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軍視野
曹操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在政治上他最有名的措施就是唯才是舉。這是他總結歷史得出的結論。
他有時反對清流，是他認為有能力就要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這也是很正確的。
大眾因三國演義及戲曲，對曹操有很多汙衊和誤解，只有毛主席，魯迅，歷史學家呂思勉等反對這些觀點。
舉大家最熟悉的挾天子以令諸候來說，誰能回答皇帝能令那個諸侯。
再說曹操的“名言”：寧吾負人，毋人員吾，試問，誰聽到的？
每個誣陷的事件都讓人可笑。
復活的馬克斯
題主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看似簡單，但如果深入地分析，這一問題實際上牽扯到了魏國的興亡以及晉朝政權的建立。
對於曹操這個人，歷來褒貶不一，讚揚他的人說他提倡節儉，任人唯才，批判他的人說他殘暴嗜殺、欺男霸女。在這些複雜的表象背後，實則折射了曹氏的出身問題：曹氏出生於寒門，也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了曹操不計出身唯才是舉，並因此埋下了魏國滅亡的隱患。
曹操劇照
曹操為什麼唯才是舉？目的是為了鞏固曹魏政權
嚴格來說，要說曹操鞏固曹魏政權並不妥當，因為曹操死後，才由曹丕稱帝建立了魏國。然而曹操雖然到死都沒有稱帝，但其實已經與一國之君無異。《三國志·武帝紀》記載：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可以得知雖是西漢名相曹參之後，但此時家境早已沒落，他的父親曹嵩被宦官曹騰收為養子，可以說，曹操是地地道道的寒門出身。在東漢末年，社會上已經形成了諸多豪門世族，這些豪門大多都是服膺儒教的，整個上流社會都被豪門所壟斷。而史書記載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就是在講曹操不服膺儒教，與其他豪門截然不同。
曹操祖父曹騰
在當時，整個漢朝的統治階級幾乎被豪門世族所壟斷，而出身寒門的曹操，自然不可能得到豪門世族的認同，而這些豪門世族都是服膺儒教的，因此，要想取代劉氏，曹操首先就要摧毀這些儒教豪族的根基。
那麼很顯然，在啟用人才的時候，曹操就會盡可能避免啟用那些豪門世族出身的人，轉而從寒門之中尋找人才。當時整個社會普遍採用徵辟制度，也就是通過一個人的“道德名聲”來決定是否讓他當官，而有道德名聲的人，幾乎都是豪門世族。那麼很顯然，曹操不可能還是依靠“道德名聲”來用人，於是轉而尋求“才能”。
曹操曾先後三次頒佈《求賢令》，在《求賢令》中明確提出，要求各地方的官員，對於人才舉薦，只需看中是否有才能即可。曹操為什麼這麼做？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樣能為他網羅到許多被遺落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政治立場所迫。曹操出身閹宦之家，不可能得到豪門世族的擁戴，所以轉而尋求寒門的支持。
曹操為何反感名士？因為名士是他奪權的阻礙
其實所謂的清流名士，或許都很有名，但大多未必是清流。而這些名士既然能成名，要麼本身就是出自豪門世族，要麼就是豪門世族的附庸。他們本身從立場上來說，就與寒門出身的曹操不對付，除了少數人會因為曹操權勢而歸附之外，大多數都是在反對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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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代表孔融
最開始的時候，這些人團結在袁氏周圍，袁氏“四世三公”，是典型的豪門世族，但後來袁氏為曹操所敗，這些人又開始轉而支持司馬氏。
司馬氏雖然不及袁氏顯赫，也是世代相傳的豪族，世代服膺儒教，事實上，自兩漢以來，袁氏、司馬氏這樣豪族勢力可謂根深蒂固，遍佈全國各地，這些豪族大都以“家學淵源”自居，世代傳承儒教經典，奉行儒教“君臣、父子”那一套名教禮法。
而所謂的清流名士，跟豪族實際上是一群人，他們反對曹操奪權，曹操自然也就對他們很反感。
晉篡魏：豪門與寒門斗爭的結果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曹操是個非常有魄力、有手腕的人，他的用人制度，不僅打破了豪族對仕宦的壟斷，更發掘了一大批被埋沒的人才。但也因為如此，他只看才能不看品德，使得一些道德敗壞的人身居高位，同時也導致豪族們利益大損，進而奮起反抗。
豪族的這種反抗，當曹操仍然在世時，會斂其鋒芒，但當曹操死後，反撲就會變得十分猛烈。因此，這些人一起支持司馬氏，而司馬懿又是個堅忍陰毒的人，生性殘忍、行事毒辣，本身就是個能成大事的人。
鷹視狼顧司馬懿
此外，就在曹操死後，有許多原本歸附曹操的寒族，為了更大的利益，於是背離了原來的立場，投靠了司馬氏，就比如賈充。賈充也是寒門子弟，其父是魏國名臣賈逵，然而賈充卻背叛了曹氏，向司馬氏投誠，甚至親手安排了刺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殺了高貴鄉公曹髦，為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結語
曹操為何任人唯才是舉，反感清流名士？行文至此，相信各位已經有了答案。曹操的出身，就註定了他的政治立場會與傳統的豪族站在對立面，所以，他必須灌輸一種與漢朝以來的儒教豪族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豪族壟斷官場權力，那麼曹操就要另行啟用寒門士族，自然就必須唯才是舉。
曹魏政權成功建立，這意味著曹操所代表的的寒門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除非曹操的繼任者都跟他一樣雄才偉略，否則遲早會屈服於勢力根深蒂固的豪族。果然，在曹操之後，曹魏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也就為司馬氏奪權提供了可趁之機。
