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军视野
曹操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政治上他最有名的措施就是唯才是举。这是他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
他有时反对清流，是他认为有能力就要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这也是很正确的。
大众因三国演义及戏曲，对曹操有很多污蔑和误解，只有毛主席，鲁迅，历史学家吕思勉等反对这些观点。
举大家最熟悉的挟天子以令诸候来说，谁能回答皇帝能令那个诸侯。
再说曹操的“名言”：宁吾负人，毋人员吾，试问，谁听到的？
每个诬陷的事件都让人可笑。
复活的马克斯
题主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看似简单，但如果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实际上牵扯到了魏国的兴亡以及晋朝政权的建立。
对于曹操这个人，历来褒贬不一，赞扬他的人说他提倡节俭，任人唯才，批判他的人说他残暴嗜杀、欺男霸女。在这些复杂的表象背后，实则折射了曹氏的出身问题：曹氏出生于寒门，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曹操不计出身唯才是举，并因此埋下了魏国灭亡的隐患。
曹操剧照
曹操为什么唯才是举？目的是为了巩固曹魏政权
严格来说，要说曹操巩固曹魏政权并不妥当，因为曹操死后，才由曹丕称帝建立了魏国。然而曹操虽然到死都没有称帝，但其实已经与一国之君无异。《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可以得知虽是西汉名相曹参之后，但此时家境早已没落，他的父亲曹嵩被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可以说，曹操是地地道道的寒门出身。在东汉末年，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诸多豪门世族，这些豪门大多都是服膺儒教的，整个上流社会都被豪门所垄断。而史书记载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就是在讲曹操不服膺儒教，与其他豪门截然不同。
曹操祖父曹腾
在当时，整个汉朝的统治阶级几乎被豪门世族所垄断，而出身寒门的曹操，自然不可能得到豪门世族的认同，而这些豪门世族都是服膺儒教的，因此，要想取代刘氏，曹操首先就要摧毁这些儒教豪族的根基。
那么很显然，在启用人才的时候，曹操就会尽可能避免启用那些豪门世族出身的人，转而从寒门之中寻找人才。当时整个社会普遍采用征辟制度，也就是通过一个人的“道德名声”来决定是否让他当官，而有道德名声的人，几乎都是豪门世族。那么很显然，曹操不可能还是依靠“道德名声”来用人，于是转而寻求“才能”。
曹操曾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在《求贤令》中明确提出，要求各地方的官员，对于人才举荐，只需看中是否有才能即可。曹操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样能为他网罗到许多被遗落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立场所迫。曹操出身阉宦之家，不可能得到豪门世族的拥戴，所以转而寻求寒门的支持。
曹操为何反感名士？因为名士是他夺权的阻碍
其实所谓的清流名士，或许都很有名，但大多未必是清流。而这些名士既然能成名，要么本身就是出自豪门世族，要么就是豪门世族的附庸。他们本身从立场上来说，就与寒门出身的曹操不对付，除了少数人会因为曹操权势而归附之外，大多数都是在反对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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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代表孔融
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团结在袁氏周围，袁氏“四世三公”，是典型的豪门世族，但后来袁氏为曹操所败，这些人又开始转而支持司马氏。
司马氏虽然不及袁氏显赫，也是世代相传的豪族，世代服膺儒教，事实上，自两汉以来，袁氏、司马氏这样豪族势力可谓根深蒂固，遍布全国各地，这些豪族大都以“家学渊源”自居，世代传承儒教经典，奉行儒教“君臣、父子”那一套名教礼法。
而所谓的清流名士，跟豪族实际上是一群人，他们反对曹操夺权，曹操自然也就对他们很反感。
晋篡魏：豪门与寒门斗争的结果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曹操是个非常有魄力、有手腕的人，他的用人制度，不仅打破了豪族对仕宦的垄断，更发掘了一大批被埋没的人才。但也因为如此，他只看才能不看品德，使得一些道德败坏的人身居高位，同时也导致豪族们利益大损，进而奋起反抗。
豪族的这种反抗，当曹操仍然在世时，会敛其锋芒，但当曹操死后，反扑就会变得十分猛烈。因此，这些人一起支持司马氏，而司马懿又是个坚忍阴毒的人，生性残忍、行事毒辣，本身就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鹰视狼顾司马懿
此外，就在曹操死后，有许多原本归附曹操的寒族，为了更大的利益，于是背离了原来的立场，投靠了司马氏，就比如贾充。贾充也是寒门子弟，其父是魏国名臣贾逵，然而贾充却背叛了曹氏，向司马氏投诚，甚至亲手安排了刺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高贵乡公曹髦，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结语
曹操为何任人唯才是举，反感清流名士？行文至此，相信各位已经有了答案。曹操的出身，就注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会与传统的豪族站在对立面，所以，他必须灌输一种与汉朝以来的儒教豪族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豪族垄断官场权力，那么曹操就要另行启用寒门士族，自然就必须唯才是举。
曹魏政权成功建立，这意味着曹操所代表的的寒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除非曹操的继任者都跟他一样雄才伟略，否则迟早会屈服于势力根深蒂固的豪族。果然，在曹操之后，曹魏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也就为司马氏夺权提供了可趁之机。
司马氏篡魏，从任人唯贤变成任人唯门第，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这又是一种必然。当时豪门世族的势力过于强大，要瓦解他们的垄断，并非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一朝一夕之功。曹操有很多缺点，但他在用人的理念上，是值得称赞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容于天下所有的豪门世族，所以人亡政息，只在史册上留下了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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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要从曹操的出身和经历找原因。
