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的视线都集中在新冠肺炎疫情上时，遭野火肆虐的澳洲直到上个月才靠暴雨完全结束这场燃烧了几个月的大火。即使沙尘暴、暴雨等极端天气接踵而来，澳洲植被仍顽强地开始焕发生机。澳洲总理莫里森此前宣布，未来两年内至少投入20亿澳元进行灾后重建，用作支持地方政府工作、为农民及初级生产者提供援助，并为救灾人员提供心理辅导。
我们在为澳洲祈祷的同时，不妨回顾一下300多年前发生在伦敦的大火灾。这场超级火灾使伦敦从一个古老破落的中世纪城市脱胎为现代都市，继而在18世纪成长为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几个世纪前的这场大火或许有些遥远，但伦敦人在灾难前后经历的痛苦、怀抱的希望、得到的教训，却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作一番回顾。
对瘟疫的恐惧压过防火意识
谈到伦敦历史，不可不提1666年9月的伦敦大火。火灾肆虐4天，将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兴建的伦敦老城吞没殆尽，灾情规模空前绝后。它造成的惨重损失，令当时许多人深信，这是神对伦敦罪恶发出的谴责和惩罚。然而，话又说回来，把这场大火灾放在以百年为计时单位的城市生命史中加以检视，它又是除旧布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历史学家研究1666年降临的这场灾难性事件，认为它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伦敦大火与16世纪至17世纪伦敦人口暴增、城区无序化发展直接相关，也是此前20多年英国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带来的后果。
火灾发生前，伦敦人口在百年内增长4倍，居民达30万，可城市布局还是罗马时代的旧物。城中心拥挤杂乱，街巷形如迷宫，许多街道宽度仅容一人推着独轮车通过。与此同时，住房紧张诱使业主将名下的土地用到极限，他们把房屋加盖到五六层，并将上部楼层尽量外扩以获取更大的使用面积，这样一来，临街相对的房屋在底层若隔着一条马路，楼顶住户与对面住户就仅有一墙之隔了。此类街区阴暗、空气污浊，一屋着火，立刻殃及一大片，根本来不及扑救。
11世纪的伦敦已是英国最大港口
1665年，伦敦爆发腺鼠疫，致使6.8万人丧生。当时的人们不清楚瘟疫的起因和传播原理，认为是某种瘴气随空气四处流动。他们普遍相信点火生烟能杀死病原、驱走瘟疫。尽管许多医生对烟和火的防疫效果表示怀疑，但疫情危急且别无他法之时，人们宁愿抓住一线希望孤注一掷。9月，在连续数周、每周病死数千人的情况下，伦敦市长命令全城每6家住户门前点一堆篝火，所有居民务必储备足够的燃料供篝火使用。次年伊始，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疫情开始缓解，伦敦依旧被阴云笼罩。伦敦市民担心瘟疫重来，街头巷尾到处仍是易燃物，人们对瘟疫的恐惧远远压过防火意识。
“这点火，一个女人撒泡尿就浇灭了”
1665年年末，疫情消退前，伦敦人迎来了一个干燥寒冷的冬天。无雪、无雨、大风天气持续到翌年春季。紧接着，漫长炎热的夏天来临。整整10个月降水寥寥的大风天，加上一个夏季的炙烤，伦敦城内的地表储水蒸发殆尽，水渠、水井已全数干涸。因此，当1666年9月2日凌晨1点，位于伦敦桥北普丁巷的托马斯·法里诺家的面包房着火时，伦敦几乎无水来应对大火灾。
凌晨2点，得知火讯的市长赶到现场。此时，控制火势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下令拆毁、清除周边房屋，开辟一圈隔离带，以求把损失压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此处是商业区，店铺和仓库存有大量贵重货物，一旦夷平，事后的赔偿金额不小；而伦敦刚经历了大瘟疫之劫，市政财源枯竭，赔偿将无力承担。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市长决意保守处理，并留下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哼，这点火，一个女人撒泡尿就浇灭了。”
宝贵的救火时机一旦错过，情势便严峻起来。数小时内，火焰在大风助长下四下蔓延。起先周边居民还在观望火势，到清晨时分他们就不得不收拾财物、雇车逃走。9月1日，火灾前一天，伦敦一辆运货马车的租费不过是几先令；到9月3日，价钱涨到了40英镑。
伦敦大火灾绘画
也许是出于对石头建筑防火性能的信赖，也许是出于对神灵护佑的迷信，火区附近书店和文具店老板协同一些居民将大量书籍、纸张和家具搬到圣保罗教堂，以为可确保安全。他们失算了，大火并没有网开一面。9月4日，教堂内堆放的易燃物迅速将其化为一片火海。约翰·伊夫林写道：“教堂墙体的石头如炮弹四射迸裂，铅制屋顶融化，像溪流一样流淌到街道上，路面闪烁出火焰般的红色。”
1665年瘟疫流行时，复辟掌权5年的查理二世罔顾死亡线上挣扎的子民，带领王室成员逃往索尔兹伯里和牛津避难，遭到全民声讨。此番火灾发生，他吸取教训，第一时间与弟弟约克公爵承担起挽救伦敦的使命。9月2日上午他听取灾情汇报后，即刻下令拆除房屋以隔离火区和非火区，只不过此时人力捉襟见肘，拆房怎么也赶不上大火的脚步了。
