突只是战争爆发的诱因，而根本原因则是北方的违宪和侵略行为，以及利用手中权力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企图。
第二，民族主义阶段。
以詹姆斯·罗德斯和爱德华·钱宁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他们重视内战的积极成果，认为内战在总体上使长期阻碍国家发展的地区性争斗得到平息；美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大国；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战争考验了全体美国人的性格和勇气。
他们认为内战冲突的原因是南、北双方对联邦政策不同的态度，奴隶制只是问题之一。他们强调南北双方社会组织的差异。南方的基础是奴隶制的农业生产，而北方建立在多种多样的雇佣关系上，在农业、机械制造业和商业中实行工资制度。两者不能共存，要么国家分裂，要么其中一个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学派非常重视内战在工业发展等方面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但他们并不关心战后黑人根本没有取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这样一个事实。与大多数白人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就是一个劣等的种族，在美国社会中应该处于从属的地位。
第三，进步主义阶段。
对内战进行全新解读的最有影响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当数比尔德夫妇。他们凭借1927年出版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为内战史的研究构建起了一个新的框架。在他们看来，美国历史上充满着因经济利益而引起的“持续不断的冲突”，内战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内战起因问题上，奴隶制和南方的分离只是一个用来掩盖其他目的的托辞和借口而已，内战其实是一场社会战争。在内战过程中，北部和西部的资本家、工人、农场主排除了南方种植园贵族在全国政府中的权力，其结果是造成了政府中一个新权力的建立，并给阶级关系、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以及工业发展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第四，修正主义阶段。
20世纪30—40年代，受国内反战思潮的影响，美国内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Revisionist History）。他们否认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宣称内战是“无益的战争”，“是迷途的一代人”的事业。在他们看来，奴隶制不具有扩张性，内战并非起因于奴隶制的扩张问题，而是由“情感异常”（emotional abnormality）导致的愚蠢政治和不负责的极端主义引起的。
克雷文区分了两种奴隶制：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象征性的。前者是经济层面的，而后者则是心理层面的。他认为，正是心理层面的奴隶制引起了麻烦。他说：“前者在我们的地区冲突的研究中几乎可以忽略，因为它没有成为所有地区差异的表征；而后者则使1830—1860年的历史的每一页都受到了影响。
第五，新民族主义（the “new nationalism”）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在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开始面对与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冷战，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小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塞缪尔·莫里森（SamuelEl.Morision）、奥斯卡·汉德琳（Oscar Handlin）等人为代表的新一派美国史学家站在道德反思的立场上，对修正主义学派的观点痛加批判。
在内战原因问题上，他们虽然承认废奴运动有经济的原因，但认为“道德的冲动”则是其更本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战争本身是不好的，但当一些涉及基本的伦理道德的问题无法妥协时，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内战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它的爆发毕竟比奴役劳动得以保存要好。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那将是更大的罪恶。
第六，新左派总清算阶段。
新左派深受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响，主张历史政治化。他们高度评价了美国内战的意义。认为与独立战争相比，作为美国国家特性的源泉，有更持久影响力的是我们的内战，而是我们脱离英国的分离战争；塑造美国个性的不是缔造者（founder）华盛顿，而是拯救者（savoir）林肯”。于是，每一代人都感到有必要去重新解读内战。
罗森博格指出，长期以来，在不同时期的史学家们对内战所作的连续不断的解读中，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即种族和战争问题。职业历史学家和普通公众看待这两个相伴的主题的方式，与他们对内战的理解和评估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于是，20世纪两种主要的解释，受到了当代对黑人和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态度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20世纪30—4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战的解释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严重影响，他们大多漠视美国黑人问题、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省；而50年代前后的新民族主义者们对内战的肯定则明显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分别对邪恶的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斯大林苏联的反抗经历中吸取了教训。罗森博格对以上两种对内战的解释和评价都表达了程度不同的不满。在60年代越南战争与国内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对内战有一种新的评价。正如他所指出的，“当我们进入内战后的第二个世纪时，美国黑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困境和美国民族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所施加的破坏性影响，使人们对内战的合理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于是，他正式提出在内战问题上应该有一种“新修正主义”（a new revisionism）。
要指出的说，“新修正主义”并不是要对内战进行重新解释，而是要对它进行重新评价。“新修正主义将关注当今的态度，而非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这个老问题。”
罗森博格是从奴隶制和联邦这两个争执较大的焦点问题上，对新民族主义者的“内战合理性”观点进行犀利的批驳的。他说，新民族主义者声称，内战废除一个并保存了另一个是合理的；新修正主义则不这么认为。首先，认为仅仅是违背其大多数居民的意愿而保留下来的美国（联邦）并不能证明所有的牺牲都是合理的；其次，这个国家的黑人地位的有限改善与为此而牺牲的那些生命的代价相比，也并非物有所值。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保存联邦的战争，而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林肯最后的确决定他不得不解放奴隶，或者解放一部分奴隶，以拯救联邦（的确，他给格雷利的信恰好写于他签署第一个解放宣言草案一个月之后），而他所签署的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仅仅应用于南部那些与联邦尚在交战之中的地区，而不应用于那些处于联邦控制之下的地区这一点，也正雄辩地说明了内战在解放黑人奴隶方面的虚假和伪善。
罗森博格进一步展开对于美国史学与观念的批判，从清教徒试图在山巅建立他们的城市到现在，美国人就宣称他们的国家在道德上是与欧洲相分离的；在他们关于美国的观念中，评论者都指出了纯洁和美德，以及没有老世界的罪恶和腐败的本质。他借罗伯特·潘·沃伦之口指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抱有足够的、自以为是的道义自豪感；……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有一种把自己的土地视为各个国家中的圣地的倾向，内战带着让人快乐的胜利和美德，把这种倾向转化为和独立宣言一样神圣的东西。” 而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专制的反抗，强化了那种在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美国是善良而仁慈的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新民族主义的历史学中。他认为，那些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伦理学和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小施莱辛格是其典型代表——在对美国历史的看法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对人类和历史抱着悲观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与此不协调地对美国抱以乐观和赞赏的态度。他们往往似乎把历史看成是善良、完美的美国与各种敌人——南部、德国、俄国——的对擂，而它们都是极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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