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上下三千年中华文明，重德传统由来久矣。“以德治国”思想的渊源，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下可接到中国梦的当下。
殷商时期，当国家的雏形出现之时，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两千多年前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便是“以德治国”的最初萌芽。
800年周朝天下被春秋战国所接管，人类文明进入空前繁荣期，思想、文化和智慧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张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淋漓尽致人尽其才，给后世诸多启迪和深思。
由是，便开启了“以德治国”的旷世大辩论。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儒家鼻祖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最初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反对。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兼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中的“三大批判”，集中起来可谓“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
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此典故出自孔子的学生宰予。一次宰予对孔子抱怨说，父母亲去世，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儒家看来，礼和乐俱为一体，没有乐就没有礼。孔子对学生的观点十分生气，他说，丧期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也即是说，孩子长到三岁时，父母才不抱了，反之，爹妈抱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一句话，爱必须得以回报。
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
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何以抵得上“相忘于江湖”？
庄子
庄子的见解堪称“无政府主义”。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轻贱万物，君主无视万民。这也应了，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道家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不要作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老子也认为，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这跟当下世界倡导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脉相承，要知道，这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以，人类在孩提时代的思维，越天真越丰富越有创意越能启迪后世。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故事。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诸于众的做法却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正所谓，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
原来孔子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在他看来，“德”乃“治本”之“方”。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看来，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理由，“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韩非子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为此他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德治与法治之争，其实就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又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他的名言是：“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说的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一个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嚷，就停止行动。
荀子眼里，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父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他在《韩非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虽然大多在“术”的层面，但他的观点却显露无遗，根本的在于法，即制度。他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不仅如此，韩非子与儒家的二号人物孟子也有过思想上的交锋。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由此产生了以“德”为核心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是谓仁，羞恶之心是谓义，恭敬之心是谓礼，是非之心是谓智。正所谓，水性向下，人心向善。只要努力追求，“人皆可以为尧舜”。
对此，韩非子也有不同见解。以伯乐相马为例，伯乐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正所谓“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正所谓实现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韩非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儒家的主张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这，就是封建社会。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逼成了“地下党”。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康”，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大道既隐”，所以，前者 称大同，后者叫小康。如果说小康是“德的时代”，那么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谓“聪明的自私”。
或许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高兴道德大旗以治国之关键，一以贯之，使得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旷世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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