伦敦大火灾始于9月2日凌晨，结束于9月5日，防火带措施最终奏效，大火在燃料消耗完毕后逐渐熄灭。
需要一个替罪羊平息民愤
火灾余烟消散，9月底，英国议会组建火灾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火灾起因。
1666年的英国适逢多事之秋。其一，数十年的英国政治和宗教动乱结束没多久，国内各派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思想对抗尚未平息。其二，英国正与法国和荷兰交战，英国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因此，火灾第二天，有人故意纵火的谣言便流传开来。谁有作案动机呢？在大众眼里，因失势而愤愤不平的共和主义者，效忠于克伦威尔、图谋叛乱的军队，遭受迫害和排挤的天主教徒以及不信国教的新教徒，法国间谍或荷兰奸细，他们都是嫌疑犯。
很快，一个名叫罗伯特·休伯特的法国钟表匠被抓获，供述了犯罪经过，即他如何伙同23个同谋在面包店放火。可是，随着调查进展，一些事实浮出水面，与他的供词不一致。例如，他所乘坐的轮船船长证实，火灾发生两天后船才靠港，就是说，休伯特不可能在案发时出现在现场。再如，休伯特不知道法里诺的面包房没有窗户。还有，他一腿残疾，明显不具备作案能力。更蹊跷的是，证据明明有利于休伯特脱罪，他却在审判过程中不断修改口供，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对此，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在《英国叛乱和内战史》中评论道：无论法官还是出席审判的任何人，谁都不相信罗伯特·休伯特有罪，但他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意图自杀，一心求死。
判罪证据缺乏、证词漏洞百出，然而，英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愤和骚动，进而瓦解潜在的政治动荡。这个心智异常的法国人无疑是个完美的牺牲品。于是，罗伯特·休伯特被法庭定罪，于10月下旬被处以绞刑。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二年，火灾委员会正式出具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伦敦大火灾是人为纵火。此时，纵火阴谋论已深入人心，再无人相信死者的清白。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三年，一个名叫泰斯特·奥茨的人捏造谣言，宣称一批耶稣会教士拟定了一个暗杀国王查理二世的计划。该事件导致20多人被处死，史称1668年“天主教阴谋案”。此案促使众议院通过决议，将伦敦大火灾归咎于天主教团伙叛乱，并将此判决刻在大火灾纪念碑上。直到1831年，这项莫须有的罪名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才从碑体抹去。
灾后重建，“我将再起”
伦敦大火灾前后，荒诞可悲的故事轮番上演。然而，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为新圣保罗教堂选定的座右铭“我将再起”，则昭示这场火灾为后世储蓄了积极的资源。
大火熄灭仅1个月，英国议会便通过第一部《伦敦重建法案》，严格规范建筑标准和建筑材料，以根除住宅火灾隐患。法案规定了街道的宽度、民宅的高度，明确建材只允许使用石头和方砖，严禁拓宽顶部楼层。违反条例的房屋一律拆除。
4年后，指导大型公共建筑重建工作的第二部《重建法案》发布。克里斯托弗·雷恩被委以设计和督建新圣保罗大教堂的重任。这座与原教堂风格迥异的宏伟建筑至今仍是标记英国国教身份的一张名片。
建筑要防火，救火设施、救灾制度也要现代化。伦敦大火灾带来了改变历史的三样新发明：消防栓、火灾保险公司和消防局。
1668年，伦敦市发布《防火条例》，要求在每条街最显眼的地方安装消防栓。1667年，内科医尼古拉斯·巴本从灾后财产纠纷中发现商机，创建史上第一家火险公司。公司自备消防队，每个投保客户有独一无二的保险号，保险公司可应召救火。随着保险公司陆续成立，各公司消防队协同救火的实践日益增多，最终促成伦敦消防局组建。
种种措施，帮助伦敦破除重复千年的焚毁-重建之轮回，在18世纪成长为欧洲最大城市。伦敦不负众望，实现了克里斯托弗·雷恩一代的“再起”预言。
英国焚毁伦敦城市模型纪念伦敦大火
伦敦大火灾如同一个舞台，演示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大灾难的共性：灾难总与阴谋论共生，灾难时常被人利用。可是，它也告诉我们，劫后重生的希望总会为直面灾祸、勇敢自我纠错的人们预留的。伦敦灾后重生，显示英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讲究实效的行动，预示着国家局面向和平与安定转折。（萧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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