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描繪了孔子構想的理想世界——“大同社會”的景象，其中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一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廢疾者指殘疾和患病的人，孔子認為這些人屬於貧困人口，他們應該得到照顧，使他們“皆有所養”。

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自然災害的頻發，加之以當時的社會結構，底層人民的生活很大部分是“為了活著”而不是“享受生活”。國家以民為本，因此利民、保民在歷朝歷代都是一項重要工作，國家和社會一直朝著孔子設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努力著。

而古代時期為這些貧困人口，也有專門的福利制度，一是養老慈幼等匡急振窮政策，二是荒政賑災制度，同時更是推行禮儀教化。

養老制度，對老年人的福利

養老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歷朝歷代都對老年人極為尊重，給予老人優厚的待遇。鰥寡孤獨廢疾，老年人佔了一半，匡急振窮政策養老佔主要部分。

《禮記》中記載：“凡養老，有虞氏從燕禮，夏後民以饗禮。”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直接進行物質上的幫助是古代國家最常見的做法，例如在《漢書 文帝紀》中：“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三國曹魏時期，“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谷。”

《禮記》

在漢代，養老制度的一大創舉是“賜王杖”，《後漢書 禮儀志》：“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以糜粥”。但是不是所有七十歲的老年人都可以獲得王杖，獲得王杖更多的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認可，是一種榮譽的象徵，而當權者的這種做法其目的很簡單，一是表達對老年人的尊重，而更多的是讓老年人起垂範鄉里的作用。老年人不僅身份地位崇高，而且在賦稅、法律方面都有優待。

在漢代，存問制度盛行，存問的意思是慰問，多為存問高年、鰥寡廢疾貧苦。《漢書 武帝紀》：“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甚至到了元代，這種存問制度都有記載。在古代，甚至設有“福利院”，即南朝梁武帝年間設立的孤獨園，對“單老孤稚”進行幫助。

荒政賑災制度

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中統計，秦漢時災荒約為375次，魏晉南北朝約為304次，隋唐約為515次，兩宋約為874次，元朝約為513次。

中國古代以農業為本，災荒之年便是屍橫遍野，餓殍滿地，這不僅會造成社會問題，還有可能威脅到政權的穩定，因此救振災民是必要的。而荒政指的是古代在遇到荒年時所採取的救濟賑災措施，《周禮》就列出了十二條在災年防止百姓離散的救濟政策，不僅要散播糧食，減輕租貸，還要寬緩刑罰，免除勞役，簡化喪禮婚禮的流程。

《周禮》

漢代荒政制度已經較有雛形，一旦發生災荒，首先地方進行上報，然後上級官員派人來預估災情，最後由中央下達救災措施。

救災也要防災，漢代的常平倉是一大創舉，《漢書 食貨志》：“”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糴是指買進糧食，糶是賣出糧食，常平倉的意義在於，豐年平糴，荒年平糶。

豐年時，農民種出的糧食多，糧價就會下降，此時政府收購糧食，一是可以儲存糧食以備荒年，二是可以控制糧價，不會讓農民出現有糧賣不出去的情況。荒年時，農民種出的糧食少，糧食不僅不夠吃，而且價格還會上漲，這時候政府開倉放糧，一是為了賑濟，二也可以穩定糧價，讓糧價下調。

常平倉的設置在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對後世影響很深，南宋的大儒朱熹就在常平倉和隋代的義倉基礎上創“社倉法”。社倉和常平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管理人員的設定，常平倉完全是官方調控，而社倉民間成分更大。社倉是民辦糧倉，由地方鄉紳和政府共同管理，而社倉不像常平倉，背後有國家的財力支持，社倉的運行主要靠租貸，先進行人員登記，春夏時借米給民，秋收時歸還，但是要給利息，如果遇到荒年，那就不用歸還利息，或者利息減半，等到社倉儲量變多是，就不收利息了。朱熹社倉遍行天下的原因是設於民間，效率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是義倉、社倉，也都是在常平倉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萬變不離其宗。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貧窮的問題，還是在於書籍教化。神農嘗百草，探究藥理醫人，而我國古代有多種農學、工學之書，研究工農以富民，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天工開物》，“士子埋首四書五經，飽食終日卻不知糧米如何而來；身著絲衣，卻不解蠶絲如何飼育織造”。

明朝科學家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明代不僅有《天工開物》，還有一本《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一部植物圖譜，它展示了我國當時經濟植物分類的概況，更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為宗旨的農學、植物學書籍。

《天工開物》

不僅在明代，早在秦朝，就體現了當權者對工農業發展的重視，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之時，都特意留下“醫藥”、農家經典”這類書籍。隨後有西漢的氾勝著《氾勝之書》，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宋代陳敷著《陳敷農書》，元代王禎著《王禎農書》，明代徐光啟著《農政全書》，都是經典的農學之書。

而禮儀教化，也是重要的一項，三國時期，天下大亂，公孫度令行海外，很多士人流寓遼東，教化一方。王烈，邴原、王烈、管寧、國淵、劉政等人都曾為了躲避戰亂而至遼東，這為當時遼東的社會風氣的改變，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處理文盲這一項，我國是一個優良典範。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我國的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國家意識到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大力推廣識字運動，掃除文盲，在50年後，我們看到了這項措施的重大成果，我國共掃除文盲2. 03億，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壯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從目不識丁到人人認字，這是殊為不易，難能可貴的。

管仲有一句話非常著名，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華為總裁任正非央視在面對面採訪中說道：“如果我們農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後，好多都是博士碩士了，這會為國家在新的創新領域去搏擊，爭取國家新的前途和命運。”教育是基礎，知識創造財富，這才是一個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