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哥哥看世界
虽然我是安徽人，但不得不说，当年的晋商超徽商太多，双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晋商是世界级的，而徽商只能说是国家级的。
理由如下：
1、主营范围
徽商主要经营盐、茶、木、丝绸、粮食等，而晋商除了上述项目，有一个非常牛的业务是：金融，也就是票号，它是公认的现代银行的雏形。在物流运输不发达、高风险的年代，晋商的一张票据，就可以实现异地汇兑，而且晋商大量在广州、上海等国内各大商埠设置分支机构，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国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业务，是名副其实的汇通天下，当时一年周转的白银达1000万两之巨。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根本不在什么帝都、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是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等小县城。
2、贸易范围
徽商发源于长江中下游，所以贸易范围一般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晋商的贸易范围除了大本营北方之外，还广涉苏州、扬州、以及广州等城市，最重要的是，晋商的脚步延伸到俄罗斯、蒙古、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欧美诸国，甚至了垄断了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进出口贸易，海外贸易活动那是相当活跃，是当时与威尼斯商人相媲美的世界级商帮，这一点徽商无法比拟。
3、财富规模
徽商里的翘楚，无疑是胡雪岩，鼎盛时的财富为3000万两。而提高晋商，人们首先想到乔致庸，然而其实山西临汾的亢家才是晋商之首，财富多到连康熙皇帝都感到震惊。据史料统计，在清代，排名前16的大财团均为晋商，仅仅把平遥县城几家商人的财富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国库里的钱还要多，当年清政府一次次财政危机，还不得不向晋商借钱救急。看看如今山西各地的大院豪宅，比如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等，就可以感受到当年第一商帮晋商的辉煌。
虽然徽商也很优秀，但晋商凭借一流的经商理念、先进的管理制度，前后称雄中国商界500年，论实力，徽商不如晋商。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春秋笔谈
清朝后期的商帮霸主肯定是晋商，徽商崛起于明朝初期，到了清朝后期己经衰落了，虽然徽商又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但是徽商总体上已经没落了。
晋商在清朝初期开始崛起，逐渐替代了徽商的霸主地位，到了清朝中后期达到鼎盛阶段，是中国实力最雄厚最富裕的商帮。
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业、票号、茶叶、布匹、绸缎、当铺等产业，有些著名的晋商家庭财产富可敌国，不同时代的富豪们理财储蓄的方法也不同，现在的富豪们理财方式是移民欧美国家、投资做生意、开公司、办企业、购买房产、炒股票、炒期货、购买理财产品或者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社会这些理财项目，古代经商发财的富豪们理财方式几乎只有两种，一种是广置田产，回老家购买几千亩甚至几万亩田地，自己当地主，雇佣农民耕种粮食，古代时候人口少，财主可以买到大量田地。另一种理财方式就是修建豪华广阔的庄院，大修宗庙祠堂，这就是古代富豪们出人头地后光宗耀祖的两种方式，所以才有了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晋商大院，田地和庄院是安全可靠的不动产业，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山西省灵石县的王家大院，祁县的乔家大院，太谷县曹家大院就是清代晋商们的典型代表，还有平遥古城的晋商一条街，尤其是王家大院最有名，比北京的故宫都要大许多，异常气派奢华广阔，参观完毕会令人震惊于晋商的富可敌国。
西贼闻之心胆摇
就清朝时期，晋商强于徽商。
晋商发迹于明初，与明初的开中制度有关，一直到明末，又成功的政治投机于清朝，清初做为皇商，风光无限。到清朝中后期晋商达到鼎盛时期，一直到民国。徽商发迹于明中期的折色法，因江南本是富庶之地，所以徽商在江南也是很强大的存在，甚至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地步， 至清朝中期徽商达到鼎盛却又衰败于道光的票盐制。
那么为什么说清朝晋商强于徽商呢？
第一 经营范围与影响力广，晋商不仅在国内，在对俄、日、朝鲜贸易中都是主力，甚至在欧洲也有产业更有甚者在外国大城市开设商号经营。晋商的眼光与格局观，是当时的地方商团中非常少见的，跟朝廷取得对中亚和俄罗斯贸易的特权。而徽商只在江南，就算清朝后期，也只是沿海西方商人的买办或者合作者，在于洋人合作中也始终处于劣势。
第二 规模大水平高时间长。晋商辉煌两百年，徽商只有近百年，清初晋商是皇商且对外对蒙贸易发达，中后期也是票据业务影响甚大，而徽商只有在中期盐业上辉煌过一段时间。晋商对经理人等人才的选拔也比徽商更加严格规范。
第三 经营内容与方法更占优势。除了盐业，晋商经营更多的是上游物资再加于票号，晋商票号的生意，距离现代银行业一步之遥。而徽商除了盐业，就只有西方的买办。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
听雨轩听雨坊听雨
从商帮地理范围看，晋商要比徽商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在发展史上，徽商发迹早于晋商。各有所长，看你如何理解，明清时代，最为繁盛者当属徽商和晋商。
商帮地理范围不同。徽商实际上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的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并非有些人所谓的安徽商人皆属于徽商行列这种说法。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在当时是被称作皖商，实力上远不及徽商，二者也没有从属关系。而晋商则不同，晋商泛指整个山西的商户，均可归于晋商之列。
发展史的不同。徽商发迹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长盛不衰。晋商真正发迹起来已经是清朝了，到了清朝中期才开始繁盛。所以说，二者相比，徽商可以算作前辈了。
招贤纳士的不同。晋商在选择商号经理人的时候，着重于考察经理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和商战的权谋能力，晋商的商户东家们对经理人都是全权委托的，故而格外看重经理人的胆识和创造力。徽商则不同，徽商的东家们更为看重的是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
信奉对象的不同，也可以说信念的不同。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
家教的不同。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敬重儒学，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
经营业务的不同。晋商中的大户基本上都是靠贩盐起家的，后来资本积累起来后开始涉足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业务。晋商形成规模后开始将票号生意作为主打；徽商主要经营钱庄，也经营盐，木材，丝绸等业务。
野史共享
徽商与晋商、潮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上，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
而其中，徽商与晋商之间，两相比较，则更能给人启示。
例如：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由于敬重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所以从政的较多；再例如：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等等。
那么，创造商业奇迹不相上下的两大商帮，但其大相庭径之处，到底能带给人什么思考呢？
1
晋商、徽商的盐业兴衰大比拼
据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对《中外管理》介绍，徽商与晋商都是明清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晋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晋商的发迹，与明代的开中制度有关。
在明初，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加强防范，明朝政府先后建立了九边，在北方边地驻兵屯垦。当时，为了解决粮食补给问题，实施“开中法”，让商人输粮支边，作为回报，对商人授予盐引（食盐运销许可凭证）作为奖励，让他们前往淮、浙各地盐场支取引盐。因此，有不少晋、陕商人因此而起家，晋商由此而兴。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人只需在扬州等地交纳银两，便可获得盐引。在此背景下，北方边地屯垦受到剧烈冲击，与扬州等地更为近便的“徽州盐商”崭露头角。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纲盐制度，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此后，徽州盐商的实力开始逐渐超过了山西商人。明末改变开中制，晋商则被迫退出盐业。
及至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中，徽商占了绝对的优势。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此时受到严重打击。而到了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在盐业的优势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较上，徽商虽然崛起较晚，但鼎盛期的出现却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晋商起步与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开始繁盛，步入鼎盛时期。
