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推崇內聖外王之道，這是一種講究內外互動的古老智慧。具體到學習和讀書上，課業之“內”在於精深的原理和技術，課業之“外”在於這些道理於實踐中的體現。好的學習方式在於內外一致、互相促進，因此課外書並不“外”於學習，重要的是理解二者的關係。
一些朋友一定擔心我“不務正業”，為何一位經濟學老師經常推薦經濟學以外的書單。其實，恰恰相反，所謂的課外書不是推薦多了，而是推薦少了。
首先，課外書和課內書（杜撰的）並無絕對的劃分界限。如果我推薦同學們閱讀《道德情操論》，那麼它算課外書還是課內書？如果我推薦厲以寧先生的《歐洲經濟史》，它算什麼書？我經常跟同學們開玩笑，如果你們熟知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你們就會知道這個shock對英國紡織業原材料採購地的影響，進而就會知道英國和印度又產生了何種經濟、地理和政治聯繫。
如果你們熟知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你們就會知道這個shock對英國紡織業原材料採購地的影響。
其次，課外書閱讀的很少，會嚴重限制一個人的信息量和想象力。現在大家都在忙著學習DID和IV，但目前很多年輕學生們所找的IV只是很技術層面的，並未與歷史、文化相聯繫。如果IV這麼好找的話，為何在MIT還說如果能夠找到一個IV就“名垂史冊”了呢？起碼，我們聽Helpman談IV時是帶著很崇敬的心情的。現在我參加一次國內的學術會議，就能聽到很多IV，這讓我特別吃驚。
再次，課外書閱讀的少，會影響一個人做學問的境界和價值觀。境界和價值觀看似和學問的直接聯繫不大，其實影響很大。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如果你不知道馮友蘭先生所闡述的“四境界說”，大概一輩子也只能停留在比較功利的淺層境界。又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斯賓諾莎曾說過：“人越多瞭解事物的因果由來，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後果，並減少由此而來的苦楚。”用道家的話來說，這就是“以理化情”。我的理解是 “理”就是追求實事求是，“情”就是一定程度的主觀衝動吧。當然，馮友蘭先生所總結的中國古代先賢的“頓悟”能力，那可就更妙不可言了。
“以理化情”
課外書可以和專業有關，也可以和專業無關。無關的專業書中我首推文學書籍。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經常閱讀文學書籍，可以增加人類對於事物判斷的“共情”成分，可能和我前面文章裡面提到的“通感”有些類似，從而間接地推動人們非線性思維方式的形成和發展。
當然，也不只應讀書，多讀點好的雜誌也特別好。我覺得收益比較大的雜誌包括《商業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南方人物週刊》和《讀書》等。這幾份雜誌以前沿技術、前沿商業模式和前沿思想而見長。有些有歷史和有眼界的雜誌，我甚至想專門闢文談談它們。
很多時候，不僅機器會生鏽，人腦如果老是不閱讀（特別是”課外書”），大概經過兩個月的封閉後，也會像小白鼠一樣，一個月就會大腦萎縮20%吧？
如果經常閱讀文學書籍，可以增加人類對於事物判斷的“共情”成分，可能和我前面文章裡面提到的“通感”有些類似，從而間接地推動人們非線性思維方式的形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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