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丛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亮丽名片，它不仅为彼时出版成功树立了典范，更成为滋养学人，催生研究成果的学术渊薮，历来享有盛誉。《四部丛刊》出自张元济先生之手，所以谈《四部丛刊》必要谈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一八六七年出生于广东。其远祖乃南宋横浦学派创始人张九成。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恩科举人。三年后，与蔡元培、唐文治、汤寿潜、尚其亨、张镇芳、叶德辉等同登光绪壬辰（1892）榜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刑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初入社会，正是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苦难时代。如何“救国图强”，乃当时仁人志士共同求索的真理。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张元济，尤多知外交事务和外国长技，很快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遂建议成立学堂，并撰写七千多字的奏稿，进呈光绪皇帝，反复强调强国亟需培养人才，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他。惜变法很快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他人或革职，或逃散，一时星流云散，张元济则遭到“永不叙用”的处分。时晚清重臣李鸿章惜其才，乃荐其到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校兼代办院事。“戊戌变法”失败的严酷现实，使张元济认识到中国社会受两千多年君主专制钳制，思想守旧，民智未开，觉悟未醒，想通过一次变法就能强国是幼稚的幻想。他指出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遂更加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理念。
张元济以“辅助教育为己任”，于一九〇一年投资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三年初任该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一六年任该馆经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年改任该馆监理，一九二六至一九五九年任该馆董事长，一九五九年八月谢世。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出版工作，当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一次实践；他所参与规划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无疑是他辅助教育思想的具体实施；组建藏书楼涵芬楼，后扩展为东方图书馆，以保障出书品质，开私营出版社建馆藏书之先河；组织编纂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续古逸丛书》，未尝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学术思想的体现。可见这位从“戊戌变法”中走出来、被宣布“永不叙用”的莘莘学子，始终未忘自己变法图强的初心，用终生的出版实践，回击了“永不叙用”的荒谬。
《四部丛刊》初编，于一九一九年开始辑印，一九二三年出版蒇工，费时四年。其后，张元济又陆续发现一些较印入初编的版本更好的本子，遂将先前所印该书撤出，更换更好的善本，并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重新印制初编。这种不惜工本、不护短隐误、追求至善的经营理念，口碑极佳，鲁迅、胡适、蔡元培、黄侃等学界名流均交口称赞，一时购买如潮，洛阳纸贵。一九三二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日军飞机有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日本浪人混进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了这座珍贵的图书宝库。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张元济给胡适的复信中尝言：“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复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张元济全集》第2卷549页）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四部丛刊》续编于一九三四年辑印出版，显系张元济对日本人企图毁我文化阴谋的实际回撃。一九三六年，《四部丛刊》三编辑印出齐。
