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延安市檢察院檢察長劉惠生在北京接受《方圓》記者採訪。
即便出差，陝西省延安市檢察院檢察長劉惠生依然以一身整潔利落的檢服準時出現。雖然因為臨時約定採訪，前一晚才收到採訪提綱，但他遞過來一疊幾十頁、上萬字的採訪資料，告訴《方圓》記者：“這是辦公室連夜整理，我上午又仔細修改了一遍的。”（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就在記者以為這是一次“照本宣科”式的採訪時，劉惠生樸實的“陝北口才”又令記者刮目相看了：談帶團隊，拿西遊記來做比喻；談案件辦理，提到天理、國法、人情的平衡；談延安精神，又把歷史案件講得鞭辟入裡。
記者印象中偏保守的延安市檢察院，近年來有點“走紅”網絡，甚至在2019年度政法新媒體峰會上獲得“全國檢察微博二十強”以及全國檢察新媒體平臺建設獎。是什麼造就了這些呢？
公益訴訟這件事兒
《方圓》：據介紹，延安市檢察院辦理的“5·27北洛河汙染事件”案例入圍了生態環境部“生態損害賠償磋商十大典型案例”評選。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是檢察工作重點，也是社會焦點。請介紹一下案件的情況。
劉惠生：2019年5月27日，延長石油華北油氣分公司延能聯合作業部將共計約35噸的三車鑽井廢液傾倒入北洛河楊家灣過水橋下河內，造成北洛河水體汙染，導致生態資源受損。事故發生後，省市縣三級檢察機關迅速介入調查，延安市院向延安市政府發出檢察建議書。
《方圓》：為什麼沒有直接提起訴訟，而是選擇“檢察建議”這種形式？
劉惠生：早年2019年3月，張軍檢察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就指出，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把訴前實現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狀態。
當時我們也是考慮到案件要“多贏共贏”，所以提出了訴前磋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新路徑，即市政府與中石油華北油氣分公司延能聯合作業部簽訂了我市首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協議》，由該公司項目部支付賠償款460餘萬元，生態環境損害得到妥善處置。
這起案件也是陝西首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案成功辦理。同時，我們以此案為契機，聯合延安市生態環境局、市財政局、市中院出臺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細化了生態環境損害修復和賠償制度。
《方圓》：有過直接提起訴訟的案子嗎？
劉惠生：當然有，我們辦理延安首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是在2017年12月開庭的。這起宜川縣林業局不依法履行監管職責案，辦理過程相當艱難，驚動了延安市委書記徐新榮，歷時兩年，才得以成功起訴並開庭。
我還記得，當時陝西省檢察院行政檢察處、延安市兩級檢察院檢察長、民事行政檢察部部長、副部長和榆林、銅川、商洛等市縣區檢察院以及富縣、宜川相關部門單位共計100餘人旁聽了庭審。這起案件還通過法院官方微博直播，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傳效果。
這個案子對我們延安市檢察院來說非常具有標誌性意義，能夠成功判決標誌著我們的公益訴訟正式破局，但整體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仍在不斷探索。
“想的很難、做起不難”
《方圓》：有些人覺得公益訴訟因為地方保護主義、檢察建議剛性不夠等因素很難開展，作為這個工作的破局者，你怎麼看？
劉惠生：我認為，公益訴訟是“想的很難、做起不難”。我總是對一線辦案人員說，做公益訴訟要有亮點、有數量。有亮點是指公益訴訟的深度，要圍繞社會關注度高的社會問題，結合延安實際開展專項活動；有數量是指公益訴訟的廣度，不能辦完一個案子就完事，要把握契機，辦一個案子解決一片問題。
《方圓》：除了環境保護，延安市檢察院在公益訴訟方面的亮點還有哪些？
