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是一个黑暗吞噬光明、刺刀战胜公理的日子。从这天开始，侵华日军用刺刀挑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帷幕。一群侨居南京的外籍友人，向在日军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伸出了救助之手。他们组织国际安全区，向超过25万战争难民提供保护，他们搜录日军暴行，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同时代第一手资料”，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拉贝、贝德士和马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日军捆绑大批南京青壮年，押往郊外集体屠杀。
“南京的辛德勒”拉贝
1908年8月2日，约翰·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到达北京，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收集了大量有关北京的照片和绘画，并附以对近代北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详细记录。后在南京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总代表。
拉贝和夫人道拉合影
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对中国人民着深厚的感情，他一直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曾经不无感激地说过:“我在这里生活安宁并在生意上取得了成功。我一向得到中国人的厚待!”
1937年12月,当侵华日军的铁蹄步步逼向南京时，拉贝不顾德国使馆要求其撤离的劝告，毅然留在南京，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决心与危城共存亡，以报答中国人对他的厚爱。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图中前排右起第六人为拉贝）。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拉贝率领安全区其他委员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们多次直接与日本使馆及侵华日军当局交涉，抗议日军在安全区内的种种暴行，强烈要求日本占领军迅速采取措施，阻止不幸事态继续蔓延。但是面对这样一支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的法西斯部队，希冀通过国际公法来约束它显然太过天真了。
正常的外交努力见不到效果，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只好亲自赶往出事地点驱赶施暴的日本兵。拉贝还在他居住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宅院里，收留了600多名附近的居民，他负责供给衣食。每天工作之余，哪怕再晚、再累，拉贝都要拿起笔，记下日军罄竹难书的暴行：
“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过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死者都是平民，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的。”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脖子上绑着石块。”
“1938年1月1日，一个母亲向我跑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子内，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地压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这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且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最后这个日军逃跑了。”
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连续写了6个月。1997年，《拉贝日记》被发现，共有厚厚的8大本，成为披露日军暴行的最有力的证言。
1938年4月回到德国后，拉贝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奔走呼号发表演讲，向人们展示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日记和照片。虽然他已经得知先行回国的两名德国人因揭露日军暴行而遭盖世太保逮捕，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拉贝还根据他的日记写了一份长达260页的报告给希特勒，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悲惨遭遇，希望这位帝国元首出面干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然而，给希特勒的报告交上去没几天，拉贝就被盖世太保抓走了。
从1942年开始，拉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和精力整理他在南京的战地日记，并对129张现场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拍摄对象一一作了说明，精心保存，为后世留下历史的见证。约翰·拉贝所著“南京卷”《拉贝日记》是二战时期日本的同盟国——德国的公民所做的第三方视角记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之一。2009年在中国网友票选的“十大国际友人”中，拉贝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白求恩。
“南京老市民”贝德士
贝德士是一位自称“南京老市民”的美国人。从1920年开始，他在金陵大学教了30年的书。南京沦陷前夕，贝德士受命以副校长名义留在南京负责校产守护。作为27名滞留南京的外国人之一，贝德士积极参加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
贝德士是一位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著名历史学家。他憎恶战争，渴望和平。当他亲闻目睹日军暴行后，意识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于是，他利用一切方式及时地向外界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
贝德士
贝德士是第一个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报告给当时的中国政府的外国人。1938年1月，贝德士把目击日军人城后大肆枪杀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及难民的情形写成报告。1月10日，他委托停泊在长江边的美国军舰把报告复印本带到汉口交由武昌华中大学代理校长黄溥，请他转交中国政府。