司馬氏篡魏，從任人唯賢變成任人唯門第，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去看，這又是一種必然。當時豪門世族的勢力過於強大，要瓦解他們的壟斷，並非一個人能完成的，也一朝一夕之功。曹操有很多缺點，但他在用人的理念上，是值得稱讚的，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不容於天下所有的豪門世族，所以人亡政息，只在史冊上留下了一聲長嘆。
臥聞海棠
這主要要從曹操的出身和經歷找原因。
1.曹操出身於宦官世家，曹操的父親曹嵩是中常侍曹騰的養子，雖然家勢顯赫，可是在當時卻很受世家子弟的排擠，都說他是閹宦遺醜，可以說這在曹操心中埋下了很深的陰影，也是他有時覺得自己不如四世三公的袁氏兄弟的原因，所以他內心深處是討厭那些清流名士的，從他後期的一些行為，比如用人的不拘一格，不在只用世家子弟，而是唯才是用，像放蕩不羈的郭嘉深受曹操的信用，曹操自己也娶了歌妓出身的卞氏為妻，就是他內心深處有些打破那些清流名士的言論束縛的願望。
2.清流名士在曹操逐步掌握漢朝實際權力中起到了很大的阻礙的作用。像孔融就多次揭露曹操謀奪權力的企圖使得曹操名譽受損，且孔融名望很高，使得曹操一時陷入被動，讓曹操很是難堪嫉妒，最終孔融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而後曹操在一步步擴大自己是勢力過程中，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清流名士的反對，就連自己的心腹謀士荀彧都反對自己稱魏公，所以曹操內心深處不信任這些清流名士，進而變得反感。
3.清流名士的一些言論根本就是無稽之談，自身狂備不堪。
像禰衡見曹操完全就是在賣弄，最後引起曹操的反感，將他送給劉表，最後被劉表部將黃祖所殺，像楊修之流弄出的雞肋之說，完全就是買弄聰明，擾亂軍心，這也使得曹操反感一些清流名士。
從以上幾方面，可以看到曹操在用人上為什麼討厭用這些清流名士的原因。
閃電侯爵
我是華夏長河五千年，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曹操用人，唯才是舉，這讓曹操的陣營中人才濟濟，治國有荀彧，出謀劃策有賈詡，郭嘉等，猛將有典韋，許褚等勇將。可以說這個政策奠定了曹操在三國的位置。但曹操為何反感清流名士呢？個人認為無非有幾點原因。
首先，曹操為人疑心甚重，從那句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可見一斑。對於清流名士，這類人更在乎名聲，所以，不會對曹操這樣性格的人會忠心不二，所以雖然有才，但是不是忠於自己，有可能就是埋在身邊的雷，作為曹操，自然不會信任這樣的人，自然也不會信任這樣的人了。
其次，清流名士一般都比較遵從原則，換句話說比較死板。但是在亂世之中，哪有單一的原則顯然是不合適的。戰爭中，戰機稍縱即逝，哪能一味考慮策略，戰爭的本質是戰勝敵人，方法不重要，結果才重要。所以清流名士的原則可能只能添亂，多於幫助。
再次，所謂清流名士，皆是自命清高之人，這樣的人重名不重利。容易桀驁不馴，而一般這樣的人是不容易被駕馭的。而曹操此人控制慾極強的一個人，是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收下不聽從自己的指揮的，所以，曹操並不喜歡這樣的人。
綜上所述，曹操的性格，多疑，控制慾強，註定了曹操雖是唯才是舉，但不會喜歡桀驁不馴難以控制的清流名士的。
華夏長河五千年
漢末亂世之起，曹操得天時之利、世家拱衛，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區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餘黨基本被曹操掃清，這也意味著曹魏政權已經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無不感慨道：“今天下雖未悉定，晉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
於是在此後的數年間，曹操連下五道詔令，分別是《論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賢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214年）、《選軍中典獄令》（214年）和《舉賢勿拘品行令》（217年）。從這些詔令來看，曹操言辭愈發懇切，充分體現出了他“唯才是舉”的執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擁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雄厚的人才儲備；再加上曹操對人才破格提拔，導致大批人才有了晉升之機，於是曹魏政權的實力愈發強大，已經遠超吳蜀兩國。
正因如此，沈約在會在《宋書》中感慨：“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基於這個論調，不少讀者便難免認為：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直接促進了曹魏政權的興盛。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評價過分拔高了“唯才是舉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侷限性
在漢末三國之際，有一個政治派系始終活躍，這便是以荀彧為首的潁川籍士族集團。亂世來臨之際，荀彧認為潁川是“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故而帶領家族之人來到冀州。時冀州易主，袁紹取韓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遂轉投於曹操麾下。
