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是一個黑暗吞噬光明、刺刀戰勝公理的日子。從這天開始，侵華日軍用刺刀挑開了南京大屠殺的帷幕。一群僑居南京的外籍友人，向在日軍鐵蹄下苦苦掙扎的中國人民伸出了救助之手。他們組織國際安全區，向超過25萬戰爭難民提供保護，他們搜錄日軍暴行，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同時代第一手資料”，他們奔走於世界各地，呼籲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國的抗戰。拉貝、貝德士和馬吉，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
日軍捆綁大批南京青壯年，押往郊外集體屠殺。
“南京的辛德勒”拉貝
1908年8月2日，約翰·拉貝從德國漢堡啟程到達北京，未婚妻道拉也隨後來到北京，他們在北京結為伉儷。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他收集了大量有關北京的照片和繪畫，並附以對近代北京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詳細記錄。後在南京任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總代表。
拉貝和夫人道拉合影
1937年南京淪陷前，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對中國人民著深厚的感情，他一直把中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曾經不無感激地說過:“我在這裡生活安寧並在生意上取得了成功。我一向得到中國人的厚待!”
1937年12月,當侵華日軍的鐵蹄步步逼向南京時，拉貝不顧德國使館要求其撤離的勸告，毅然留在南京，出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決心與危城共存亡，以報答中國人對他的厚愛。
南京難民區國際救濟會暨金中收容所所長率全體職員攝影（圖中前排右起第六人為拉貝）。
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拉貝率領安全區其他委員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他們多次直接與日本使館及侵華日軍當局交涉，抗議日軍在安全區內的種種暴行，強烈要求日本佔領軍迅速採取措施，阻止不幸事態繼續蔓延。但是面對這樣一支人類歷史上空前殘暴的法西斯部隊，希冀通過國際公法來約束它顯然太過天真了。
正常的外交努力見不到效果，拉貝和他的同事們只好親自趕往出事地點驅趕施暴的日本兵。拉貝還在他居住的廣州路小粉橋1號的宅院裡，收留了600多名附近的居民，他負責供給衣食。每天工作之餘，哪怕再晚、再累，拉貝都要拿起筆，記下日軍罄竹難書的暴行：
“12月14日,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過一二百米就會壓過屍首，死者都是平民，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被開槍打死的。”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於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裡就有30具屍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脖子上綁著石塊。”
“1938年1月1日，一個母親向我跑過來，雙膝跪下，不斷哭泣著，哀求我幫她一個忙。當我走進一所房子內，看見一個日軍全身赤裸地壓在一個哭得聲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這個下流無恥的日軍，並且用任何能夠讓人明白的語言向他呼喝，最後這個日軍逃跑了。”
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
拉貝關於日軍暴行的日記，連續寫了6個月。1997年，《拉貝日記》被發現，共有厚厚的8大本，成為披露日軍暴行的最有力的證言。
1938年4月回到德國後，拉貝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奔走呼號發表演講，向人們展示記錄侵華日軍暴行的日記和照片。雖然他已經得知先行回國的兩名德國人因揭露日軍暴行而遭蓋世太保逮捕，但他仍然義無反顧。拉貝還根據他的日記寫了一份長達260頁的報告給希特勒，詳細講述了中國人的悲慘遭遇，希望這位帝國元首出面干預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然而，給希特勒的報告交上去沒幾天，拉貝就被蓋世太保抓走了。
從1942年開始，拉貝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和精力整理他在南京的戰地日記，並對129張現場照片的拍攝時間、地點、拍攝對象一一作了說明，精心保存，為後世留下歷史的見證。約翰·拉貝所著“南京卷”《拉貝日記》是二戰時期日本的同盟國——德國的公民所做的第三方視角記述，是證明南京大屠殺的最有力證據之一。2009年在中國網友票選的“十大國際友人”中，拉貝名列第二位，僅次於白求恩。
“南京老市民”貝德士
貝德士是一位自稱“南京老市民”的美國人。從1920年開始，他在金陵大學教了30年的書。南京淪陷前夕，貝德士受命以副校長名義留在南京負責校產守護。作為27名滯留南京的外國人之一，貝德士積極參加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及後來的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
貝德士是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著名歷史學家。他憎惡戰爭，渴望和平。當他親聞目睹日軍暴行後，意識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種道德義務”。於是，他利用一切方式及時地向外界揭露日軍的滔天罪行。
貝德士
貝德士是第一個把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報告給當時的中國政府的外國人。1938年1月，貝德士把目擊日軍人城後大肆槍殺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及難民的情形寫成報告。1月10日，他委託停泊在長江邊的美國軍艦把報告複印本帶到漢口交由武昌華中大學代理校長黃溥，請他轉交中國政府。