《四部丛刊》前三编的编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的首要环节是选书与选本。为保障书的品质，张元济尝广泛征求意见。他曾将《四部丛刊》选目分寄多位学者，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致函王国维：“前承开示《四部丛刊》续编目录，当于同人商榷，略有增减。兹印成草目一帙，聊代誊写，今呈上一份，谨祈鉴察。所增各书如有未合者，仍乞加以删汰。又何书以何本为宜，亦祈指示，即就原原目注入掷还，俾可汇印清目，再向各家商借。”（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全集》第1卷241页）在致王国维的另一封信中，又请他校补了《元氏长庆集》及《张说之文集》，使之更为美备。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又致书北大教授朱希祖：“再前年承示购得抄宋本《水经注》，甚为王君静庵（王国维）所赏，曾代估影印工价，议而未行，至今悬望。敝馆近日复印《四部丛刊》，中有《水经注》一种，原用武英殿聚珍版本，静庵来信谓不如改用尊处抄宋本或黄省曾刊本。鄙意兄所藏从宋本出，黄本究逊一筹。因思吾兄本有流通之意，不揣冒昧，敢为陈请。”张元济的《日记》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一九一六年三月二日载：“约王病山、朱古微、俞恪士、寿丞、刘聚卿、徐积余、郑稚星、刘翰怡、张石铭、李梅庵、郑苏龛在一家春晚饭。”（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全集》第6卷20页）以上诸人都是当时家富藏书的大家，是张元济商借底本的对象。可知为保障《四部丛刊》的出书质量，张元济呕心沥血，劳苦功高。
正如他的嫡孙张人鳯在《四部丛刊》四编序言中所说：“张元济在《四部丛刊》三编完竣之日，即着手四编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吴其昌信曰：‘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有指示，不胜感荷。’亦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之前，他就给吴其昌等多位学者去信，征求《四编》的意见。信中还托吴其昌代为向任赣沈探询明覆宋本《鹤林玉露》的版本情况。浙江海盐同乡、历史学家朱希祖曾向张元济建议：‘《宋大诏令》等，大都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有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表示：‘《宋大诏令》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潘景郑在《四部丛刊续集草目题识》中记述：‘涵芬楼向滂喜斋借影了一批典籍，印入续编，但还有不少并未编入，惜所印不及十种，尚有借印而未成书者，如《东观余论》《颜氏家训》《诸儒鸣道集》《雍录》《大金国志》等。’张元济自己收藏并十分珍爱的典籍，则有明隆庆五年叶恭焕手抄本《负喧野录》， 系百余年前从海盐张氏涉园藏书流散之本，由傅增湘在北京为他买得；另一部为明洪武刊本《郑师山集》，‘此书为弟所有，极不易得，将俟修补后看能否照相，拟印入《丛刊》也。’”
张元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刘承干信称：“《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期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当即呈政。”同年三月六日致丁英桂信云：“《丛刊》备用之书，如《契丹国志》《名臣碑传琬琰集》《诸儒鸣道集》《玉堂类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传真者，乞检出发下一二种，以便续制。瞿启甲之子瞿熙邦回忆：‘尚有再续目录，亦列十有余种，垂以抗战军兴，遽告终止。’”（瞿凤起《答友人问吾家回应影印事》）。可知在《四部丛刊》三编编印出版后期，张元济已开始筹备《四编》事宜。惜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寻衅酿成“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战爆发，《四部丛刊》四编就此中辍。八十年后，上海柳和城先生在《济南大学学报》发文，披露了张元济《四部丛刊》四编草目，由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周心慧发现，携来共商核实编纂出版事宜。