不久之後，曹操自領兗州牧，同時採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將漢獻帝迎至許都，由此走上爭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許都便是潁川屬下的一個縣城。藉此之便，荀彧向曹操舉薦了不少潁川籍謀士。裴松之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在這裡，荀彧向曹操推舉了13位賢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舉重若輕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認的是，諸如趙儼、鍾繇、陳群等共計9人，皆是出自潁川。不難發現，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依舊沒能脫離地域上的限制。這也難怪潁川士族集團，能隱隱壓過譙沛武將集團，成為曹魏政權中的主導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協性
不僅如此，曹操通過唯才是舉，並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與之相反，曹魏政權選拔人才入仕，也極其注重門第和家世。顯然，這是曹操對門閥士族的妥協。究其根源，源自於當時特
煙雨踏秋殤
清流是古時文人標謗自已的手段。這種人在現實中不能隨機應變，發揮才幹。只能變相影響事物心發展。圖名，圖利，因此曹操反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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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能在群雄紛爭的三國“挾天子而令諸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是個實幹家，一句話：幹就完了。
分開來說：
1. 曹操有號令群雄的背景實力和野心。出身於宦官世家，家勢顯赫，這一點保證了曹操能在群雄紛爭中佔有一席之地，從而不斷招攬人才，發展壯大。
2. 曹操有識人善任的用人能力。三國時期的英雄人才多，老闆也多，老闆可以選擇人才，人才也可以選擇老闆。千里馬尋伯樂，伯樂在找千里馬。曹操絕對是伯樂，善於發現人才，讓人才為我所用，招賢令就是蒐羅人才最簡單有效的方法。
3. 曹操對人性深刻的瞭解。曹操用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知道自己最想要啥，不弄虛的，實權在手，當不當皇帝無所謂。用人不拘一格，不在乎世家子弟，而是唯才是用，自然不喜歡那些所謂的清流名士。清流名士固執死板，有沒有才能暫且不論，一根筋，桀驁不馴難以控制，是不是還假清高。一點不實幹。
所以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是卻反感清流。
律法大飛
漢末亂世之起，曹操得天時之利、世家拱衛，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區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餘黨基本被曹操掃清，這也意味著曹魏政權已經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無不感慨道：“今天下雖未悉定，晉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
於是在此後的數年間，曹操連下五道詔令，分別是《論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賢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214年）、《選軍中典獄令》（214年）和《舉賢勿拘品行令》（217年）。從這些詔令來看，曹操言辭愈發懇切，充分體現出了他“唯才是舉”的執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擁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雄厚的人才儲備；再加上曹操對人才破格提拔，導致大批人才有了晉升之機，於是曹魏政權的實力愈發強大，已經遠超吳蜀兩國。
正因如此，沈約在會在《宋書》中感慨：“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基於這個論調，不少讀者便難免認為：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直接促進了曹魏政權的興盛。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評價過分拔高了“唯才是舉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侷限性
在漢末三國之際，有一個政治派系始終活躍，這便是以荀彧為首的潁川籍士族集團。亂世來臨之際，荀彧認為潁川是“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故而帶領家族之人來到冀州。時冀州易主，袁紹取韓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遂轉投於曹操麾下。
不久之後，曹操自領兗州牧，同時採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將漢獻帝迎至許都，由此走上爭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許都便是潁川屬下的一個縣城。藉此之便，荀彧向曹操舉薦了不少潁川籍謀士。裴松之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在這裡，荀彧向曹操推舉了13位賢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舉重若輕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認的是，諸如趙儼、鍾繇、陳群等共計9人，皆是出自潁川。不難發現，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依舊沒能脫離地域上的限制。這也難怪潁川士族集團，能隱隱壓過譙沛武將集團，成為曹魏政權中的主導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協性
