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血肉之軀其實脆弱無比。一輛正常行駛的汽車可以把你撞飛了；高樓掉下的一個花盆甚至扔下的一隻雞蛋就可以讓你頭破血流，命喪黃泉；一個“小小的”病毒就可以讓你至少丟掉半條命，你甚至都看不見它。美劇《緊急呼救》中一位宗教治癒者說：你站在海邊，你走進浪濤中對著它大喊：“你停下！”如果海浪停下了，恭喜你，你就是神。但是如果海浪並沒有停下，那請你接受自己的弱小無力。
但是弱小的人類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世界，當然這個世界或許不被所有人喜歡，或許這個世界的某些方面體現了愚昧和無知、貪婪和殘酷，但是有一種品質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始終在追尋並且不放棄的，那就是尊嚴。如果生命沒有了尊嚴，那生命毫無意義。尊嚴甚至寫進了每一個國家的憲法，無論國家是大是小，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那就是生而為人的權利；尊嚴更是鐫刻在人類的精神中，那就是在任何磨難與災難面前，坦然、從容。
具有尊嚴的人，他們不會去打砸搶，不會去攻擊同類——不會為了眼饞別人手裡的一塊麵包和一瓶礦泉水，橫刀相向。不會把同類當成敵人，不會把同類當成奴役的對象，或者在他們身上貼上“大衛星”顯示他們是異端，必須辱之焚之。薩拉馬戈借《失明症漫記》說得好：“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活著。”
曾記得一部科幻片的結尾，在月球漸漸向地球接近，碰撞的那一刻，巨大的衝擊力引起恐怖的爆炸，鋪天蓋地的塵埃下人們狼奔豕突，而在這個世界毀滅的那一剎那，一對情侶面對面從容迎接這一刻。也許我們可以如《火星救援》中那樣舉全世界的力量挽救一個人的生命，但是災難無可挽回時，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依然保持自尊和淡然，而恰恰正是這份自尊和淡然，無數次令我們挺身而出。《至暗時刻》中的丘吉爾，在無法痛下決心的那一刻，他選擇乘坐倫敦地鐵。正是倫敦地鐵上普通人的尊嚴，讓他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責任：哪怕玉石俱焚，也要敢於站起來無所畏懼。
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料戰爭的結局。回看歷史，也許不過是事後諸葛亮般的幸運。丘吉爾曾經有一次演講，或許代表了身處戰爭漩渦中勇敢的人們的所思所想：“在所有這些漫長的世紀中，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可以吹噓我們的人民能夠得到絕對的保證，不受入侵。但我完全相信，如果所有人都盡到自己的職責，如果什麼都不被忽視，並且按照目前的安排作出最好的安排，我們將再次證明我們有能力保衛我們的島嶼家園。在戰爭的風暴中度過，在暴政的威脅中生存。如果需要，累月積年；如果需要，獨自一人。”
而最終戰勝納粹的，是人類對希特勒暴政的不屈服。即便這暴政如銅牆鐵壁，如巨浪滔天，我們一樣拔刀相向，殞身不恤。“堅持下去，並不是因為我們足夠堅強，而是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是神，我們是人。
作為一個反面的例證，美劇《高堡奇人》卻講述了一個“替代現實”的虛構故事：1945年，德國科學家率先研發出原子彈，直接往美國華盛頓扔了一顆。一彈之後，德國和日本瓜分了全世界。以落基山脈為界，東邊是納粹德意志帝國的北美區，以紐約為總部；西邊是日本的太平洋合眾國，舊金山是其首府。被日本殖民的美國人成為了劣等公民，處處低人一等。而在德戰區，殘疾或者有遺傳病的人還會被處死，因為他們活著“不僅浪費糧食，還會汙染下一代的基因”。當然，德國和日本這對“盟友”也是同床異夢。德國科技和國力已經甩掉日本好幾條街，野心膨脹的德國人在惦記著怎麼幹掉日本，一統全球。
這部腦洞大開的劇作改編自菲利普·迪克獲得雨果獎的同名科幻小說，菲利普前提設置非常簡單：如果納粹獲勝，世界將會怎樣？而這是所有反法西斯國家要竭力避免的。《高堡奇人》展示了這樣一個世界：對一己私利的追求極端至上，對所謂“卑賤”的“異族”極端殘忍。在這個虛構的世界中，德國開始征服太陽系，一個龐大的帝國無所不在。人們享受不到科技帶來的幸福，卻吞下了技術的苦果。而那些反抗的人們，不是在為生存而戰，他們為的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尊嚴……
1940年5月8日，挪威淪陷後，德國開始入侵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此時英國議會大廳上，張伯倫無力地倚靠在椅子上，面無表情地聽著面前的工黨黨魁艾德禮對他進行抨擊：“你們在這裡坐的時間太長了，沒有幹出任何好事！走吧，讓我們以上帝的名義告訴你們，滾！”那是納粹鋒芒最盛的一個月：美國保持中立，蘇聯當時是德國的盟友，所有西方國家都處在時刻會被納粹侵略的陰霾下。那是整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至暗時刻，也是這個世界的至暗時刻。
在災難面前，並非不可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關鍵是，這種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是否只是一種猥瑣。舍此而外，生命中的至暗時刻，值得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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