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割占。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李鸿章“避战保船”的方针下，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坐困港内，腹背受敌，1895年2月11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海军提督署自杀，几天后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军港，并登陆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在天津登上轮船前往日本乞和，根据当时留下的记录，会谈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拿出条款节略，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矣。”李鸿章低声下气地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说：“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李鸿章表示：“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须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贪婪地答到：“尚未下咽，饥甚。”
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二点三亿两(相当于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增开沙市、重庆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
《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了全国，官员呼吁废约保台，维护统一
清政府各级官员上至内阁大臣、御史、翰林，下到各省督抚纷纷反对割台。当时在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痛感民族危难，梁启超等81人于1895年4月30日上书，分析了割让台湾的严重后果：“上之欲割台以全内地，保都城，而地更瓦裂，都亦必惊”，认为“不割则地或可保，都或不危”。呼吁清政府抗争到底:“日人若因此败和，吾大兵可集激励，忠义犹可为战，众志成城，敌人亦何敢遽行藐视乎”？
台湾巡抚唐景崧多次上奏，奏明民众的悲痛之情及抗日愿望。1895年4月21日，唐景崧向清政府发电报指出“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割台“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此外，唐景崧还主张通过国际公法力主废约保台，“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务求废约，请诸国公议，派兵轮相助”。除了积极呼吁，他们积极准备领导武装保台斗争。这其中以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最为突出，其成为台中和台南地区抗击日军的中坚力量。
以丘逢甲为代表台湾士绅组织武装保台，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在得知割台计划后，台湾在籍户部主事丘逢甲，三次刺血上书，痛陈割台危害，希望朝廷能废约再战，丘逢甲指出： “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弃之”？
从1894年9月开始，丘逢甲组织台民兴办团练，保卫家乡。11月，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委丘逢甲“招募义军，以备择调”。于是，唐景崧便正式将以前的民团改为义军，还招募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人加入。在反对割台无望的情况下，唐景崧建立了台湾民主国，他自己为民主国大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并兼全台义军统领，奉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林维源为议长。这是台湾官、绅、民的联合抗日行动，台湾民主国作为台湾人民的抗日政府，在反对割台斗争中发挥了领导机构的作用。
虽然清朝以“宗社为重，边檄为轻”作借口最终割台自保，但台湾人民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分割、反对卖国奋力抗争，表达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
民众奋起保台，敢于斗争，勇于牺牲
台湾人民是反对割台斗争中最为坚定、最为顽强的力量，他们也是反割台斗争中的主力军。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全台震惊，民众“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人民痛心疾首，拥到台湾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中、台南人民发出“桑梓之地，义于存亡”的誓言。
随后，一场英勇悲壮的反对割台斗争在台湾展开, 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军民在清政府已经与日本办理台湾交割手续后，台湾人民在孤立无援，武器、粮饷均匮乏的情况下，同仇敌忾、奋力保台，继续武装抵抗日军达半年之久，打死打伤日军三万多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895年10月，日军完全占领台湾，反割台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这场斗争中，台湾官、绅、民共同谱写了抗日保台斗争光辉的一页。
在被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清朝实行割地自保的卖国政策，并没有削弱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的决心。在废约无望、强敌入侵的危急关头，台湾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热情显示了誓死捍卫国土的崇高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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