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西夏元昊自立為王，建立“大夏”政權，因地處西北，所以中原王朝稱之為西夏。西夏建國後，對宋朝西北部邊境展開了新的一輪騷擾與入侵，宋軍由於多方面的因素在交戰初期就接連失敗。
不料，此時遼朝卻趁火打劫，企圖割佔宋朝十個縣的領土，為了避免兩頭作戰的困境，宋仁宗派富弼等人赴遼朝和談，以期通過增加歲幣來實現與遼朝的和平相處。
一戰不如一戰
就在富弼出使遼朝期間，西北邊境的宋軍又打了一次大敗仗。慶曆元年，宋仁宗聽從了陳執中等人的建議，將陝西分為四路，以韓琦、范仲淹等人分別統領，由此擺出來了一副死守邊境的樣子。范仲淹等人吸取了之前交戰的教訓與經驗，分別在自己轄區要道諸城安寨，互為犄角之勢，令西夏軍不敢輕易進犯。
慶曆二年，元昊的親信野利剛浪派人向宋朝大將軍種世衡投降。宋軍懷疑有詐，果不其然，元昊不久就開始了大規模的進攻。元昊首先發兵進攻鎮戎軍，宋軍倉促迎戰，退入城中，西夏軍截斷宋軍退路，從四周包圍，並且還切斷了水源。宋軍人馬飢渴難耐，只能冒險突圍，結果被夏軍一舉圍殲。十四名大將戰死，近萬名將士被西夏軍俘虜。
元昊乘勝直達渭州城下，燒燬民居、屠殺居民百姓，搶掠牲畜等。王沿竟然學起了諸葛亮的計策，帶領當地的少數民族軍民舉起了許多旗幟，佈下了疑兵陣，這才把西夏軍“嚇”跑了。元昊離開了渭州，又掉頭拿下了欄馬、平泉兩個城池，又縱略七百多里，沿途發佈詔書，稱西夏軍很快就會攻打到長安。宋軍士兵都龜縮在營寨中連大氣也不敢出了，面對西夏軍的挑釁是一點也不敢應對。消息傳到了京城後，宰相呂夷簡驚呼：一戰不如一戰，可駭也！
和談的可能
宋夏共展開了三次大的作戰，經略西北邊境的宋軍將帥未獲尺寸失地，反而是損兵折將，接連讓西夏軍攻入境內燒殺搶掠。以往党項使節朝貢大宋的通道甚至已經成為了西夏軍民隨便出入的自家便道，收復失地、振興西北的壯志化為了大宋君臣心中永遠凝固的夢想。
因為戰亂不斷，宋夏以往的邊境互市口岸早都已經關閉了。西夏長期作戰使國力消耗極為嚴重，因此宋夏和談的可能出現了。代替范仲淹擔任知延州的龐籍上奏仁宗皇帝：西夏由於戰爭開支巨大，國內矛盾突出，並且加之與宋朝的互市貿易早已中斷，茶、帛等物資極為匱乏。針對此種現象，宋仁宗想到的不是繼續對西夏作戰，而是藉此機會求和，與西夏進行和談。
為了招撫西夏的元昊，將宋軍扣押的西夏教練使李文貴放了回去，並且還讓他帶了宋朝皇帝有和談意向的話。至此兩國君主都已經是心心相印了，他們都意識到，雙方都不能吃掉對方，和談的結局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名分之爭
攜帶西夏國書的使臣再次踏上了前往京城開封的路途，與上一次相比，也是少了些許的傲氣，這回是真的來求和了。西夏六宅使賀從勖帶來了一封延遲卑下的國書，國書中稱宋朝皇帝為父，自稱為男，欲求恢復以往的邊境互市貿易，知延州龐籍發現國書中並未按照之前說好的奉表稱臣，國書中還寫道：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龐籍直接回復到：天子至尊，今名體未正，終不能聞。意思就是西夏建國名不正來，言不順。
接到龐籍的報告，宋仁宗一刻也沒有耽擱，直接將范仲淹、韓琦等大臣召來一塊商議此事。大臣們紛紛認為雖然與西夏開戰五年來，三次大戰均以失敗而告終，使得國家財政赤字更加突出，社會矛盾愈加激化，但是如果西夏不改僭名仍然不能和談，這是原則問題。最終由中書和樞密等人與西夏使臣會見，指出其“男”並未體現稱臣之禮，必須返回國內修改後再來和談。
同年七月，元昊的使臣再次來到了東京開封，這次遞交的國書不再稱男了，但是也沒有按照范仲淹等人的意見，只寫“兀卒”，而是採取了諧音，稱之為“吾祖”，同時要求宋朝增加歲幣，還要割讓邊境土地等要求，總共列了十一項之多。此時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對於割地賠款等無理要求，上到仁宗皇帝，下到大臣都沒有非常的介意，而是對於“吾祖”之號表現出了無比的憤怒。
諫臣認為，元昊開始成為“兀卒”，現在改為諧音“吾祖”，這不是妥協推讓，而是更加傲慢之舉。現今讓元昊稱臣，他卻讓朝廷賜之詔書曰“吾祖”，這不是意思為西夏是中原王朝的祖宗嗎？對此，和談又一次陷入了僵局，但是出於國家的總體發展，范仲淹等人還是力主和談。
因為名分之爭宋廷遲遲不能決定，西夏使臣在驛站一住就是兩個月之久，也是毫無結果，只好返回國內，議和之事就這樣拖了將近一年，要不是後來西夏與遼發生了戰爭，宋夏合約恐怕又要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名分之爭在今天開來或許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名分禮儀是最重要的，是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不容易退讓妥協。因此，對於宋夏和談中的名分之爭問題可是可以理解的。
參考文獻
①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③徐松：《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閱讀更多 磚家拾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