1.曹操出身于宦官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虽然家势显赫，可是在当时却很受世家子弟的排挤，都说他是阉宦遗丑，可以说这在曹操心中埋下了很深的阴影，也是他有时觉得自己不如四世三公的袁氏兄弟的原因，所以他内心深处是讨厌那些清流名士的，从他后期的一些行为，比如用人的不拘一格，不在只用世家子弟，而是唯才是用，像放荡不羁的郭嘉深受曹操的信用，曹操自己也娶了歌妓出身的卞氏为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些打破那些清流名士的言论束缚的愿望。
2.清流名士在曹操逐步掌握汉朝实际权力中起到了很大的阻碍的作用。像孔融就多次揭露曹操谋夺权力的企图使得曹操名誉受损，且孔融名望很高，使得曹操一时陷入被动，让曹操很是难堪嫉妒，最终孔融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后曹操在一步步扩大自己是势力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清流名士的反对，就连自己的心腹谋士荀彧都反对自己称魏公，所以曹操内心深处不信任这些清流名士，进而变得反感。
3.清流名士的一些言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自身狂备不堪。
像祢衡见曹操完全就是在卖弄，最后引起曹操的反感，将他送给刘表，最后被刘表部将黄祖所杀，像杨修之流弄出的鸡肋之说，完全就是买弄聪明，扰乱军心，这也使得曹操反感一些清流名士。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曹操在用人上为什么讨厌用这些清流名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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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华夏长河五千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这让曹操的阵营中人才济济，治国有荀彧，出谋划策有贾诩，郭嘉等，猛将有典韦，许褚等勇将。可以说这个政策奠定了曹操在三国的位置。但曹操为何反感清流名士呢？个人认为无非有几点原因。
首先，曹操为人疑心甚重，从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可见一斑。对于清流名士，这类人更在乎名声，所以，不会对曹操这样性格的人会忠心不二，所以虽然有才，但是不是忠于自己，有可能就是埋在身边的雷，作为曹操，自然不会信任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信任这样的人了。
其次，清流名士一般都比较遵从原则，换句话说比较死板。但是在乱世之中，哪有单一的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战争中，战机稍纵即逝，哪能一味考虑策略，战争的本质是战胜敌人，方法不重要，结果才重要。所以清流名士的原则可能只能添乱，多于帮助。
再次，所谓清流名士，皆是自命清高之人，这样的人重名不重利。容易桀骜不驯，而一般这样的人是不容易被驾驭的。而曹操此人控制欲极强的一个人，是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收下不听从自己的指挥的，所以，曹操并不喜欢这样的人。
综上所述，曹操的性格，多疑，控制欲强，注定了曹操虽是唯才是举，但不会喜欢桀骜不驯难以控制的清流名士的。
华夏长河五千年
汉末乱世之起，曹操得天时之利、世家拱卫，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区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余党基本被曹操扫清，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已经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无不感慨道：“今天下虽未悉定，晋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
于是在此后的数年间，曹操连下五道诏令，分别是《论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贤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214年）、《选军中典狱令》（214年）和《举贤勿拘品行令》（217年）。从这些诏令来看，曹操言辞愈发恳切，充分体现出了他“唯才是举”的执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拥中原地区，有着极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再加上曹操对人才破格提拔，导致大批人才有了晋升之机，于是曹魏政权的实力愈发强大，已经远超吴蜀两国。
正因如此，沈约在会在《宋书》中感慨：“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基于这个论调，不少读者便难免认为：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直接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兴盛。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过分拔高了“唯才是举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局限性
在汉末三国之际，有一个政治派系始终活跃，这便是以荀彧为首的颍川籍士族集团。乱世来临之际，荀彧认为颍川是“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故而带领家族之人来到冀州。时冀州易主，袁绍取韩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转投于曹操麾下。
不久之后，曹操自领兖州牧，同时采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将汉献帝迎至许都，由此走上争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许都便是颍川属下的一个县城。借此之便，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籍谋士。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在这里，荀彧向曹操推举了13位贤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举重若轻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赵俨、钟繇、陈群等共计9人，皆是出自颍川。不难发现，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依旧没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这也难怪颍川士族集团，能隐隐压过谯沛武将集团，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协性
不仅如此，曹操通过唯才是举，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与之相反，曹魏政权选拔人才入仕，也极其注重门第和家世。显然，这是曹操对门阀士族的妥协。究其根源，源自于当时特
烟雨踏秋殇
