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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加州滯留了一個多月後，我和先生在三月初商量著要回國。
當時，美國新冠肺炎病例確診過百，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警告說大流行將是遲早的事。而在中國，每日的新增確診病例數已經降到了一百以下，如果不回國，不知何時才能走。
春節期間，我們帶著7個多月大的寶寶在外旅行。先生原本打算在國內復工時回家，但郵箱裡收到了航班取消的消息。那時，國內每天節節升高的確診數字讓人心驚膽戰，為了孩子的安全著想，同時，先生是美國人，他的公司在上海和加州都有辦公室，可以短期在兩邊兼顧工作，我們就留下來了。
每天下午，國內疫情更新時，我幾乎都是準時在手機刷上各種消息。但是對更多的美國人來說，還有些隔岸觀火的味道。我們帶孩子去醫院打疫苗，兒科醫生說，她不擔心什麼新冠，反倒是流感和麻疹，因為今冬的大流行，讓他們如臨大敵。
3月13日，特朗普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是許多人心理上的轉折點。家門口的超市破天荒排起了長隊。衛生紙、罐頭食品、意大利麵這些耐儲存的，最早被清空貨架。
從決定回國的那一天開始，我每天都在關注上海新增的境外輸入病例數，這意味著一路上有多大的風險。網上流傳著留學生們全副武裝乘飛機的照片，但是做過父母的人知道，你很難給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戴上口罩，除此以外，你也很難阻止他們好奇地四處亂碰。
過去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也因為工作關係走過一些被視為高風險的地方，極少覺得害怕。但自從做了媽媽，這一點勇氣好像消失殆盡。
在回國前的一週，我每天都在凌晨醒來，看著孩子酣睡在身邊，不知道如何才能保護他。
2
3月18日，洛杉磯機場。出境處意外地空曠，來去匆匆的，絕大部分是準備回家的中國人。
那一天，美國50個州都發現了疫情，紐約州更是突破了一千。不過由於專家和媒體一直都不鼓勵普通民眾戴口罩，機場的許多工作人員仍然是什麼防護措施也沒有，更別說體溫監測等措施了。
我和先生做好分工，他戴著口罩和手套，負責必要的手續。而我和我的媽媽負責照顧寶寶。大部分時候，我都用嬰兒揹帶抱著他。如果有人走得很近，我就禮貌地請他們走遠一些，“這對大家都好。”我說。有位留學生看到我的孩子，立即就退開了幾步，跟他身旁的人說，“他們有個小寶寶。”在這樣的混亂和無奈中，如此的善意和理解讓人心懷感激。
我們的航班由洛杉磯經轉檯北到浦東，全程幾乎都是滿員，可見中國人回家的心多迫切。
我先生一上飛機就拿出消毒紙巾把所有孩子可能碰到的地方都擦拭一遍。要去洗手間，我也會先把那裡都擦一遍。不知道這樣的措施是不是有效，但這是我們能想到的為數不多的辦法之一。幸運的是，因為是夜航，孩子大部分時候都在我懷裡睡覺。
我的身邊多數是留學生。他們中好幾位穿著把全身都包裹起來的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和口罩。全程十幾個小時，除了偶爾摘下口罩喝喝水，就真的幾乎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
3
輾轉20幾個小時，飛機落地浦東。
我的一個微信群裡大多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國媽媽。大約從一週前開始，就不斷有人分享他們回家的經歷。
有的媽媽說，因為要等著海關檢疫人員登機檢查，他們在落地後，不得不在飛機上等待數小時，特別是艙內的空調關了後，有人幾乎驚恐發作（心理症狀，亦稱急性焦慮發作）。還有的媽媽下了飛機後找不到礦泉水給孩子衝奶粉，好在檢疫處的每個人都很好，總是儘可能回應她的要求。
互不相識的媽媽們一路走來，就這樣互相交流、鼓勵，讓我們對即將面對的檢疫有了心理準備。
2月27日，8名由意大利返回的華僑經由浦東機場返回家鄉浙江，他們隨後確診。上海隨即加大了檢疫力度，提出了從入境到隔離的“閉環”管理。
我們落地的時候，美國已經進入上海所列的“高風險國家”。按照入境者過去14天到訪的地方，護照上會被貼上紅黃綠不同的標籤，分別對應高中低風險，接下來也就有不同的流程，比如低風險可以在接受醫學檢查後自行離開，回家隔離，而中高風險則需要進一步接受檢測，再決定是送往醫院、集中隔離還是回家隔離（上海不久後再次將政策調整為對入境者實施百分百核酸檢測和集中隔離）。
登機的前一天，我們開車經過聖莫妮卡海邊。加州已經要求餐廳關閉堂食，年輕人還是在咖啡廳裡三三兩兩地聚著。一位住在洛杉磯的親戚說，她無論如何不會把自己關在家裡，成天提心吊膽（好在後來她改變主意了，她已經70多歲了，很讓人擔心）。
就在我們以為要在機艙裡等待很久時，全副武裝的檢疫人員上來了。其中一位說，“請帶嬰兒和老人的乘客先下機。”
在孩子已經開始按耐不住在我腿上蹦蹦跳跳的時候，這真是我聽到的最貼心的話了。此後，因為有寶寶，我們一直得以被優先照顧。
這是我見過的最安靜的浦東機場。廊道上除了安安靜靜的入境旅客和檢疫人員外，什麼也沒有。
