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囧途——小角色，大使命
年关将近，李大总是接到不同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介绍说，自己是镇上工作人员，还有的说自己是县上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要询问一些相关问题，“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从哪里回来，住址在哪里”，一开始李大也给对方解释，可是，后来说到了身份证号码，李大寻思着这很有可能是骗子，因为自己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把身份证掉了，李大摁掉电话后，索性干脆关机了。
腊月二十九，晚上十二点多，李大一家人都睡下了。睡梦中的李大听到“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一会儿，敲门声伴随着熟悉的问候声，“李大，你在家，不在呢？”哦！敲门者原来是李大的大伯，李大赶紧起床去开门，“大伯，半夜还没有睡呢？”大伯站在门口，面容不像往常那样随和，“李大，你在家呢？‘上面’打电话找你，说是确定你的行踪，还说你电话关机了，就打到我这来了。” 李大半开玩心想：“找我干啥？这一辈子顶多队长来收我皇粮，还没有遇到过县里的领导们大半夜还来关注我这样小人物，关键还这么大费周折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队长出现在家门口，李大才算是把事情弄明白了。李大坐火车回家时，把身份证弄丢了，回村一段时间后，才去村里登记补办身份证，意外的是，村里的人搞疫情排查，把李大的情况报错了，以为是从武汉回来的，事实上，杭州回四川的火车有些车次并不经过武汉。之后，层层报错，这才导致镇、县一级工作人员不断追查李大的行踪。
自新冠疫情被证实人传人以来，举国上下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基层社区实行入户排查，在农村社区，排查重点对象正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员。李大村组队长解释道：“疫情防控升级后，打电话找人就是所谓‘排查’，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职责。”队长还告诉李大：“配合‘上面’排查工作，就意味着为国家疫情防控做贡献。”
“集体生活”——打好社区“巷战”
自从电话排查事件后，队长就成了李大家的常客，虽说按时间算，李大回来已经有二十天，但是，队长还是每天上午十点左右背着消毒器来李大家消毒，牲口棚、厨房、卧室等等通通消毒一遍，消毒后需要把房间门关上一段时间，李大一家人就坐在自家门口，“队长就背着消毒器，站在我家坝子里，给我们和周围几户邻居讲疫情防控，今天又新增了确诊人数多少，劝大家不要走家串户，如果要去地里砍菜，都应该是一个人快去快回，不要逗留，更不要和邻居聚集聊天，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队长还特别强调，李大家和其他家里有外地回来的家户都属于村里风险性较高的家户，更应该自觉居家隔离。李大说：“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要和隔壁邻居吹吹牛，但村里相互聚在一起聊天的好像真的少了。”
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村里多年不用的喇叭准时响起，重复不断地轮播新冠疫情防控知识，劝导村民们配合村里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工作，相互监督，上报武汉返乡人员，上报疑似病症患者，配合政府打赢疫情狙击战。“喇叭里用的四川话，喊得很形象，‘晓得啥子叫重大一级响应不，就是上战场打仗最高级别了……这场战斗如果打赢了以后天天过年，打输了就没有年过了’。”
防控再次升级，正好是过春节的日子，队长入户宣传：“今年，我就是你们的亲戚，我会来走家串户，你们相互之间就不要走了，待在家里，不出门、不串门、不聚餐，打好社区‘巷战’，你们每一个都是战士。”
往年正月里，亲戚朋友们轮流坐席，这下好了，“上面”不让大家坐了，这对李大来说倒也还适应。而那些“重亲”（亲戚关系近），比如，去岳父家，他家和李大的家不是在一个村，需要过的几道“关卡”，这就比较复杂，除了李大家要向村里申请通行，关键是岳父家还得给他们村联系好，“过关卡比较麻烦，给岳父电话上拜年，他们也都还是理解。若是，其他需要去拜年的亲戚家，还要再多路过一个、两个村，这就更麻烦了，干脆不去了，这样一来，今年过春节的好处是钱省下了，力也省下了。”
如果需要到场镇上买生活物资，“必须到村里去拿出行证，全村每天有五张出行证，供村民使用，某天自己去找队长拿，恰巧遇上没有了，那就看所需物资是不是紧要，村里干部协调解决。在农村还好，吃的、喝的地里基本也都有，不让出去，也就不出去，到自家地里走走，日子倒还能过，影响不大。”
有时候，觉得无聊，李大和年迈的父亲去屋后河边坐着钓鱼，一边静静的看着湖面，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李大父亲讲起了集体时代过的集体日子，李大父亲说道：“眼前的日子过的有点那些年过集体生活的味道。”李大开玩笑地说着，“今年倒是多了一个亲戚——队长！”
春节期间，举国上下都进入了疫情防控的攻坚阶段，李大的日常所需、娱乐、休闲活动、走动范围与距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无论是室内生活的固化，还是每天高音喇叭里的劝导，李大的疫情生活受到了国家制度的制约，日常生活隐约透露出隐性集体特征，深深打上了国家的烙印。
返城征途——“通关”“闭关”与“解关”
以往不出正月十五李大就会返回杭州，但是，眼看二月出头，自己还在家里呆着。其实，自从两个女儿与女婿带着孩子在四川高速路封路前离开李大家后，李大就想回杭州上班了，虽然老板多次催着李大回杭州复工，但是，目前的形势，也不是李大想走就能走的。
想要复工的李大打电话给队长，询问是否可以出村去杭州复工。队长说：“按照规定程序，身体健康条件允许下，需要办理通行证，手持通行证才能一路畅通。”李大按照队长说的，先找厂里要了复工函，再去村委会排队登记，等着村里安排，到镇上去体检，体检无恙后，颁发通行证，程序比较繁琐，所幸折腾了一番，总算是办好了，还附赠一只口罩。李大拿到通行证已是二月初八了。