从地域上看，在明代，晋商与徽商的活动范围都较大。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不过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这与其时的南北贸易格局密切相关。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先生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
2
晋商重义拜关公，徽商敬儒拜朱熹
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可以说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都会有关公供台，关公是忠义的化身，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用“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而在徽州民间信仰中，关公虽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过，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
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两代，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贾”与“儒”密切结合，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与此一重要特色显然不无关系。
3
晋商“学而优则商”，徽商“学而优则仕”
对待教育的态度让晋商和徽商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家中子弟天资聪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之道，他们把读书看做副业，甚至把走上考科举道路的人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子弟。
徽商则完全相反，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不忘读书。
由于崇文重教，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他们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振兴文教”。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对《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商帮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士农工商）观。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经商）与业儒（以儒学为业）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
徽商非常重视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过大批进士、状元。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一方面爱读书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
徽州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自明代中叶以来，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既将经商利润汇回本土，又带回了各种思想、观念与文化，这使得皖南一域，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这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于晋商，虽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对儒学颇为重视，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这在当时，也成为朝野各界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晋商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要远逊于徽州商帮。”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这样总结到。
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和官府关系的好坏至关重要。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因为徽商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50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
4
徽商“用亲不用乡”，晋商“用乡不用亲”
徽商极为重视教育的背后，有出于维系家族传承的需要。对于徽商来说，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徽商和晋商比起来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的品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徽商用亲是出于维系家族的需要。
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不过条件通常很苛刻，在选拔人才方面显得更“纯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晋商非常重家乡，不论他们走多远，在哪里做生意，他们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后都要回到山西。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响，家乡观念相对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芽，这也是徽商用亲不用乡的历史原因。
当然，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别，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点是摒弃其文化上的糟粕，学习其文化上的精华，比如：晋商和徽商都“重诚信、讲道义”，虽然成功之道很简单，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朴素的经商之道，才成就了它们纵横华夏数百年的商业奇迹，这点对于那些想做“基业长青”的企业来说，尤其值得深思。
武子杰222
徽商与晋商、潮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上，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
而其中，徽商与晋商之间，两相比较，则更能给人启示。
例如：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由于敬重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所以从政的较多；再例如：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等等。
那么，创造商业奇迹不相上下的两大商帮，但其大相庭径之处，到底能带给人什么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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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徽商的盐业兴衰大比拼
据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对《中外管理》介绍，徽商与晋商都是明清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晋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晋商的发迹，与明代的开中制度有关。
在明初，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加强防范，明朝政府先后建立了九边，在北方边地驻兵屯垦。当时，为了解决粮食补给问题，实施“开中法”，让商人输粮支边，作为回报，对商人授予盐引（食盐运销许可凭证）作为奖励，让他们前往淮、浙各地盐场支取引盐。因此，有不少晋、陕商人因此而起家，晋商由此而兴。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人只需在扬州等地交纳银两，便可获得盐引。在此背景下，北方边地屯垦受到剧烈冲击，与扬州等地更为近便的“徽州盐商”崭露头角。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纲盐制度，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此后，徽州盐商的实力开始逐渐超过了山西商人。明末改变开中制，晋商则被迫退出盐业。
及至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中，徽商占了绝对的优势。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此时受到严重打击。而到了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在盐业的优势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较上，徽商虽然崛起较晚，但鼎盛期的出现却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晋商起步与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开始繁盛，步入鼎盛时期。
从地域上看，在明代，晋商与徽商的活动范围都较大。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不过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这与其时的南北贸易格局密切相关。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先生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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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重义拜关公，徽商敬儒拜朱熹