1938年1月，貝德士獲悉英國駐上海記者田伯烈正在蒐集有關日軍在華暴行文件憑據後，立即找來同在安全區工作的史邁士等人密商，決定向田伯烈提供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大量一手資料，其中包括貝德士自己的信件、費奇的日記以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抗議、報告等。後來田伯烈決定將暴行材料彙編成書，貝德士積極幫他實施出書計劃，並親自校閱文稿。
貝德士寫給日本大使館的抗議信
貝德士是一位尊重事實、 藐視謊言的人。有一位名叫麥金的美國牧師由於不明真相且受日偽宣傳影響，貿然致函《紐約時報》指責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貝德士得知此事後，立即於1938年4月2日給麥金寫了一封信，指出“如果我不是親眼看到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現代社會”。為了讓麥金瞭解事實真相，更正自己的錯誤言論，貝德土在這封信中再次歷數自己親眼目睹的日軍累累暴行。
貝德士還協助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完成了南京地區戰爭損失(1937年12月一1938年3月)調查。作為一名歷史學家，貝德士有著高度的前瞻性，他深信日本侵華戰爭遲早要失敗，到那時再去做戰爭損失調查為時已晚。為了弄清日本侵略者到底給南京地區造成多大損失，還在日軍肆虐南京的時候，貝德土和他的同事們就決定一面從事繁重的難民救濟工作，一面著手調查。這項調查從1938年3月開始，歷時3個多月。最後由史邁士綜合各項調查成果，編成《南京戰禍寫真》一書出版。
貝德士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南京大屠殺案作證。
敢於向報界提供材料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有時甚至直接投書報刊。他的做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指認貝德士“反日”,禁止各企業、事業單位與以貝德士為主席的國際救濟委員會合作。1938年3月31日，日本駐南京領事田中把貝德士找去，警告他“必須小心”，並威脅說:“南京發生過某些案件，我想你是知道的。”
貝德士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上兩次為南京大屠殺作證，他的證詞被採用併成為法庭定罪日本戰犯的重要證據。
“鬼片"攝錄者馬吉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間，約翰.馬吉牧師經拍攝過一部反映大屠殺暴行的紀錄片，但在1991年以前這部紀錄片的拷貝卻未公開面世。日本國內一些企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人蔑稱該片為“鬼片”
約翰.馬吉
1991年，在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努力下，這部紀錄片終於被找到，成為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隨即該片在日本各大電視臺黃金時間內反覆播放，從而給那些篡改歷史，掩蓋屠殺真相的人一記有力的反擊。
馬吉當年使用這部16毫米攝影機拍攝日軍暴行
馬吉是美國匹茲堡一個律師的兒子，畢業於馬薩諸塞州神學院。1912年至1940年，這位牧師受至公會的派遣到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他決定留下來參加安全區的工作，希望儘自己的微薄之力讓生活在活地獄中的南京人民感受到人道主義的溫暖。馬吉與他的同事一道夜以繼日地工作，照料受傷的人，阻止日軍強姦婦女的暴行，救濟難民。在為安全區工作的日子裡，馬吉深為侵華日軍的殘暴所震懾。在南京鼓樓醫院，他看到到處是被日軍刀砍槍擊的傷者。獸性發作的日本兵連孕婦也不放過，強姦不成竟用刺刀將她刺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馬吉用一架不常見的16毫米攝影機記錄下了鼓樓醫院受害者們痛苦呻吟的近景鏡頭。由於日本軍方嚴格控制安全區委員們的外出活動，並絕對禁止拍照、攝影，所以馬吉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影片中一段日本兵趕攏平民、婦女們跑在一旁求饒的鏡頭就是他躲在窗戶後面偷拍的。
1938年1月，馬吉把影片膠片交給國際委員會的另一名委員費奇悄悄帶往上海柯達公司沖印，並在那裡編輯、加上標題和英文解說詞。這部影片共製作了4部拷貝。
馬吉當年拍攝日軍暴行的4本膠片
馬吉親自把其中一部拷貝送給了德國大使館。德國外交官羅森在收到這部拷貝後給外交部寫了份報告， 建議把它放映給元首希特勒和帝國總理觀看。
另一部拷貝給了一位英國傳教士。她勇敢地把影片帶到了日本並在那裡秘密放映。
第三部拷貝被費奇帶到了美國，在當地華僑團體的午餐會上放映了這部影片。
馬吉自己也曾在匹茲堡和紐約等地放映過這部影片。在看到片中日軍暴行時，常常有人昏倒。
馬吉在日本東京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日軍南京大屠殺作證。
馬吉的這部影片是留存至今的唯一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動態畫面。1946年，馬吉曾經在日本東京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日軍南京大屠殺作證。
拉貝、貝德士、馬吉只是20多位外籍友人的典型代表。南京淪陷前，他們對留在南京的危險性早有洞察，他們各自國家的使領館也一再勸說他們撤離。 但這些與中國有著深情厚誼的友人毅然居留危城，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救助處於悲慘境地的難民，記錄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同時代第一手材料”， 為這場人間慘劇留下了歷史的見證，發出了正義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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