清流是古时文人标谤自已的手段。这种人在现实中不能随机应变，发挥才干。只能变相影响事物心发展。图名，图利，因此曹操反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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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能在群雄纷争的三国“挟天子而令诸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是个实干家，一句话：干就完了。
分开来说：
1. 曹操有号令群雄的背景实力和野心。出身于宦官世家，家势显赫，这一点保证了曹操能在群雄纷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不断招揽人才，发展壮大。
2. 曹操有识人善任的用人能力。三国时期的英雄人才多，老板也多，老板可以选择人才，人才也可以选择老板。千里马寻伯乐，伯乐在找千里马。曹操绝对是伯乐，善于发现人才，让人才为我所用，招贤令就是搜罗人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3. 曹操对人性深刻的了解。曹操用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知道自己最想要啥，不弄虚的，实权在手，当不当皇帝无所谓。用人不拘一格，不在乎世家子弟，而是唯才是用，自然不喜欢那些所谓的清流名士。清流名士固执死板，有没有才能暂且不论，一根筋，桀骜不驯难以控制，是不是还假清高。一点不实干。
所以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是却反感清流。
律法大飞
汉末乱世之起，曹操得天时之利、世家拱卫，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区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余党基本被曹操扫清，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已经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无不感慨道：“今天下虽未悉定，晋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
于是在此后的数年间，曹操连下五道诏令，分别是《论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贤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214年）、《选军中典狱令》（214年）和《举贤勿拘品行令》（217年）。从这些诏令来看，曹操言辞愈发恳切，充分体现出了他“唯才是举”的执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拥中原地区，有着极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再加上曹操对人才破格提拔，导致大批人才有了晋升之机，于是曹魏政权的实力愈发强大，已经远超吴蜀两国。
正因如此，沈约在会在《宋书》中感慨：“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基于这个论调，不少读者便难免认为：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直接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兴盛。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过分拔高了“唯才是举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局限性
在汉末三国之际，有一个政治派系始终活跃，这便是以荀彧为首的颍川籍士族集团。乱世来临之际，荀彧认为颍川是“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故而带领家族之人来到冀州。时冀州易主，袁绍取韩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转投于曹操麾下。
不久之后，曹操自领兖州牧，同时采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将汉献帝迎至许都，由此走上争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许都便是颍川属下的一个县城。借此之便，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籍谋士。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在这里，荀彧向曹操推举了13位贤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举重若轻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赵俨、钟繇、陈群等共计9人，皆是出自颍川。不难发现，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依旧没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这也难怪颍川士族集团，能隐隐压过谯沛武将集团，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协性
不仅如此，曹操通过唯才是举，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与之相反，曹魏政权选拔人才入仕，也极其注重门第和家世。显然，这是曹操对门阀士族的妥协。究其根源，源自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
自两汉以来，朝廷选拔官员，以察举制为主体。地方长官考察本郡应举者的家世、才能和名声，然后将他们推举给中央。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汉代统治者笼络中小地主阶级的重要手段。而汉代尊奉儒学，以经学入仕。故而到了东汉中后期以后，地方上的豪族纷纷研读经学，俨然成了儒门世家。
汉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兴起。再加上他们的子弟常年入朝为官，并各自“抱团取暖”，由此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朋党集团。在汉末众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最为出名。尤其是后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称，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乱世之初，袁绍雄踞中原四州、袁术横跨江淮两岸，靠的便是家族影响力。由此可见，豪族世家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这让曹操也无法将其忽视。
曹孙刘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们能取得天下，也离不开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虽然曹操出身谯县曹氏，但后者毕竟闻名于乡里，无法给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资本。东汉末年选拔人才，注重“唯贤是举”；而曹操颁布“唯才是举”，虽然意味他更加注重才能，但依旧没能改变才子的出身问题。也就是说，曹操选拔人才的范围并没有变，依旧以豪族世家为主体；而唯一有区别的，便是曹操对才能的看重，凌驾在了名声之上。