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可以说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都会有关公供台，关公是忠义的化身，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用“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而在徽州民间信仰中，关公虽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过，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
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两代，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贾”与“儒”密切结合，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与此一重要特色显然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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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学而优则商”，徽商“学而优则仕”
对待教育的态度让晋商和徽商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家中子弟天资聪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之道，他们把读书看做副业，甚至把走上考科举道路的人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子弟。
徽商则完全相反，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不忘读书。
由于崇文重教，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他们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振兴文教”。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对《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商帮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士农工商）观。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经商）与业儒（以儒学为业）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
徽商非常重视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过大批进士、状元。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一方面爱读书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
徽州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自明代中叶以来，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既将经商利润汇回本土，又带回了各种思想、观念与文化，这使得皖南一域，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这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于晋商，虽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对儒学颇为重视，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这在当时，也成为朝野各界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晋商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要远逊于徽州商帮。”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这样总结到。
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和官府关系的好坏至关重要。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因为徽商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50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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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用亲不用乡”，晋商“用乡不用亲”
徽商极为重视教育的背后，有出于维系家族传承的需要。对于徽商来说，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徽商和晋商比起来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的品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徽商用亲是出于维系家族的需要。
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不过条件通常很苛刻，在选拔人才方面显得更“纯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晋商非常重家乡，不论他们走多远，在哪里做生意，他们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后都要回到山西。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响，家乡观念相对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芽，这也是徽商用亲不用乡的历史原因。
当然，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别，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点是摒弃其文化上的糟粕，学习其文化上的精华，比如：晋商和徽商都“重诚信、讲道义”，虽然成功之道很简单，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朴素的经商之道，才成就了它们纵横华夏数百年的商业奇迹，这点对于那些想做“基业长青”的企业来说，尤其值得深思。
老李头有话说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霸商界的两个势均力敌的龙头老大！但是，由于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华最为富饶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徽商比较厉害。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是晋商称霸天下！
唐宋以后，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
徽商之所以能这么成功，自然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由于战乱，中原大族大批迁入徽州后，将中原传统文化也带来了，他们迁入后，聚族而居，依然保存着诵说诗书、崇尚礼义的风气，并传给子孙后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徽州是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被视为“道学渊源”的发源地。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甚为深远。朱熹所创新的理学是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被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使程朱理学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带更是广为流传，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商在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但是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以光宗耀祖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环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不得不弃儒经商，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使徽商或由儒业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指导他们的经营活动。
而明清徽商把儒与商结合地淋漓尽致！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质特征是：儒与商的结合和义与利的结合的统一。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儒商特别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所以，徽商相对于中原的晋商来说，多了一份朱熹理学的文人情怀，少了几分粗犷！
我相信你应该听说过红顶商人胡雪岩吧，他就是徽商哦。当初乾隆皇帝都感慨：徽商比皇室还富有！
关外灬郎
清朝晋商较为强大一些，但粤商与徽商，同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
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于明朝中后期达到顶峰，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 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晋商兴起时期与徽商相同，皆在明朝。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实力雄厚至此，几乎将商人地位抬高了一个阶梯。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但随着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晋商徽商都在清末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星途史话
