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地區女共產黨員鮑有蓀
從表面看，這是一方刻有伯毅、文宣等字樣的普通硯臺，但它又是不普通的，因為它是合肥一位女共產黨員從上中學時就開始使用的，並伴隨她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鬥一生。這位女共產黨員就是合肥人鮑有蓀。
投身革命 百折不撓
1916年，鮑有蓀出生在合肥一個愛國人士的家庭。受家庭的薰陶，她從青少年時期起就形成強烈的愛國思想，積極投身進步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還在合肥省立第六女中讀書的母親就積極組織學生參加愛國運動。她後來告訴我們，當時就是用自己喜歡的這方硯臺書寫了許多抗日救亡和反帝愛國標語，張貼在合肥大街小巷。” 鮑有蓀兒子、曾在江蘇省委辦公廳工作的劉曉滸告訴我們。沒想到後來，這方硯臺會伴隨鮑有蓀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鬥的一生。
因為積極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鮑有蓀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後擔任皖西中心縣委副書記兼軍事科長。
據劉曉滸介紹，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鮑有蓀仍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她將合肥第六女中的“朝曦讀書會”改造成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為黨傳遞文件和情報，並用這方硯臺起草文件報告等。“在皖西中心縣委領導下，合肥游擊隊非常活躍，破壞敵交通和通信，組織群眾開展扒糧鬥爭，多次擊敗敵地方保安團，營救革命同志，牽制敵人武裝，有力支援了鄂豫皖蘇區的鬥爭。”
但在1934年9月，皖西中心縣委機關遭到破壞，鮑有蓀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為了尋找黨的組織，1935年她帶著這方古硯離開家鄉合肥，到國立杭州藝專讀書。
到杭州後不久，適逢“一二·九運動”爆發，消息傳到杭州後，鮑有蓀積極參加杭州愛國學生聲援北平的活動，並用這方硯臺書寫張貼了許多抗日救亡標語口號。“正因如此，母親被杭州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通緝逮捕，母親被迫離開杭州轉入上海新華藝專讀書。” 據劉曉滸介紹，鮑有蓀在新華藝專上課的同時，根據上海地下黨的指示，還擔負滬東工人區的秘密交通工作，經常冒著危險到英租界艾文頤路一家小飯館，為黨傳遞文件和情報。
抗日鬥爭 捨身忘死
然而就在1937年學校放暑假，鮑有蓀回鄉期間，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她隻身一人來到舒城縣，以縣立第二高小教師兼縣民眾教育館館員的身份為掩護，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當然，她依然帶著那方珍愛的古硯臺。
“她用這方硯臺編寫抗日救亡教材，抄寫、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舉辦抗日救亡畫展，成立‘舒城縣抗敵後援會’……使沉寂的舒城逐漸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劉曉滸說，“但在母親看來，抗日沒有武裝不行，她暗中瞭解到南鄉山區東沙埂一帶有不少失散的黨員和紅軍戰士。於是決定去那裡建立抗日武裝。”
不想，鮑有蓀卻差點為此犧牲了。原來，在她準備去東沙埂時，因叛徒出賣，國民黨縣黨部派出倆人妄圖在途中加害她。緊急中她跳入一條湍急的河流，涉水到對岸……在東沙埂，不到一個月她就建立了一支300餘人的抗日遊擊隊，並從中挑選70餘人組成突擊隊，開展抗日武裝鬥爭。
1938年1月，鮑有蓀在歷經千難萬險到達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找到組織後再次回到了舒城，根據黨的指示成立了有700餘人參加的“東沙埂抗日遊擊大隊”。“遊擊大隊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戰績可不小。先後打了多次伏擊戰，擊斃日軍多人，生俘日軍通信連長洪龍保章等8人。當母親派出一個排押送這8名日軍到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時，朱德總司令看到這個排的戰士精神面貌好，武器裝備好，還把這個排留下來編入了他的警衛部隊。除此之外，母親還多次帶領遊擊大隊毀橋樑、砍電杆、割電線，癱瘓日軍的交通運輸和通訊；多次配合新四軍主力部隊夜襲南港和山地伏擊戰。” 劉曉滸說。一時間，東沙埂遊擊大隊在當地聲威大振。