浦東機場的入境分流處 。本文圖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石毅拍攝
在那裡，我們被要求填好健康申明表。接下來，有人詢問了過去14天我們到過的所有地方，從國家詳細到州以及市。因為來自美國，我們的護照都被貼上圓形的黃色標籤。在接受體溫檢測、出了海關後，便根據居住轄區分流，由專門的大巴帶到所在區的核酸檢測點。
孩子在我懷裡好奇地看著這一切。我慶幸他一直沒有哭鬧，長大後他也不會記得今天我們面臨的這場災難。
在我們落地的這一天，意大利的死亡人數超過中國，接近四千；美國的確診人數過萬。我先生隨後給遠在紐約的弟弟和弟妹打電話。弟妹和她的許多朋友都在醫院工作，而且她馬上要被分配到ICU。她說，因為缺乏足夠的物資，她們被要求降低防護標準，重複使用諸如口罩一類的防護設備。他們的孩子剛滿週歲，僅僅是想著一路回家的風險，我就緊張到睡不好覺，難以想象他們此刻要承受的壓力。
原本從機場連接地鐵站和停車場的廊橋被臨時改造成了分流處。在那裡，上海的每個區縣以及周邊省份都派駐了工作人員。我們按照指示，走到“浦東”區，在這裡，又一次填寫了登記表格，等著車來接我們。
新聞報道說，檢疫一線的人來自上海的不同崗位，為防止可能出現的交叉感染，他們在值守期間被要求統一居住，不能回家。除此之外，因為都穿著防護服，我想大概是因為即便見了面也很難認出誰是誰，他們都在白色防護服的外面寫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有的寫著風趣的外號。我彷彿走進了《生化危機》的現實版。
我們被送到位於申江南路的觀察點，距離到達上海已經過去5小時。前面正有人排著隊等著檢測。
檢測點設在一家酒店空曠的院子裡，用柵欄和鐵門與周邊的建築隔開。我們每一個人又再一次按照要求填了表格並做檢查——簡單地用棉籤沾取咽喉處的分泌物。不過這個任務對還聽不懂話的孩子來說並不簡單。給我們取樣的醫生不停地張嘴示範“啊啊啊”，最後還咧著笑臉才讓寶寶學著她的樣子張開了嘴。
浦東新區的核酸檢測點。
我們被告知，等待取樣結果至少需要12小時。長途飛行和檢疫已經讓每個人都精疲力盡，不過好在那裡有酒店客房可以休息。再一次，我和寶寶比別人優先得到了房間。我們原本被告知成年人要分開進行臨時隔離，但是我已經快一整天沒睡覺了，實在無力單獨照顧我的孩子，而他還在哺乳，也不能離開我。經過交涉，我和先生、孩子被允許待在一個房間。與我們同行的另一箇中國家庭——他們的孩子尚在襁褓中，父親說孩子在美國早產，需要悉心的照顧，他們夫妻最終也得以進入同一個房間。
酒店的大堂和電梯裡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還有一波波的入境者被送來。為了避免交叉感染，酒店禁用了中央空調。好在這個時候天氣已經暖和起來，我們和寶寶終於都可以在床上休息了。
微信群裡的媽媽們仍然在不斷地直播她們的入境經歷。我看到有的人拿到結果，已經回家隔離，有的人和我們一樣在等待。有位遠在南非的媽媽說，她的丈夫已經回到中國三週，一家人的分離讓她感到心碎。
我的孩子在一覺醒來後睜大了眼睛看著窗外。那是空曠的馬路和市郊幾座零落的低矮房子，還有馬路上掛著的極具中國特色的抗疫動員標語。距離我們離開家已經快2個月，不知道這個月齡的孩子是否還能記得這裡的一切。
第二天傍晚，房間的電話鈴響起。我和先生幾乎同時跳起來。
電話裡說：“車在等你們了，快下來！”
“我們檢測是沒事了嗎？”我先生問。
“快收拾東西。”
“結果是好的嗎？”他追問。
“恩！”
此刻，沒什麼比這個消息更讓人如釋重負。我和先生討論了好幾次，如果我們中有人生病了怎麼辦，但只要一提到寶寶，對話就無法進行下去。
我們認識的在紐約的朋友正等待臨產。更揪心的是，他們懷疑自己感染了，卻依然得不到檢測。醫生只是讓他們自我隔離。
4
等我們回到家時，距離登機已經過了約50個小時，這無疑是我經歷過的最緊張和漫長的回家路。
在小區門口，居委會、派出所和社區醫院的醫生都已經等在那了。醫生又再次為我們測量體溫，民警和居委會登記了我們的信息，告知我們要按照規定居家隔離。除了每天要向社區醫生上報我們的體溫，他們也要登門檢查。購物、扔垃圾都由物業負責，總之生活的一切都要保證大門不出。
不僅如此，第二天，居委會又在我家的門上裝上了門磁——一個黑黑的方盒子，感應門的移動。居委會說，如果我們開門，就會有消息發送到他們手機上。
我在上海的朋友說，他們都很擔心上海的防控不嚴。畢竟憋了那麼久，大家剛能出來走走。我想現在他們可以稍微放心了。
雖然我先生用“極端”、“瘋狂”來形容這一切，但他卻沒有什麼抱怨。相反，他一遍遍地跟他的朋友說，正因為這樣，他對中國控制疫情很有信心。對我來說又何嘗不是呢？我們倒是有些感激為此付出努力的人——此時此刻，我們終於不用為孩子的健康擔憂。
現在，我們要反過來擔心還生活在美國、歐洲嚴重疫區的家人和朋友。先生已經籌集了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給那邊的親朋寄過去。想當初我們剛到美國時，還想方設法地給國內的親友寄口罩。
疫情之中，我們唯有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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