晋商作为商帮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晋商发迹于宋代，明朝时与徽商南北并峙，至清朝晋商便独占鳌头，明清两代辉煌500年。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晋商创造的财富，徐珂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超越于其他商帮的突出地体现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义制利、诚信经商、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道德也成就了晋商的发展。
（一）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
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出现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于宋元年间长足发展，为明清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即运城的河东盐池。山西主要是由于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同时春秋时期，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出现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变化也为晋商带了历史机遇，北宋时期实行“折中制”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折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制度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辅助成就了晋商的逐步崛起和兴盛。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确立起来了，这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晋商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兴起的。山西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剩余劳动力多；山西地区处在北京和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同时具备陆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有这样好的地理条件，同时存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造成了很多人从商。
晋商辉煌500年的发展机遇来自于哪里？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促进晋商盐业发展的是另一项政策：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需要相互帮助，形成了“纲”(浙直、宣大、泽潞、平阳、浦洲），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说得“晋商”。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大盐商迁到扬州，其余晋商开始多元化发展，寻找与北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机会。
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清政府的统一边疆、开放边疆、管理边疆过程中，晋商抓住机遇，成就了进一步的发展，做到了“货通天下”。清政府的对俄贸易政策推动晋商走向持续繁荣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凡行商于恰克图一带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这几方面的政策，使得晋商的市场地盘更加扩大，远距离贸易更加发达。
另一个是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在票号出现之前，金融业的业态主要是典当、印局、钱庄、账局。晋商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了。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了许多人才。
晋商的票号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票号产生有其偶然性。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当时社会不太安定，各地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当时平遥有一个姓李的李家，这个主人叫李大全，他开了一个颜料坊，叫西裕成颜料坊，他在北京有分号，在天津也有分号。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后来他那个掌柜，掌柜现在我们叫总经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雷履泰就发现他的东家是把它作为好事，帮朋友忙的，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也就是进行银钱的汇兑，异地汇兑，所以他就劝他的老板，把这个颜料铺干脆改成一个票号。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
其实，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晋商从资金、网络、人才和信誉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
资金，从事票号需要大量的资金，要钱、要资本，而当时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内”，在海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网络，金融业既然是搞异地汇兑，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而山西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那么这些分号做票号进行汇兑就非常方便。人才，山西商人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业务的人。这批人就可以成为票号的骨干。信誉，最关键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天下有名的。票号是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为其开一张没有法律保障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奉行”以义制利”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几百年的坚守诚信而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票号的业务，主要是两种业务：一种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第二个业务就是银两的汇兑，也就是我们说的异地汇兑。比如说你要到四川去做买卖，你从北京你不用把银子带过去，你把钱放到票号里边，票号里边给你开一个条儿，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这个票号的分号，然后再把这个票换成银子在当地使用。所以这个票号的汇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汇款，就是从事这个业务。另外第三个业务就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给它变成成色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银子。所以票号主要是从是这样一些业务的。
票号的盈利来源于汇费收入、压平擦色（平指秤，色指白银成色，压平擦色即收付银两时，在平码上高进低出的盈利手段）、存放利差的收入。
票号的客户，最初的客户是民间贷款，商人为主；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票号的发展有影响，业务收缩，其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存款的大多数变为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因为政府的汇兑这一块数额非常巨大，所以这就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次机遇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我们知道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在西逃的时候就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山西商人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因为当年慈禧太后很狼狈了。逃出来非常狼狈，慈禧太后就受到了山西商人的接待，不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还给了20万两银子让慈禧太后路上用，随便花花。慈禧太后回去以后非常感谢山西商人，所以就把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的赔款，我们向各国的赔款，全部交给山西人办，总额，本息总额在一亿两白银。所以这个也使得晋商在1900年八国联军以后，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后，其实这是晋商最辉煌的这么一个时期。你看这个晋商通过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做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
随着晋商对俄贸易的衰落，一方面晋商将大量的资本转向蒸蒸日上的票号；另一方面，其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从而造成畸形发展及其最终的衰落。
人文历史经典传奇
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