不僅如此，曹操通過唯才是舉，並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與之相反，曹魏政權選拔人才入仕，也極其注重門第和家世。顯然，這是曹操對門閥士族的妥協。究其根源，源自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侷限。
自兩漢以來，朝廷選拔官員，以察舉製為主體。地方長官考察本郡應舉者的家世、才能和名聲，然後將他們推舉給中央。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漢代統治者籠絡中小地主階級的重要手段。而漢代尊奉儒學，以經學入仕。故而到了東漢中後期以後，地方上的豪族紛紛研讀經學，儼然成了儒門世家。
漢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興起。再加上他們的子弟常年入朝為官，並各自“抱團取暖”，由此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朋黨集團。在漢末眾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農楊氏與汝南袁氏最為出名。尤其是後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稱，其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在政壇上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亂世之初，袁紹雄踞中原四州、袁術橫跨江淮兩岸，靠的便是家族影響力。由此可見，豪族世家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這讓曹操也無法將其忽視。
曹孫劉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們能取得天下，也離不開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雖然曹操出身譙縣曹氏，但後者畢竟聞名於鄉里，無法給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資本。東漢末年選拔人才，注重“唯賢是舉”；而曹操頒佈“唯才是舉”，雖然意味他更加註重才能，但依舊沒能改變才子的出身問題。也就是說，曹操選拔人才的範圍並沒有變，依舊以豪族世家為主體；而唯一有區別的，便是曹操對才能的看重，凌駕在了名聲之上。
三、思想上的開創性
曹操為何不重賢名，只重才能呢？以筆者觀點，這可能與曹操的思想有關。《晉書》記載：“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曹操雖然也是舉孝廉出身，但從他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術勢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這一點，從曹操經常擅殺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兗州時，便擅殺名士邊讓。此舉引起張邈、陳宮等人的惶恐。於是曹操外出征討徐州時，陳宮等人便擁戴呂布進入兗州，給曹操帶來了極大麻煩。後者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將自己的根據地奪回。吃了如此大虧，曹操並沒有悔改。每當更進一步時，曹操總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來打擊一下朋黨集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為大漢丞相，於是孔融下獄而死；曹操欲加九錫之禮（212年），進封魏公，荀彧飲藥自盡；曹操稱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慘遭誣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權大局已定，為替世子曹丕鋪路，曹操殺楊修。
不得不說，曹操對名士清流極為反感。不過以筆者觀點，曹操擅殺名士，不是為了發洩自己的私人情緒，而是為了破除朋黨風氣。《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
東漢以來，不少名士清流“阿黨比周”，逐漸形成了朋黨之風。例如大儒孔融，與禰衡、楊修為友，三人間互相吹捧。這種名士，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們自命為“清流”， 不僅講究門第出身，更加註重人的道德修養。顯然，這是察舉制度在東漢末年的腐敗現象造成的。朝廷選拔官員，不再看才能，只注重應舉者的出身與名望，這就形成了“唯賢是舉”的現象。在此情形之下，“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便成了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曹操不尚慕儒術，因此他很容易從這種思想禁錮中跳脫出來。而他數次頒佈唯才是舉令的真實目的，便是欲打破這種朋黨風氣、打破名士清流標榜的“名節”，從而打破東漢以來落後腐朽的“唯賢是舉”。因此唯才是舉令，雖然沒能擺脫政治和地域上的侷限性，但它卻證明了曹操思想上的開創性。正當吳蜀兩國還在過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時，曹魏政權卻率先一步跳出樊籠，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員。由此一來，曹魏自然會愈發興盛。
參考文獻：
裴注《三國志》
范曄《後漢書》
袁弘《後漢紀》
房玄齡《晉書》
司馬光《資治通鑑》
阿軍視野