三、思想上的开创性
曹操为何不重贤名，只重才能呢？以笔者观点，这可能与曹操的思想有关。《晋书》记载：“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操虽然也是举孝廉出身，但从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术势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一点，从曹操经常擅杀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兖州时，便擅杀名士边让。此举引起张邈、陈宫等人的惶恐。于是曹操外出征讨徐州时，陈宫等人便拥戴吕布进入兖州，给曹操带来了极大麻烦。后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自己的根据地夺回。吃了如此大亏，曹操并没有悔改。每当更进一步时，曹操总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来打击一下朋党集团。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为大汉丞相，于是孔融下狱而死；曹操欲加九锡之礼（212年），进封魏公，荀彧饮药自尽；曹操称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惨遭诬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权大局已定，为替世子曹丕铺路，曹操杀杨修。
不得不说，曹操对名士清流极为反感。不过以笔者观点，曹操擅杀名士，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人情绪，而是为了破除朋党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东汉以来，不少名士清流“阿党比周”，逐渐形成了朋党之风。例如大儒孔融，与祢衡、杨修为友，三人间互相吹捧。这种名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们自命为“清流”， 不仅讲究门第出身，更加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显然，这是察举制度在东汉末年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朝廷选拔官员，不再看才能，只注重应举者的出身与名望，这就形成了“唯贤是举”的现象。在此情形之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便成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曹操不尚慕儒术，因此他很容易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跳脱出来。而他数次颁布唯才是举令的真实目的，便是欲打破这种朋党风气、打破名士清流标榜的“名节”，从而打破东汉以来落后腐朽的“唯贤是举”。因此唯才是举令，虽然没能摆脱政治和地域上的局限性，但它却证明了曹操思想上的开创性。正当吴蜀两国还在过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时，曹魏政权却率先一步跳出樊笼，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员。由此一来，曹魏自然会愈发兴盛。
参考文献：
裴注《三国志》
范晔《后汉书》
袁弘《后汉纪》
房玄龄《晋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阿军视野
汉末乱世之起，曹操得天时之利、世家拱卫，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区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余党基本被曹操扫清，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已经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无不感慨道：“今天下虽未悉定，晋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
于是在此后的数年间，曹操连下五道诏令，分别是《论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贤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214年）、《选军中典狱令》（214年）和《举贤勿拘品行令》（217年）。从这些诏令来看，曹操言辞愈发恳切，充分体现出了他“唯才是举”的执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拥中原地区，有着极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再加上曹操对人才破格提拔，导致大批人才有了晋升之机，于是曹魏政权的实力愈发强大，已经远超吴蜀两国。
正因如此，沈约在会在《宋书》中感慨：“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基于这个论调，不少读者便难免认为：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直接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兴盛。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过分拔高了“唯才是举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局限性
在汉末三国之际，有一个政治派系始终活跃，这便是以荀彧为首的颍川籍士族集团。乱世来临之际，荀彧认为颍川是“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故而带领家族之人来到冀州。时冀州易主，袁绍取韩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转投于曹操麾下。
不久之后，曹操自领兖州牧，同时采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将汉献帝迎至许都，由此走上争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许都便是颍川属下的一个县城。借此之便，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籍谋士。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在这里，荀彧向曹操推举了13位贤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举重若轻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赵俨、钟繇、陈群等共计9人，皆是出自颍川。不难发现，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依旧没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这也难怪颍川士族集团，能隐隐压过谯沛武将集团，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协性