劉惠生：就說2019年吧，我們認真落實高檢院與水利部部署開展的“攜手清四亂、保護母親河”專項行動，與市生態環境、自然資源、水務等部門協同開展大氣汙染、汙水處理、危廢處置、油煤氣環境治理生態環境四大保衛戰；繼續深化跨區域協作機制，出臺了陝甘寧三省八市檢察院《跨區域“保護母親河·服務一帶一路”公益訴訟工作協作實施辦法》；結合延安政治文化特色，在全市部署開展了英雄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公益訴訟專項監督，保護延安革命聖地寶貴紅色資源。
《方圓》：深度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劉惠生：就拿“守護綠水青山、建設美麗延安”這項專項公益訴訟活動來說，我們市檢察院主導召開了甘肅慶陽和陝西延安、榆林兩省3市12縣區檢察院“防治石油汙染、保護生態環境”公益訴訟聯席會議，協商出臺了《跨區域石油汙染防治及公益訴訟工作協作實施辦法》。
並且，我們各縣區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富縣檢察院一份檢察建議書僅用3天就搬掉了一座“垃圾山”；洛川縣檢察院辦理了全市首例野生動物保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志丹縣檢察院率先向行政機關公開宣告送達檢察建議；黃陵縣檢察院在辦理破壞生態環境資源類公益訴訟案件的同時，與縣林業局共建“生態修復基地”等等。
《方圓》：這些都是機制，能不能用“數據”說話？
劉惠生：當然能。我可以自豪地告訴你，兩年多來，延安公益訴訟工作不斷髮展前進，通過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督促恢復、復墾被非法改變用途和佔用的林地、耕地、溼地等各類土地2000餘畝，督促治理恢復被汙染水源地面積133.4畝，清理汙染和非法佔用的河道400餘公里，清理被汙染水域面積67畝，督促清除各類生活垃圾、固體廢物2萬餘噸。
檢察長辦案是個人價值的體現
《方圓》：聽說你挺喜歡辦案子的？
劉惠生：是的，可能是因為我當過老師，我喜歡出庭發表公訴意見，特別是出幾百人的大庭。“檢察長”作為一個職務，更多的是管理、領導、指導的工作，體現的是檢察機關的集體價值；而辦案體現的是檢察官的個人價值、個人能力，在法庭上與律師交鋒辯論是沒有人能帶你的，能給我帶來很強的滿足感、成就感。
譬如我承辦的延安市監察委移送審查起訴的首例職務犯罪案件，出庭支持了公訴。這起案件犯罪數額巨大，犯罪時間較長，涉及人數較多，社會關注度高，延安市紀委監察委、法院、檢察院和相關部門單位以及當事人親朋好友等200餘人旁聽。庭審從上午10時一直開到下午5時30分，整個庭審井然有序，規範流暢。
《方圓》：現在有一些聲音認為檢察長辦案存在“湊數案”“掛名案”，你是自己審查案件證據、寫起訴書、出庭支持公訴嗎？
劉惠生：講到這兒，我覺得要從兩方面看：
一方面，檢察長出庭支持公訴絕不能流於形式，不能當“甩手掌櫃”，要抓住三個環節，即自己宣讀起訴書、自己參與關鍵性辯論、自己發表公訴意見。檢察長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發表公訴意見具有更強的權威性、震撼力和傳播力，法治宣傳效果更好。比如，我在出庭公訴黑某某故意殺人一案時強調，該案是由於被告人在村集體中沒有公平地享受到應有待遇，多次上訪、訴訟均未妥善解決而引發的一起對一個家族成員報復的惡性案件，公訴意見中重點闡述了該案引發的如何加強村級民主管理、如何解決宗族矛盾、如何提升村民管理的法治化水平等方面問題的思考，平緩了雙方當事人對立情緒，也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檢察長不宜單打獨鬥成“獨行俠”，辦案應發揮團隊優勢和傳幫帶的作用。如我曾辦理的一起故意殺人案，這起案件致5死4傷，我作為主要承辦人帶領兩名辦案人員，組成了一個辦案組，工作有分有合，我在審閱案件的同時，重點參與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出庭支持公訴和列席審委會等關鍵環節。雖然被告人黑某某最終被判處了死刑，但在辦案中發現了很多問題，有公安機關在偵查中存在的犯罪嫌疑人的年齡、作案動機、報案記錄、屍檢報告、作案工具和作案時衣服鞋子提取等證據問題和瑕疵，也有檢察機關在批捕階段存在的審查把關不嚴不細、監督退補查證不力等問題。這些問題在辦案後檢察機關內部進行了對照檢查，向公安機關也進行了反饋，提出了整改建議。
《方圓》：雖然喜歡辦案，可是作為檢察長，有那麼多時間嗎？
劉惠生：這就涉及如何科學合理地掌握辦案的數量類型問題。既不宜過多，也不宜過少，類型不能單一，更不能“重刑輕民”“拈輕怕重”，案件類型要齊全，重在知道、重在瞭解情況，所以一年辦三五個案子就可以了。
《方圓》：所以，如何處理抓“整體工作”和“個案辦理”之間的關係？
