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背景
本书原为三卷，系张从正以平日闻见及尝试之效汇辑而撰，麻知几为之润色。后又整理成《直言治病百法》三卷、《十形三疗》三卷、《杂记九门》一卷、《撮要图》一卷、《三法六门》一卷、《世传神效名方》一卷、《治法杂论》一卷，并益以《刘河间先生三消论》、《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总成《儒门事亲》十五卷。
张从正（约1156-1228）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攻下派”代表人物。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睢县、兰考）人。久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好读书赋诗。先世授以医方，后游学于刘从益之门。精医术，名擅中州。金代兴定年间（1217～1221）召入太医院，不久即告去，日与麻知几、常仲明讲明奥义，辨析玄理。耽嗜医经五十余年。学宗刘完素，用药偏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其时医生好用温补，张氏则力矫时弊，谓外邪伤正，以热证、实证为多，“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主张祛邪以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分疾病为风、寒、暑、湿、燥、火六门，治之以汗、吐、下三法（即“三法六门”）。运用三法，得心应手。凡病在上者皆可吐，在表者皆可汗，在下者皆可下。三法各有禁忌证，宜辨证施行。以其擅用攻下法，故后世将宗其学者统称为“攻下派”。然张氏亦注意适时补益，谓“岂有虚者不可补、实者不可泻之理哉？”邪去之后，每用饮食以调养之。其治卫德新妻因惊得病，闻响即昏时，以木棒反复敲击木几，令其习以为常而愈。此案即尊《内经》“惊者平之”之理，谓“平者常也，常见之必无惊”。为中医史上著名心理疗法治例之一。后以平日闻见及尝试之效，辑为《儒门事亲》三卷，麻知几为之润色。据载尚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张氏经验方》《秘传奇方》《汗吐下法》《治病撮要》等医著。
内容简介
今本前三卷传为张从正手稿，计收七方十剂绳墨订、攻里发表寒热殊途笺、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五积六聚治同郁断、九气感疾更相畏治衍、补论等医论三十篇，旨在发明“治病重在祛邪、邪去正自安”之学术理论；卷四、五为《治百病法》，分述内、外、妇、儿各科一百种疾病治法；卷六至卷八为《十形三疗》，取张氏主治二百余例验案、一百三十九种病证，类分为风、暑、火、热、湿、燥、寒、内伤、外伤、内积、外积诸形，以为其“汗、吐、下三法该尽百病”学术观点之佐证；卷九系《杂记九门》，多属门人随师诊余笔录之医案医话；卷十《撮要图》，概述五运六气、五郁之病、十二经是动所生病、五泄治法及六门病证方药等内容；卷十一即“治法杂论”，阐述六淫致病及内伤、外伤诸病治法大要；卷十二为《三法六门》，收载历代名方及张氏验方一百七十一首，按吐剂、汗剂、下剂及风、寒、暑、湿、火、燥、兼治内外、独治内外、调治等类编，以备学者检阅；卷十三为《刘河间先生三消论》及证治方八首；卷十四载杂论十三篇，略述扁鹊华佗色脉诊及断百病生死诀、病因病机、药性、十二经水火分治等；卷十五收载世传神效名方二百六十余首，皆据病证主治类编。张从正鉴于唐宋以来医界渐滋补养之风，患者亦闻补则喜，见攻则恶，乃至终老无悔之弊端，遂融贯轩岐、仲景之学，法宗河间之说，结合临证所见，认识到正气不能自病，必因邪客而病，强调治病以祛邪为首务，邪去正自安，不可畏攻而养病；邪气加诸身者，有在上、在中、在下及深浅之异，故分立汗、吐、下三法以尽祛其邪，所谓损有余即补不足者，是其立论之宗旨。书中据河间脏腑六气病机说，将诸病分为风、寒、暑、湿、燥、火六门，统以三法遣治，并引载二百余例验案，以证其说，并展现其汗、吐、下三法实兼众法之精湛学验。如以引涎、漉涎、嚏气、追泪等凡能上行者皆属吐法，灸、蒸、熏、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能解表者均属汗法，催生、下乳、磨积、破经、泄气等下行者皆属下法；其中既有单取一法即效者，亦不乏两法并举或三法交替使用而建功者，既有合乎前贤之常规用法，亦每多权变而出奇制胜，或攻邪居先、食养善后而瘥病者。张氏还重申此三法“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并强调“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主张当攻则攻，可补则补，“各相其病之气宜而用之”。在养生补虚方面除了坚持邪未去不可言补的基本原则之外，更为注重“阴阳两停”之平补法和“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的食养法，体现其“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辨证观。在情志病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方面，本书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内经》情志相胜说，而且于临床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以情易情、行为转移、意示开导等各种治疗方法，开辟了中医心理治疗新局面。