漢末亂世之起，曹操得天時之利、世家拱衛，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區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餘黨基本被曹操掃清，這也意味著曹魏政權已經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無不感慨道：“今天下雖未悉定，晉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
於是在此後的數年間，曹操連下五道詔令，分別是《論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賢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214年）、《選軍中典獄令》（214年）和《舉賢勿拘品行令》（217年）。從這些詔令來看，曹操言辭愈發懇切，充分體現出了他“唯才是舉”的執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擁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雄厚的人才儲備；再加上曹操對人才破格提拔，導致大批人才有了晉升之機，於是曹魏政權的實力愈發強大，已經遠超吳蜀兩國。
正因如此，沈約在會在《宋書》中感慨：“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基於這個論調，不少讀者便難免認為：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直接促進了曹魏政權的興盛。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評價過分拔高了“唯才是舉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侷限性
在漢末三國之際，有一個政治派系始終活躍，這便是以荀彧為首的潁川籍士族集團。亂世來臨之際，荀彧認為潁川是“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故而帶領家族之人來到冀州。時冀州易主，袁紹取韓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遂轉投於曹操麾下。
不久之後，曹操自領兗州牧，同時採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將漢獻帝迎至許都，由此走上爭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許都便是潁川屬下的一個縣城。藉此之便，荀彧向曹操舉薦了不少潁川籍謀士。裴松之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在這裡，荀彧向曹操推舉了13位賢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舉重若輕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認的是，諸如趙儼、鍾繇、陳群等共計9人，皆是出自潁川。不難發現，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依舊沒能脫離地域上的限制。這也難怪潁川士族集團，能隱隱壓過譙沛武將集團，成為曹魏政權中的主導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協性
不僅如此，曹操通過唯才是舉，並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與之相反，曹魏政權選拔人才入仕，也極其注重門第和家世。顯然，這是曹操對門閥士族的妥協。究其根源，源自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侷限。
自兩漢以來，朝廷選拔官員，以察舉製為主體。地方長官考察本郡應舉者的家世、才能和名聲，然後將他們推舉給中央。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漢代統治者籠絡中小地主階級的重要手段。而漢代尊奉儒學，以經學入仕。故而到了東漢中後期以後，地方上的豪族紛紛研讀經學，儼然成了儒們世家。
漢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興起。再加上他們的子弟常年入朝為官，並各自“抱團取暖”，由此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朋黨集團。在漢末眾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農楊氏與汝南袁氏最為出名。尤其是後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稱，其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在政壇上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亂世之初，袁紹雄踞中原四州、袁術橫跨江淮兩岸，靠的便是家族影響力。由此可見，豪族世家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這讓曹操也無法將其忽視。
曹孫劉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們能取得天下，也離不開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雖然曹操出身譙縣曹氏，但後者畢竟聞名於鄉里，無法給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資本。東漢末年選拔人才，注重“唯賢是舉”；而曹操頒佈“唯才是舉”，雖然意味他更加註重才能，但依舊沒能改變才子的出身問題。也就是說，曹操選拔人才的範圍並沒有變，依舊以豪族世家為主體；而唯一有區別的，便是曹操對才能的看重，凌駕在了名聲之上。