劉惠生：我自己的觀點是“兩個凡是”：凡是各項檢察工作推進順利、富有成效的地方，一定是檢察長親自參與辦案、親自指導業務；凡是工作落後的地方，一定是檢察長不重視業務、不參與辦案。所以，檢察長辦理案件可以有效破解當前檢察工作不全面、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推動檢察工作全面創新發展。
酒香也怕巷子深
《方圓》：我印象中延安市檢察院在宣傳方面是有點保守的，近兩年卻開始“走紅”網絡，甚至在2019年度政法新媒體峰會上獲得“全國檢察微博二十強”以及全國檢察新媒體平臺建設獎。為什麼開始重視新媒體工作？
劉惠生：其實，就在兩年前的今天，延安新媒體工作連續多月在全省考核墊底。
我到延安市檢察院工作以後，首先想到打造延安檢察的品牌工作。在我看來，我們延安不能光有寶塔山、清涼山、壺口瀑布，我們不能靠著“過去”吃飯，我們還要有品牌工作，包括公益訴訟、“掃黑除惡”專項鬥爭、認罪認罰從寬、一號檢察建議等等。
然而，俗話說酒香也怕巷子深。沒有宣傳，就沒有人知道你延安檢察做了什麼工作。就像張軍檢察長前些天講話提到的“本在檢察工作，要在檢察文化，效在新聞宣傳”。所以，要想把延安品牌工作打造好，也要把延安檢察新媒體打造好。（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2019年，我們延安市院製作的兩個新媒體微視頻得到高檢院採用，一個視頻在學習強國陝西學習平臺推送，多項工作指標能夠進入全國榜單，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
《方圓》：取得這樣的成績，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吧？
劉惠生：也有人問，你們這麼窮的地方，怎麼拼了全國前二十強？三個小編、三臺電腦、三部手機、一個話筒和一個收音器——這就是我們院裡新媒體的全部硬件力量。一方面是我們真的人少，全院只有73個政法編制，一方面也是新媒體工作要求人員需要具備年輕、創新意識強、有一定的影音製作能力等特點。
我們組織新媒體團隊到西安、寶雞等先進地區學習經驗、開闊工作視野，兩級院領導班子帶頭學習新媒體知識、帶頭推薦推廣，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工作人員加班加點、克服困難。所以，新媒體宣傳能夠取得一些成就，歸根結底靠的還是拼搏精神。
法律人的底線
《方圓》：從前邊的講述，我覺得延安市檢察院能從封閉走向開放，與你對社會的認知是密切相關的。
劉惠生：現在的檢察工作不能是封閉式發展。現在是信息化時代，也是開放式社會，而不是一個關起門來苦思冥想的時代，我們的工作要開門取經，取長補短。
《方圓》：這種開放的精神如何與革命老區的延安精神相結合？
劉惠生：延安是中國革命聖地，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與檢察事業發展密不可分，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在高等法院內部設檢察員，邊區的人民檢察制度也得以傳承發展，大家耳熟能詳的黃克功案就是在這一特殊時期被公訴審判處決的。
我們要學會從歷史裡汲取養分，陝甘寧邊區檢察工作形成的實事求是的法治精神、依靠群眾的法治路線、平等公正的法治原則、求實創新的法治作風得以薪火相傳，直至今天仍然是我們工作中堅持的重要理念，也是我們檢察人初心、使命的具體體現。我希望，延安精神與延安檢察工作融合更緊密，延安檢察品牌更加閃亮、更有特色，形成延安經驗，貢獻延安方案。
《方圓》：作為一名司法者，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劉惠生：2019年9月份，我去延安大學講過一堂檢察職業倫理課。我講作為一名檢察人，要有三個思維模式：政治思維、法律思維和紀律思維，這是我的價值觀。
在我看來，沒有政治思維，你的方向就會跑偏；法律思維是底線，是對法律工作者的最低工作要求；但是當今社會沒有紀律思維，前邊的一切都是“白搭”。我常講，你可能很講政治，也有法律思維，但就是中午喝了一頓酒違反了禁酒令，前邊的一切就“雞飛蛋打”。
更直白一點，我從事檢察工作20餘年，按退休年齡算，我剩下五年左右的工作時間，我要守住法律底線，就是不辦冤案、少辦錯案，要不違背自己的良心。當然死守法律條文也是不行的，按張軍檢察長的說法，就是做到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
來源：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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