流传版本
据考，金刊本为十二卷，另载有张氏友人麻九畴（知几）及常德等弟子辈述子和之学诸书，计有《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疗》（附“杂记”）三卷、《撮要图》（附“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等）一卷、《三法六门》一卷、《世传神效名方》一卷、《治法杂论》（附“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一卷。元刊本有两种：一为《儒门事亲》三卷本，另一种为金刊本之前八卷。明嘉靖二十年（1541）邵辅（字伯崖）将金刊本《十形三疗》所附之“杂记”及《撮要图》所附之“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等析出，另列入《治法心要》，增分为十五卷；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勉学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仿邵氏本而少《治法心要》，另将《三消论》单列一卷，亦为十五卷，即今之通行本。
现存元中统三年（1262）刻本、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勉学校刻本及日本正德元年（1711）渡边氏洛阳松下睡鹤堂刻本等十余种版本，1949年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排印本。
书评序言
新刻《儒门事亲》序
一气之决然乎太虚之间也。氤氲摩荡，以生生万物。而其禀之驳者，为禽兽，为草木；粹者为人。而其粹者，亦有浓薄强弱之不同，加之六气侵乎外，七情郁乎内，而诸疾生焉。有寒有热，有表有里，千状万证，不可俱述。而要之不过虚实两者之间焉。故经曰：虚则补，实则泻。呜呼！虚实者，诊病之标的，而补泻者，施治之大要也哉！长沙以还，明哲辈出，家擅专门，人立异见。诸说旁舞，于泻，而立斋偏于补。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苟不能无弊，则又不可无辨焉！予窃为二君之术，一补一泻，虽有不同，而各极其至，庶乎圣之功，亦莫以加焉。然天下之病，未必尽实，则其偏于泻也，吾恐虚者之反受其害也；未必尽虚，则其偏于补也，吾恐实者之亦反受其害也。一得一失，明于此而暗于彼，此岂斯道之大成哉！若长沙则不然，可以补则补，而不偏于补；可以泻则泻，而不偏于泻。虚实随证，补泻应机，呜呼！亦可谓大成矣。拟诸古之圣贤，二君之于长沙，犹夷惠之于孔子也。盖补泻之不可偏废，犹裘葛之不可一施也。而今不核虚与实，而致补泻之各偏，犹不审冬夏之异候，而欲偏裘葛之御也，岂其理也哉。故曰：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者，宜大承气汤。补泻不可偏废也，可见矣。方今之世，好补而恶泻，喜温而畏寒，大黄芒硝，视如蛇蝎；干姜附子，甘如饴蜜。遇硝黄奏效，则曰：此惟取一时之快，后必致寒中之患。姜附错投，则曰：姜附犹不验，归之于命。盖亦不思之甚也。故凡治疗之书，偏于补者，盛行于世，而梨枣日广，至于戴人此书，传诵甚罕，予窃童蒙学医者，哗偏补之书，而不讲泻实之方，则虚虚实实，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鸠工寿梓，以广其传。惟冀此书，与立斋之书，并行于世，可以泻则师戴人，可以补则师立斋，无致补泻之偏胜，使斯民同跻于仁寿之域矣！
正德辛卯八月望日渡边荣元安甫书于洛阳松下睡鹤轩
重刊《儒门事亲》序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母在堂，逾七望八，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着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校订锓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儒门事亲》后序
医道之大尚矣，其上医国，其下医人。而身之所系，抑岂小哉！观抱朴子之金柜肘后，其用心亦以精矣，功亦溥矣，大矣。邵君柏崖，以玉牒之亲存，以于天下后世，乃以是书命愚机之寿诸梓，以广其传，功岂在抱朴子下哉！愚不学，恐成后人之诮，幸柏崖之去，然日夜是惧，不敢语尽以力。至于析微剖奥，剔谬辨非，尚俟后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孟冬朔日钱唐者相闻忠机于南圃陋室中
影响评价
本书问世后一直以其独特的学术见解和侧重于攻邪的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并被奉为“攻邪派”之圭臬。《金史·本传》赞汗吐下三法，“从正用之最精”，起疾救死多效，之于庸医习其方而往往杀人者，此“所以失其传之过也”；清代王士雄誉“亘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魏玉璜称“子和之持论如此，岂放手攻泻而不顾元气者哉？第其用补，专重饮食调摄而不持药饵，故万全无弊”。明季吴又可之治疫、清代赵学敏之《串雅》等多承惠其学，可见其影响深远。
审核：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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