當然，鮑有蓀隨身攜帶的硯臺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她用這方硯臺寫信給家中親屬，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鼓勵他們參加抗日鬥爭。在她的教育引導下，妹妹鮑有莘、鮑有楓奔赴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後即奔赴抗日前線；堂弟鮑剛參加了淮南抗日鬥爭；表弟孟家芹在抗日戰爭中曾任中共天高縣委書記。她還用這方古硯臺多次為縣委創辦的《舒城戰報》《舒城婦女》等刊物撰寫文章，鼓舞士氣。
發展生產 成為旗幟
1938年11月，鮑有蓀擔任中共巢縣縣委書記。她幫助建立的巢縣抗日自衛軍，是我黨領導下的巢縣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裝。活躍在巢湖、合肥地區，打擊日寇漢奸和土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這之後，鮑有蓀又加強了各類抗日組織的建立。在她的領導下，全縣建立了6支抗日遊擊隊，各鄉村成立抗日聯防隊，配合新四軍打擊日偽軍。據劉曉滸介紹，這期間最著名的一戰就是在1939年2月，鮑有蓀組織巢縣抗日武裝和人民群眾配合支援新四軍四支隊8團，在巢縣東山口附近痛擊來犯的日軍兩個大隊700餘人，致日軍傷亡150餘人。日軍被打得膽戰心驚，用騾馬馱著數十具屍體潰退，取得了新四軍江北部隊首次反掃蕩的勝利。
1939年4月，鮑有蓀調任淮南半塔中心區委副書記。此時，日寇為消滅新四軍，對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圍剿的同時，在經濟上進行封鎖，致使抗日民主根據地財政陷入困境，部隊供給極度困難，人民生活極其貧困。鮑有蓀在抗日的同時，堅決貫徹中共津浦路東省委“把半塔中心區建設為整個路東根據地經濟建設樣板”的指示，廢除反動的保甲制度和苛捐雜稅，廣泛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工商業和文教衛事業，開展商品交易。創辦了駱騰雲勞動互助組，解決了許多農戶缺少耕牛、農具、資金和勞動力，生產生活困難等問題，這一做法被省委推廣到路東各縣。據史料統計，到1944年7月，路東各縣組織起8000多個互助小組，參加農民達10萬以上。
在鮑有蓀的領導下，半塔合作社成為擁有紡織、榨油、捲菸、銷售等獨立機構和許多分社，總資產800餘萬元，產供銷一條龍的經濟組織，解決了路東地區軍需民食方面的諸多難題，成為整個淮南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一面旗幟。“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不斷髮表關於半塔合作社的消息，更是在1944年3月10日以大半版發表淮南半塔合作社的長篇文章。而在這過程中，許多經濟建設的辦法和總結報告都是母親用那方硯臺寫的。”劉曉滸說。
褪去硝煙 永葆本色
抗日戰爭勝利後，鮑有蓀離開了戰爭第一線，1946年奉命北上遼東。為實現黨中央“爭奪東北，鞏固中國革命基礎”的方針，她向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為將大連建成隱蔽的後方基地做出了貢獻。
1949年2月，鮑有蓀調任濟南紡織廠黨委宣傳部長兼任有一萬多工人的仁豐紗廠黨委書記。為了保障市場供應，支援山東戰場和解放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她繼續用這方硯臺書寫宣傳教育提綱，制定工廠生產改革方案。堅持與工人群眾一起加班加點，生產了大量前方急需的軍衣被裝和繃帶紗布等物資。
“母親是美術學校的高材生，因此對硯臺有著一種特殊的感覺，解放前她隨身攜帶，解放後在閒暇時還經常用這方硯臺創作書畫。” 劉曉滸告訴我們，作為合肥地區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在2011年9月母親去世後的前些年，他就將這方硯臺捐贈給了中國共產黨合肥歷史館。在他看來，母親留下的這方歷經戰火風雲的硯臺，不是普通的文具，而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利劍，是刺向國民黨反動派的匕首，是歌頌黨和人民偉業的讚歌，是她一生艱苦樸素的象徵；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為了崇高的信仰奉獻的一生，她的情操與品格永遠值得後人景仰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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