三、思想上的開創性
曹操為何不重賢名，只重才能呢？以筆者觀點，這可能與曹操的思想有關。《晉書》記載：“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曹操雖然也是舉孝廉出身，但從他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術勢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這一點，從曹操經常擅殺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兗州時，便擅殺名士邊讓。此舉引起張邈、陳宮等人的惶恐。於是曹操外出征討徐州時，陳宮等人便擁戴呂布進入兗州，給曹操帶來了極大麻煩。後者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將自己的根據地奪回。吃了如此大虧，曹操並沒有悔改。每當更進一步時，曹操總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來打擊一下朋黨集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為大漢丞相，於是孔融下獄而死；曹操欲加九錫之禮（212年），進封魏公，荀彧飲藥自盡；曹操稱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慘遭誣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權大局已定，為替世子曹丕鋪路，曹操殺楊修。
不得不說，曹操對名士清流極為反感。不過以筆者觀點，曹操擅殺名士，不是為了發洩自己的私人情緒，而是為了破除朋黨風氣。《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
東漢以來，不少名士清流“阿黨比周”，逐漸形成了朋黨之風。例如大儒孔融，與禰衡、楊修為友，三人間互相吹捧。這種名士，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們自命為“清流”， 不僅講究門第出身，更加註重人的道德修養。顯然，這是察舉制度在東漢末年的腐敗現象造成的。朝廷選拔官員，不再看才能，只注重應舉者的出身與名望，這就形成了“唯賢是舉”的現象。在此情形之下，“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便成了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曹操不尚慕儒術，因此他很容易從這種思想禁錮中跳脫出來。而他數次頒佈唯才是舉令的真實目的，便是欲打破這種朋黨風氣、打破名士清流標榜的“名節”，從而打破東漢以來落後腐朽的“唯賢是舉”。因此唯才是舉令，雖然沒能擺脫政治和地域上的侷限性，但它卻證明了曹操思想上的開創性。正當吳蜀兩國還在過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時，曹魏政權卻率先一步跳出樊籠，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員。由此一來，曹魏自然會愈發興盛。
寧靜的大海29184229
漢末亂世之起，曹操得天時之利、世家拱衛，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區崛起。建安十三年，袁氏餘黨基本被曹操掃清，這也意味著曹魏政權已經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無不感慨道：“今天下雖未悉定，晉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
於是在此後的數年間，曹操連下五道詔令，分別是《論吏士行能令》、《求賢令》、《效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選軍中典獄令》和《舉賢勿拘品行令》。從這些詔令來看，曹操言辭愈發懇切，充分體現出了他“唯才是舉”的執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擁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雄厚的人才儲備；再加上曹操對人才破格提拔，導致大批人才有了晉升之機，於是曹魏政權的實力愈發強大，已經遠超吳蜀兩國。
正因如此，沈約在會在《宋書》中感慨：“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基於這個論調，不少讀者便難免認為：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直接促進了曹魏政權的興盛。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評價過分拔高了“唯才是舉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侷限性
在漢末三國之際，有一個政治派系始終活躍，這便是以荀彧為首的潁川籍士族集團。亂世來臨之際，荀彧認為潁川是“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故而帶領家族之人來到冀州。時冀州易主，袁紹取韓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遂轉投於曹操麾下。
不久之後，曹操自領兗州牧，同時採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將漢獻帝迎至許都，由此走上爭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許都便是潁川屬下的一個縣城。藉此之便，荀彧向曹操舉薦了不少潁川籍謀士。裴松之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在這裡，荀彧向曹操推舉了13位賢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舉重若輕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認的是，諸如趙儼、鍾繇、陳群等共計9人，皆是出自潁川。不難發現，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依舊沒能脫離地域上的限制。這也難怪潁川士族集團，能隱隱壓過譙沛武將集團，成為曹魏政權中的主導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協性