李大说老板催得紧得很，加上通行证有效期短，这就意味着需要赶紧动身。闷了两月的李大，期望马上回厂就能上班，兴冲冲地收拾好行李，手持通行证，坐摩托车去临镇坐车，通关时才发现，自己的通行证只能从内江出去，李大努力给“关口”的工作人员解释，“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这段，行政区划上属于内江市，但是我们这里地理位置上紧挨着自贡市，而且离临市的县火车站，也只有40分钟的车程，这你们也是知道的，而且，现在厂里催得紧。”李大反复给工作人员解释，载他的摩托车师傅也帮着他给工作人员说好话，“我们平常都是从这里过去坐车的……。”但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要按照上面的规定办事，不能“通关”。
“通不了关”，李大只好坐着摩托车又返回家里，眼看通行证的有效日期为一天，如果去本市火车站坐车，得倒车三四次，保守估计4个小时，想想罢了。无措的李大与家人合计后，一致同意打电话给住在隔壁镇上的侄子，让他半夜来接李大，趁“关口”的检查人员还没有上岗，直接开车把李大送到临县火车站，李大说，“一路战战兢兢，生怕被逮住了，万一再被弄去坐两天牢更不划算了”。
整个车站空空荡荡的，李大等了十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反复检查了李大的复工通知和健康通行证，再测量体温，终于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在车上，李大全程带着村里赠送的口罩，车厢里不像往常那么热闹，闷了两天，好不容易到了杭州，在站里，李大又接受了严格的检查，直到健康码显示为绿码，李大才顺利出了火车站，坐上了厂里派来接自己的车，李大说：“这种待遇，在我的打工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呢。”
一路上，李大想着终于可以复工了，然而，李大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又被带到了社区做登记，填表，最关键的是，社会工作人员给了李大一张隔离十四天的单子，回到厂里，宿管给李大分配了一个单间，李大放下行李，收拾好房间，过起了被“隔离”的日子。第一天，李大觉得除了不能上班，并未感觉“隔离”有什么不好，况且，工友每天还送饭进来。但时间久了，李大开始怀念以前住8人间日子，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年几乎没有休息日，可是，大家下班后，经常说说笑笑的，倒也没有觉得日子有多难过。
再看，如今这光景，几天以来，唯一来房间里走动的人，就是拿着温度计、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安慰李大，“在这间屋里待上十四天，正常就可以上班了。”李大应和着：“第一次觉得一天的日子过的这么慢。”工作人员又安慰李大， “如果一直不出门，十四天还是很快的，可不能像某某，出去溜达被人举报了，被贴上封条，又是十四天，之后，又被工作人员发现封条被撕坏了，又是十四天，那就等得久了。”李大听了工作人员的话，没再多说什么了。李大回忆道：“我当时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毕竟那些天晚上，看着没啥人的时候，自己就溜出去，到河边坐着抽烟，只是，我运气比较好，没有人揭发我。”
熬过了“解关”，二月二十五日，李大终于复工了，看着熟悉的工厂，显得有点空荡，工友半开玩笑道：“老板说我们返工就在给国家经济做贡献”。不知为何，李大却笑不起来，甚至有点悲伤，想起还被隔离的日子，他说：“一开始，自己并没有觉得居家隔离有多困难，可是当我一个人呆久了，没有人说话，没有电视看，只有一个手机，每天不能在有人的时候出门，只能偷偷溜出去，这十四天以来，自己‘分文不进’（没有任何收入），反而，还要每天支付给厂里一日三餐的生活费，十四天里看得见的经济损失就是差不多2000元。”看着李大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如果说，李大一开始还不完全清楚“隔离”的日子是什么样，有多困难，而此时的他应该会怀念在老家和父亲钓鱼的日子吧。
李大的复工之路崎岖不平，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制度性的阻碍，同时，当“居家隔离”这一制度切换到城市，作为家在遥远农村里的农民工群体，“居家隔离”就只剩下“隔离”了，在这期间他们所遭受到的心理、身体、经济方面的影响，似乎比原本他们在农村要付出的更多。不管李大是否察觉，他对制度的遵守与灵活处理，都为国家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结束语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政府的疫情防控全面升级的特殊时期，李大的返乡、过春节、返城个人生命轨迹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之中，李大的个体经历承载着国家的宏大历史。因此，通过记录农民工李大的口述史，鲜活的回忆深入而细腻的刻画了个人与社会、国家命运的交织，灵动地呈现了，在特殊历史时间里小角色的大使命！尤其，耐人寻味。
正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言，全球进入了风险社会，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系统性的风险之中，并可能遭受风险性后果。因此，当个体嵌入与被嵌入到全球社会与国家制度之中，个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整个社会的运行也需要个体行为为其负责，但是，对于社会位置不同的每一个人，风险后果却不是均分得，承担防范风险责任也不是平等分配，值得反思的是，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似乎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中，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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