不仅如此，曹操通过唯才是举，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与之相反，曹魏政权选拔人才入仕，也极其注重门第和家世。显然，这是曹操对门阀士族的妥协。究其根源，源自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
自两汉以来，朝廷选拔官员，以察举制为主体。地方长官考察本郡应举者的家世、才能和名声，然后将他们推举给中央。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汉代统治者笼络中小地主阶级的重要手段。而汉代尊奉儒学，以经学入仕。故而到了东汉中后期以后，地方上的豪族纷纷研读经学，俨然成了儒们世家。
汉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兴起。再加上他们的子弟常年入朝为官，并各自“抱团取暖”，由此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朋党集团。在汉末众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最为出名。尤其是后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称，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乱世之初，袁绍雄踞中原四州、袁术横跨江淮两岸，靠的便是家族影响力。由此可见，豪族世家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这让曹操也无法将其忽视。
曹孙刘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们能取得天下，也离不开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虽然曹操出身谯县曹氏，但后者毕竟闻名于乡里，无法给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资本。东汉末年选拔人才，注重“唯贤是举”；而曹操颁布“唯才是举”，虽然意味他更加注重才能，但依旧没能改变才子的出身问题。也就是说，曹操选拔人才的范围并没有变，依旧以豪族世家为主体；而唯一有区别的，便是曹操对才能的看重，凌驾在了名声之上。
三、思想上的开创性
曹操为何不重贤名，只重才能呢？以笔者观点，这可能与曹操的思想有关。《晋书》记载：“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操虽然也是举孝廉出身，但从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术势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一点，从曹操经常擅杀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兖州时，便擅杀名士边让。此举引起张邈、陈宫等人的惶恐。于是曹操外出征讨徐州时，陈宫等人便拥戴吕布进入兖州，给曹操带来了极大麻烦。后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自己的根据地夺回。吃了如此大亏，曹操并没有悔改。每当更进一步时，曹操总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来打击一下朋党集团。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为大汉丞相，于是孔融下狱而死；曹操欲加九锡之礼（212年），进封魏公，荀彧饮药自尽；曹操称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惨遭诬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权大局已定，为替世子曹丕铺路，曹操杀杨修。
不得不说，曹操对名士清流极为反感。不过以笔者观点，曹操擅杀名士，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人情绪，而是为了破除朋党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东汉以来，不少名士清流“阿党比周”，逐渐形成了朋党之风。例如大儒孔融，与祢衡、杨修为友，三人间互相吹捧。这种名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们自命为“清流”， 不仅讲究门第出身，更加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显然，这是察举制度在东汉末年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朝廷选拔官员，不再看才能，只注重应举者的出身与名望，这就形成了“唯贤是举”的现象。在此情形之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便成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曹操不尚慕儒术，因此他很容易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跳脱出来。而他数次颁布唯才是举令的真实目的，便是欲打破这种朋党风气、打破名士清流标榜的“名节”，从而打破东汉以来落后腐朽的“唯贤是举”。因此唯才是举令，虽然没能摆脱政治和地域上的局限性，但它却证明了曹操思想上的开创性。正当吴蜀两国还在过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时，曹魏政权却率先一步跳出樊笼，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员。由此一来，曹魏自然会愈发兴盛。
宁静的大海29184229
汉末乱世之起，曹操得天时之利、世家拱卫，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区崛起。建安十三年，袁氏余党基本被曹操扫清，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已经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无不感慨道：“今天下虽未悉定，晋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
于是在此后的数年间，曹操连下五道诏令，分别是《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效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选军中典狱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从这些诏令来看，曹操言辞愈发恳切，充分体现出了他“唯才是举”的执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拥中原地区，有着极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再加上曹操对人才破格提拔，导致大批人才有了晋升之机，于是曹魏政权的实力愈发强大，已经远超吴蜀两国。
正因如此，沈约在会在《宋书》中感慨：“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基于这个论调，不少读者便难免认为：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直接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兴盛。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过分拔高了“唯才是举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局限性