不僅如此，曹操通過唯才是舉，並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與之相反，曹魏政權選拔人才入仕，也極其注重門第和家世。顯然，這是曹操對門閥士族的妥協。究其根源，源自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侷限。
自兩漢以來，朝廷選拔官員，以察舉製為主體。地方長官考察本郡應舉者的家世、才能和名聲，然後將他們推舉給中央。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漢代統治者籠絡中小地主階級的重要手段。而漢代尊奉儒學，以經學入仕。故而到了東漢中後期以後，地方上的豪族紛紛研讀經學，儼然成了儒們世家。
漢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興起。再加上他們的子弟常年入朝為官，並各自“抱團取暖”，由此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朋黨集團。在漢末眾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農楊氏與汝南袁氏最為出名。尤其是後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稱，其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在政壇上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亂世之初，袁紹雄踞中原四州、袁術橫跨江淮兩岸，靠的便是家族影響力。由此可見，豪族世家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這讓曹操也無法將其忽視。
曹孫劉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們能取得天下，也離不開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雖然曹操出身譙縣曹氏，但後者畢竟聞名於鄉里，無法給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資本。東漢末年選拔人才，注重“唯賢是舉”；而曹操頒佈“唯才是舉”，雖然意味他更加註重才能，但依舊沒能改變才子的出身問題。也就是說，曹操選拔人才的範圍並沒有變，依舊以豪族世家為主體；而唯一有區別的，便是曹操對才能的看重，凌駕在了名聲之上。
三、思想上的開創性
曹操為何不重賢名，只重才能呢？以筆者觀點，這可能與曹操的思想有關。《晉書》記載：“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曹操雖然也是舉孝廉出身，但從他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術勢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這一點，從曹操經常擅殺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兗州時，便擅殺名士邊讓。此舉引起張邈、陳宮等人的惶恐。於是曹操外出征討徐州時，陳宮等人便擁戴呂布進入兗州，給曹操帶來了極大麻煩。後者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將自己的根據地奪回。吃了如此大虧，曹操並沒有悔改。每當更進一步時，曹操總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來打擊一下朋黨集團。建安十三年，曹操初定北方，成為大漢丞相，於是孔融下獄而死；曹操欲加九錫之禮，進封魏公，荀彧飲藥自盡；曹操稱魏王，名士崔琰慘遭誣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曹魏政權大局已定，為替世子曹丕鋪路，曹操殺楊修。
不得不說，曹操對名士清流極為反感。不過以筆者觀點，曹操擅殺名士，不是為了發洩自己的私人情緒，而是為了破除朋黨風氣。《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
東漢以來，不少名士清流“阿黨比周”，逐漸形成了朋黨之風。例如大儒孔融，與禰衡、楊修為友，三人間互相吹捧。這種名士，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們自命為“清流”， 不僅講究門第出身，更加註重人的道德修養。顯然，這是察舉制度在東漢末年的腐敗現象造成的。朝廷選拔官員，不再看才能，只注重應舉者的出身與名望，這就形成了“唯賢是舉”的現象。在此情形之下，“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便成了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曹操不尚慕儒術，因此他很容易從這種思想禁錮中跳脫出來。而他數次頒佈唯才是舉令的真實目的，便是欲打破這種朋黨風氣、打破名士清流標榜的“名節”，從而打破東漢以來落後腐朽的“唯賢是舉”。因此唯才是舉令，雖然沒能擺脫政治和地域上的侷限性，但它卻證明了曹操思想上的開創性。正當吳蜀兩國還在過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時，曹魏政權卻率先一步跳出樊籠，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員。由此一來，曹魏自然會愈發興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