《四部丛刊》四编草目著录极为简略，需要逐一寻检核查：对其中书名不确者，加以核正；卷数不确者，加以核实；对作者题名、表字、雅号不合规范者，皆考出其真实姓名以著之；对目中所题版本笼统者，加以细化具体，如目中只题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明抄本、清抄本、稿本等，都要先加判断，而后尽可能给予详实著录。总的印象是原选目盖非正式敲定的规范目录，似是先生随时想起随时记录之目，核实很费周折。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总算整理出一个较原草目版本更好的书目。张氏原选一百三十二种，有七种今已不知下落，还有几种大书，如《册府元龟》《国榷》《明文海》等，近年都已影印出版，不再重印，总得一百二十三种。少数几种，当初张氏所选之本不及现存之本更好，做了适当调整。随着《四编》的出版，这个核实后的选目亦早已公之于世。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元济致丁桂英信云：“顷思得拟将照存残宋本《梅宛陵集》，影印六开本出售。本拟引入丛刊四、五编中。此小种抽出单行或尚可售。但照存底本有何等书籍，均不记忆。可否乞抄一分。敝处迁移后无可查考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全集》第1卷116页）在这封信中，张元济明确提到了编《五编》的计划。柳和城先生《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一文亦考证：“（张元济）按照原先计划，还将推出《四编》《五编》，由于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再遭浩劫，计划随之流产。”可见，柳先生也洞察了张氏编《五编》的构想。通观《四部丛刊》初、续、三、四编选目，张先生选目思路亦清晰可见，盖是从学术资料价值、版本价值、实用价值和求真精神等几个方面入手，广征博采，商借公私，所以迄今虽仍未有张先生亲自选目的发现，但沿着前四编的甄选思路，我们又拟出了一个五编选目，藉以完成张先生想做而未竟的期冀。
纵览《四部丛刊》前四编选目，我们会发现张元济先生以时间为纵线，前贤著作为横线，构建起了一个十分严密的选目体系。然而，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寻访底本的不易，仍然有一些本子没有被发现。这就在这个体系中留下了一些空白，《五编》所选之目，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使《四部丛刊》这一大书更加详备。
《五编》选目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大量补入《四部丛刊》前四编未收的唐人文集，底本多为明代铜活字印本；二是收入了一些价值极高的手稿本；三是选入了极为稀见的传抄本；四是收录了一些罕传的刊本。前四编虽已收录不少各种版本的唐人文集，但初、盛唐人文集收的有限。如许敬宗、虞世南、王昌龄文集，均为张先生所难寻，而明人铜活字排印之本可补其阙。明弘、正间所存宋、元刊本尚多，以这些宋、元本为底本用铜活字摆印行世者，历来为藏家视为“下宋版一等”，十分珍贵。张先生亦重视稿本，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查继佐《罪惟录》稿本，就是张氏多方访查而收入三编者。而五编特将元人张仲寿《畴斋文稿》手稿编入。书内“畴斋”“自诒叟”，乃张仲寿自钤。明初为宋濂所有，以有“宋景濂氏”钤章可证。后归项墨林，以有“子京父印”“墨林秘藏”钤印可证。入清曾为梁清标物。后归藏内府，尝为乾隆皇十一子和硕成亲王之物，故其上有“怡晋斋”钤章。张仲寿以书法见长，故又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人朱鹤龄《禹贡长笺》稿本，世无二帙。清人翁方纲所撰《苏米斋兰亭考》八卷，有王树枬跋，今仅存一卷，弥足珍贵。这些珍秘的稿本选入《五编》，可以普惠学林，增强雅好，陶冶性情。《五编》还收录一些明、清抄本，有些书不见刻本，惟赖抄本以传，为少数藏书家所仅见，实为存世孤本。如《录异记》，出自明代藏书家秦四麟之手，又有何义门跋，学术版本价值不言而喻。秦四麟字景阳，一字西岩，号季公，又号五岭山人，江苏常熟人。万历贡生。善词曲，精音律、喜抄书。是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其家抄书稿纸，版心印有“致爽阁”“又玄斋”。所抄书与毛氏汲古阁、冯舒兄弟、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齐名，有常熟“四大抄”之誉。《蜀檮杌》乃清人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鲍校并跋。后附劳格补遗一卷、缪荃孙手写校记一卷。总之《五编》选本，几乎皆经前辈通人如鲍廷博、卢文弨、吴骞、钱泰吉、劳格、吴翌凤、陈鱣、吴寿暘、沈钦韩、胡珽、翁同书、王国维、傅增湘、缪荃孙、王立承、袁克文等校读过，增强了书的可靠程度及学术价值。这些书选入五编，实为五编增色。
总计《四部丛刊》五编甄选宋刊本一种、元刊本五种、元刻明修本二种、元代稿本一种、明刻本四十七种、明代铜活字印本三十二种、明抄本十种、明影元抄本一种、后金刻本一种、清代刻本三十种、清代抄本十六种、清影宋抄本六种、清影元抄本一种、清代稿本七种，凡一百六十种，汇编装成一百九十册。卷帙浩博，内容极富，气势恢宏。张先生若地下有知，谅会含笑九泉。
《四部丛刊》五编所用底本，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衷心的感谢。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及出版者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李致忠
二〇一九年十月廿七日于北京
部分底本欣赏
宋刊本《尚书图》
元刊本《韵府群玉》
元代稿本《畴斋文稿》
明代影元抄本《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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