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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
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
更坚牢，比国王的金字塔更巍然，
无论是风雨的侵蚀，北风的肆虐，
都不能把它摧毁，或是岁月的
不尽轮回和光阴的不停息的流逝。
——贺拉斯（古罗马诗人）
截至当地时间3月27日晚，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计病例升至8万6千多例，成为美国之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并以超过10%的死亡率居全球首位。唯一的曙光是自21日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总体呈下降之势，意大利的疫情开始出现放缓现象。
同日，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发表视频讲话，在向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们表示哀悼的同时，他表示在悲惨的现实面前，旧的规制已经过时，必须进一步采取一致的行动——因为团结不仅是欧盟的价值所在，更是共同利益所在。
我们都熟悉一句俗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除了地域之外，如今的欧盟在很多方面与罗马帝国有着惊人的吻合。如今，相较于罗马帝国的建成，更多历史学家关注的，则是它究竟是怎样从鼎盛时期走向衰败的。持续战争、外族入侵、经济危机、宗教影响……我们拥有很多关于罗马帝国如何走向终结的判断，却唯独忽略了大自然的力量——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
实际上，随着如今对于气候环境因素科学的建构和审视，人们越发认识到：气候以及与之关联的生物、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罗马历史的影响时而难以察觉，时而势不可挡，有时是建设性的，有时则是毁灭性的。
在新作《罗马的命运》中，罗马史专家、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展示了疾病和环境因素不仅是罗马帝国最终崩溃的原因，也是罗马衰亡前几个世纪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原因。
在以新的视角观察千余年前的古罗马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大自然始终参与其中并扮演着“隐藏角色”，而这场自然所导演的戏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审视并警醒于这段历史，对于当下仍有重要意义。
■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凯尔·哈珀 | 文
《埃涅阿斯纪》是一部讲述罗马起源的伟大民族史诗，书中的名言宣称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和人”的诗歌。罗马终结的故事同样也是关于人的。在一些紧要关头，人的行为决定了胜利与失败。还有一些更深层以及物质上的动力——农业生产和税收、民主斗争和社会演化——决定了罗马权力的范围和成就。但是，在《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幕场景中，主人公被卷入狂暴的暴风雨中上下翻飞，被自然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让裹挟着罗马帝国不断上下翻飞的自然力量得到空前的显现。
这个特殊的时刻悬于自然气候产生重大变化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城市化的帝国，帝国与热带接壤，触须蔓延到已知世界的各个地方。罗马人在无意中与大自然合谋，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进化的潜在力量。罗马人很快就被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兴传染病的巨大力量吞噬。因此，在罗马帝国终结的故事里，人类和环境因素无法分割。
维吉尔朗读《埃涅阿斯纪》的场景
当奥古斯都（统治期为公元前27——公元14年）对罗马版图进行最后一次有意义的扩张时，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要充分了解罗马人的成就，以及古代帝国的运作机制，我们必须要知道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古代社会生活缓慢、有机、脆弱，而且颇受限制。时间随着脚步和马蹄的单调节奏慢慢流逝。水路是帝国真正的循环系统，但在寒冷和风暴的季节，海面无法航行时，每个城镇都变成了一座孤岛。能源非常稀缺，动力来自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燃料则取自木材和灌木。人们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关。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食物的主要来源是谷类。“我们每日的面包，今日赐给我们”是个真诚的诉求。死亡如影随形。在传染病肆虐的世界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20多年，大概在25岁左右。所有这些无形的束缚都像地心引力一样真实，定义了罗马人所知的世界运行法则。
帝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大西洋气候控制之下。地中海是帝国的生态中心。地中海气候脆弱、喜怒无常的特性——温度相对适中、夏季干旱、冬季潮湿——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一个巨大内陆海的动态机制，加上嶙峋起伏的内陆地形，在小范围内形成了极端多样性的气候。在帝国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地区，副热带高压占据优势，将土地变成准沙漠，然后是真正的沙漠。埃及作为帝国的粮仓，又将罗马人带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候机制：季风带来的雨水落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形成了尼罗河下游孕育生命的洪水。这一切都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在2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大约共有7500万人生活在罗马的统治下，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罗马的统治缓慢而稳定地改变了其治下社会的面貌。商业、市场、技术、城市化：帝国及其境内许多民族都抓住了发展的杠杆。帝国的稳定是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有利背景；人民和繁荣反过来又是帝国权力的有效保障。国家兵源充足，税率虽然不高，但收税对象足够丰富。皇帝们慷慨大方。帝国与城市精英阶层达成的重大交易成就了双赢的局面。似乎到处都有足够的财富。
壁画中的古罗马日常生活
如今，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作为我们迫切了解地球系统历史的副产品，并且由于获取古气候和基因历史数据的能力取得了极大进步，我们得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
气候对罗马历史的影响时而难以察觉，时而势不可挡，有时是建设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但是，气候变化从来都是一个外部因素，一张超越了所有游戏规则的真正的百搭牌。它从外部重塑了由人口和农业构成的基础，复杂的社会和国家结构就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大自然手中还挥舞着另外一件可怕的武器：传染性疾病。它可以像夜行军一样，突然间向人类社会发动袭击。在决定罗马命运的时候，生物学上的变化甚至比自然气候更为有力。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种因素都不是孤立的。气候变化和传染病不是相继单独发生的，它们是两种相互重叠的自然力量。