1938年1月，贝德士获悉英国驻上海记者田伯烈正在搜集有关日军在华暴行文件凭据后，立即找来同在安全区工作的史迈士等人密商，决定向田伯烈提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一手资料，其中包括贝德士自己的信件、费奇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抗议、报告等。后来田伯烈决定将暴行材料汇编成书，贝德士积极帮他实施出书计划，并亲自校阅文稿。
贝德士写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贝德士是一位尊重事实、 藐视谎言的人。有一位名叫麦金的美国牧师由于不明真相且受日伪宣传影响，贸然致函《纽约时报》指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贝德士得知此事后，立即于1938年4月2日给麦金写了一封信，指出“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为了让麦金了解事实真相，更正自己的错误言论，贝德土在这封信中再次历数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累累暴行。
贝德士还协助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完成了南京地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一1938年3月)调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贝德士有着高度的前瞻性，他深信日本侵华战争迟早要失败，到那时再去做战争损失调查为时已晚。为了弄清日本侵略者到底给南京地区造成多大损失，还在日军肆虐南京的时候，贝德土和他的同事们就决定一面从事繁重的难民救济工作，一面着手调查。这项调查从1938年3月开始，历时3个多月。最后由史迈士综合各项调查成果，编成《南京战祸写真》一书出版。
贝德士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南京大屠杀案作证。
敢于向报界提供材料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时甚至直接投书报刊。他的做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指认贝德士“反日”,禁止各企业、事业单位与以贝德士为主席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合作。1938年3月3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田中把贝德士找去，警告他“必须小心”，并威胁说:“南京发生过某些案件，我想你是知道的。”
贝德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上两次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他的证词被采用并成为法庭定罪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
“鬼片"摄录者马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间，约翰.马吉牧师经拍摄过一部反映大屠杀暴行的纪录片，但在1991年以前这部纪录片的拷贝却未公开面世。日本国内一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人蔑称该片为“鬼片”
约翰.马吉
1991年，在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努力下，这部纪录片终于被找到，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随即该片在日本各大电视台黄金时间内反复播放，从而给那些篡改历史，掩盖屠杀真相的人一记有力的反击。
马吉当年使用这部16毫米摄影机拍摄日军暴行
马吉是美国匹兹堡一个律师的儿子，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神学院。1912年至1940年，这位牧师受至公会的派遣到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他决定留下来参加安全区的工作，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生活在活地狱中的南京人民感受到人道主义的温暖。马吉与他的同事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照料受伤的人，阻止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救济难民。在为安全区工作的日子里，马吉深为侵华日军的残暴所震慑。在南京鼓楼医院，他看到到处是被日军刀砍枪击的伤者。兽性发作的日本兵连孕妇也不放过，强奸不成竟用刺刀将她刺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马吉用一架不常见的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鼓楼医院受害者们痛苦呻吟的近景镜头。由于日本军方严格控制安全区委员们的外出活动，并绝对禁止拍照、摄影，所以马吉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影片中一段日本兵赶拢平民、妇女们跑在一旁求饶的镜头就是他躲在窗户后面偷拍的。
1938年1月，马吉把影片胶片交给国际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费奇悄悄带往上海柯达公司冲印，并在那里编辑、加上标题和英文解说词。这部影片共制作了4部拷贝。
马吉当年拍摄日军暴行的4本胶片
马吉亲自把其中一部拷贝送给了德国大使馆。德国外交官罗森在收到这部拷贝后给外交部写了份报告， 建议把它放映给元首希特勒和帝国总理观看。
另一部拷贝给了一位英国传教士。她勇敢地把影片带到了日本并在那里秘密放映。
第三部拷贝被费奇带到了美国，在当地华侨团体的午餐会上放映了这部影片。
马吉自己也曾在匹兹堡和纽约等地放映过这部影片。在看到片中日军暴行时，常常有人昏倒。
马吉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马吉的这部影片是留存至今的唯一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1946年，马吉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拉贝、贝德士、马吉只是20多位外籍友人的典型代表。南京沦陷前，他们对留在南京的危险性早有洞察，他们各自国家的使领馆也一再劝说他们撤离。 但这些与中国有着深情厚谊的友人毅然居留危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救助处于悲惨境地的难民，记录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同时代第一手材料”， 为这场人间惨剧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发出了正义的呼声。
閱讀更多 藍光加特林 的文章
關鍵字: 深情厚谊 原汁原味的德系SUV 辛德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