在汉末三国之际，有一个政治派系始终活跃，这便是以荀彧为首的颍川籍士族集团。乱世来临之际，荀彧认为颍川是“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故而带领家族之人来到冀州。时冀州易主，袁绍取韩馥而代之，眼光高明的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转投于曹操麾下。
不久之后，曹操自领兖州牧，同时采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将汉献帝迎至许都，由此走上争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许都便是颍川属下的一个县城。借此之便，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籍谋士。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在这里，荀彧向曹操推举了13位贤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举重若轻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赵俨、钟繇、陈群等共计9人，皆是出自颍川。不难发现，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依旧没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这也难怪颍川士族集团，能隐隐压过谯沛武将集团，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协性
不仅如此，曹操通过唯才是举，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与之相反，曹魏政权选拔人才入仕，也极其注重门第和家世。显然，这是曹操对门阀士族的妥协。究其根源，源自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
自两汉以来，朝廷选拔官员，以察举制为主体。地方长官考察本郡应举者的家世、才能和名声，然后将他们推举给中央。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汉代统治者笼络中小地主阶级的重要手段。而汉代尊奉儒学，以经学入仕。故而到了东汉中后期以后，地方上的豪族纷纷研读经学，俨然成了儒们世家。
汉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兴起。再加上他们的子弟常年入朝为官，并各自“抱团取暖”，由此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朋党集团。在汉末众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最为出名。尤其是后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称，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乱世之初，袁绍雄踞中原四州、袁术横跨江淮两岸，靠的便是家族影响力。由此可见，豪族世家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这让曹操也无法将其忽视。
曹孙刘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们能取得天下，也离不开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虽然曹操出身谯县曹氏，但后者毕竟闻名于乡里，无法给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资本。东汉末年选拔人才，注重“唯贤是举”；而曹操颁布“唯才是举”，虽然意味他更加注重才能，但依旧没能改变才子的出身问题。也就是说，曹操选拔人才的范围并没有变，依旧以豪族世家为主体；而唯一有区别的，便是曹操对才能的看重，凌驾在了名声之上。
三、思想上的开创性
曹操为何不重贤名，只重才能呢？以笔者观点，这可能与曹操的思想有关。《晋书》记载：“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操虽然也是举孝廉出身，但从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术势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一点，从曹操经常擅杀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兖州时，便擅杀名士边让。此举引起张邈、陈宫等人的惶恐。于是曹操外出征讨徐州时，陈宫等人便拥戴吕布进入兖州，给曹操带来了极大麻烦。后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自己的根据地夺回。吃了如此大亏，曹操并没有悔改。每当更进一步时，曹操总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来打击一下朋党集团。建安十三年，曹操初定北方，成为大汉丞相，于是孔融下狱而死；曹操欲加九锡之礼，进封魏公，荀彧饮药自尽；曹操称魏王，名士崔琰惨遭诬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曹魏政权大局已定，为替世子曹丕铺路，曹操杀杨修。
不得不说，曹操对名士清流极为反感。不过以笔者观点，曹操擅杀名士，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人情绪，而是为了破除朋党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东汉以来，不少名士清流“阿党比周”，逐渐形成了朋党之风。例如大儒孔融，与祢衡、杨修为友，三人间互相吹捧。这种名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们自命为“清流”， 不仅讲究门第出身，更加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显然，这是察举制度在东汉末年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朝廷选拔官员，不再看才能，只注重应举者的出身与名望，这就形成了“唯贤是举”的现象。在此情形之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便成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曹操不尚慕儒术，因此他很容易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跳脱出来。而他数次颁布唯才是举令的真实目的，便是欲打破这种朋党风气、打破名士清流标榜的“名节”，从而打破东汉以来落后腐朽的“唯贤是举”。因此唯才是举令，虽然没能摆脱政治和地域上的局限性，但它却证明了曹操思想上的开创性。正当吴蜀两国还在过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时，曹魏政权却率先一步跳出樊笼，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员。由此一来，曹魏自然会愈发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