“在继续探讨疾病史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先来看看采用传染病方式的微寄生和采用军事行动的巨寄生之间的相似性。只有当文明社会的财富和技能积累到一定水平，战争和掠夺才能成为经济上可行的事业。”
——《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
关于细菌的历史研究一直被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优秀模型所主导，最著名的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的表述。在麦克尼尔看来，故事的关联线索是新石器时代各个细菌池的兴起以及随后各细菌池的融合。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细菌传播所必需的人口密度；贸易网络的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导致了“文明疾病池的汇聚”。近年来，经典理论的光环开始褪去。理论基础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医学全胜时代的顶峰。科学进步击败了一个又一个过去的苦难。有人自信地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传染病将会成为过去……但是，一份骇人的新兴传染病名单：艾滋病、埃博拉、拉沙热、西尼罗、尼帕、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现在的寨卡病毒，这些只是几百个名字中的一小部分，表明大自然创造性的破坏力还远远没有枯竭。所有这些新兴传染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来自野生动物，而不是驯化物种。目前，来自野外的病原体进化和人畜共患疾病，在新兴传染病的动态机制中比以前占了更大的比重。
3世纪的浮雕作品中，狮子等野生动物被关在笼子里运往罗马参加表演
在城市外面，地貌改变使罗马人面临同样危险的威胁。罗马人不只是改造地形，而且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他们砍伐树木，烧毁森林，改道河流，抽干湖泊，还在最棘手的沼泽中修建道路。人类对新环境的入侵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它不仅让我们接触到陌生的寄生虫，还能引发连锁的生态变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在罗马帝国，自然实施了残酷的报复，其主要手段是疟疾。
帝国的连通性也造就了罗马的疾病环境。帝国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内部贸易和移民区域。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海路不仅运送了人、思想和货物，也运送了细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以不同的速率发生。我们能够跟踪像肺结核和麻风病这种迟缓的杀手，它们像火山岩浆一样缓慢地燃烧到帝国全境。然而，当一些快速传播的传染病最终搭上连接整个国家的巨大传送带时，就形成了电流一样的后果。
罗马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可以被看作大规模流行病的时代。帝国曾经三次受到大范围死亡事件的冲击。165年，可能由天花引起的，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事件暴发。249年，一种不明病原体席卷了罗马治下的领土。最后，在541年，鼠疫杆菌第一次大规模流行，这是一种引发淋巴腺鼠疫的病原体，自此在帝国境内逗留了超过200年之久。这些生物灾难的规模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按死亡人数计算，三次大规模流行病中死亡人数最少的可能是安东尼瘟疫，它夺走了大约700万受害者的性命。
地球科学和基因革命的迫切研究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和新兴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将自然环境的影响嵌入到因果关系的序列中。
（1）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马可·奥勒留时代，一种大规模流行病引发了多方面危机，中断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在此之后，帝国并没有崩溃或解体，而是恢复了以前的形态，只是统治地位已不同往日。
（2）随后，在3世纪中叶，一连串由干旱、瘟疫和政治困局组成的连锁反应导致帝国突然解体。在所谓的罗马帝国“第一次衰落”中，帝国系统的完整幸存是一次刻意的重塑，一场险胜。帝国被重建起来，然而是在一种新的伪装下——有了一种新的皇帝、新的政府、新的货币，以及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BBC纪录片《相约古罗马》
（3）这个新帝国随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但是，跨越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一段关键而戏剧性的时期，帝国的凝聚力最终被彻底打破了。欧亚大草原的全部重量似乎以一种新的不可持续的方式向罗马势力的大厦上倾斜。凑巧的是，此时帝国的西半部瓦解了。这场灾难正是斯提利科努力想要避免的，它可能是罗马的衰落最为人所熟知的版本。在5世纪时，西部的罗马帝国解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罗马帝国的大结局。
（4）在东部，复苏的罗马帝国重新获得了权力、繁荣和人口增长。这次复兴被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黑死病和小冰期的双重打击——猛然中断了。在帝国缓慢衰败的过程中，人口不断减少，在伊斯兰军队占领大片领土时达到高潮。不仅罗马帝国的剩余疆土沦为残存的拜占庭国家，而且，幸存者只能居住在一个人口和财富锐减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中还有各种相互竞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无休止的冲突。
罗马的兴衰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故事完全是一部环境上演的戏剧。平静的2世纪时帝国的繁荣；来自罗马世界之外遥远地方的新型病毒；大规模流行病导致帝国与城市权贵之间重大交易的破裂；3世纪气候与健康的灾难中帝国的崩溃；一种新的皇帝统治下帝国的复兴；4世纪时横跨欧亚大草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古代晚期东方社会的振兴；黑死病扔下的核弹；新冰期的险恶开端；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最终崩溃，以及圣战军队的闪电征服。如果这本书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我们很难不把这些历史转折理解为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对位运动，有时相向，有时相对，但是完全不可分割，就像巴洛克赋格中华丽的复调。
在很大程度上，帝国的历史轨迹被自然力量从外部改变了方向。当然，我们不必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干扰，帝国就能永世长存。但帝国经历的特殊命运与气候最优期的结束和大规模流行病的冲击是密不可分的。在关于罗马命运的所有论述中，它们都占有稳固而重要的一席之地。
正如凯尔·哈珀在书中的谆谆提醒：
“
罗马帝国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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