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臨碣石162
瘟疫是惡性傳染病的統稱。比如：非典、鼠疫（黑死病）、流感、天花、霍亂等。一般來說都是由細菌、病毒等引起的，致死率較高，傳播性較強；且古代醫療條件落後，信息傳遞滯後，一經傳播將會出現大面積的死亡。
瘟疫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載，從上古時期、漢朝、三國時期、魏晉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等都有史實記載。
甲骨文中也提到“蟲、蠱、瘧疾”等字樣。《山海經》裡提到了“癘”等，這就是所說的“瘟疫”。
三國時期“建安七子”中的陳琳、徐幹、應瑒、劉楨均死於瘟疫。
公元1580年，《山西通志》中記載，“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早晨染病，傍晚就死亡了，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中國曆朝歷代都設有專門監控瘟疫的官職，用來監控民間是否爆發瘟疫，可見古代統治者對瘟疫的重視。
瘟疫與戰亂是一對孿生兄弟，瘟疫大面積的流行，百姓大量感染死亡，生者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導致戰爭的爆發；同樣戰亂也會導致瘟疫的大流行。
如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大多瘟疫會影響古代統治者的統治，跟隨著改朝換代；瘟疫會影響糧食產量，而糧食產量的降低會導致百姓餓死，也就會出現暴亂。
如崇禎年間，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崇禎十六年，天津也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因為瘟疫的大面積流行，致使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明朝滅亡。
綜上所述，古代瘟疫對我國曆史影響非常之大，可以改朝換代，改變文明進程。
小小飛賊
先不論對我華夏國的影響，先看看別的國家怎樣！
1、米蘭大瘟疫(1629年-1631年)
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發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稱為米蘭大瘟疫。包括倫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約28萬人死亡。米蘭大瘟疫是黑死病開始後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後一次大瘟疫。1629年，德國和法國士兵將傳染病帶到意大利曼圖亞。在三十年戰爭中，威尼斯軍隊感染了疾病，當他們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時，將疾病傳染給了當地人。當時米蘭總人口為13萬，在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數高達6萬人。
2、美洲大瘟疫(16世紀時)
美洲歷史上本來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大陸，所以美洲大陸的原始土著居民並沒有經受過大規模的瘟疫，但是隨著新航路的開闢，歐洲人帶給美洲人的不僅僅是槍炮，還有天花病毒，並且老鼠也隨著歐洲人的船來到了美洲大陸。沒經過一點瘟疫折磨的印第安人，哪是魔鬼天花病毒的對手，結果就是美洲500萬土著居民死亡。
3、倫敦大瘟疫（1665年-1666年）
倫敦大瘟疫是指一場於1665年到1666年發生在英格蘭的大規模瘟疫。在這場瘟疫中，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喪生，超過當時倫敦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歷史上被確定為淋巴腺鼠疫引起的大面積黑死病，有人通過跳蚤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
4、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年-1950年)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最早於1855年開始在中國的雲南省內爆發，經過30年的潛伏於1894年突然爆發，殃及到了中國多個省份。這場瘟疫不僅在中國境內流行，還蔓延到了其他大陸，亞洲、歐洲、非洲、美洲，都遭受過這場瘟疫的破壞。其他地區的瘟疫由中國南方省份傳出，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傳到美國舊金山，此後開始波及歐洲與非洲，在10年期間就傳到77個港口的60多個國家。單在印度和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的人死於這場鼠疫。
現在，鼠疫已非常罕見，但並不沒有完全消失，因為它仍然會在鼠類之中傳播，一有機會還會傳播給人。在20世紀80年代，非洲、亞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發生鼠疫的報導。1996年印度爆發的鼠疫還成了世界性的重大新聞。目前，每年大約有1000到2000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國，平均每年也會有10多人從野外鼠類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儘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歷史慘劇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陰影卻難以消除，它仍然被許多人視為最恐怖的疾病。
5、歐洲中世紀的瘟疫(1347年-1351年)
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其中歐洲的死亡人數為2500萬到5000萬。
歐洲中世紀大瘟疫又稱“黑死病”，是人類瘟疫史上最著名、也最恐怖的一場瘟疫，發生在十四世紀五十年代的歐洲大地上，由當時的十字軍跟波斯商人帶到歐洲，經老鼠傳播，短時間內便奪走了歐洲五千萬人口！這個死亡人數佔到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面板上會出現許多黑斑，所以這種特殊瘟疫被人們叫做“黑死病”。對於那些感染上該病的患者來說，痛苦的死去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沒有任何治癒的可能。
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內的蚤攜帶來的。在14世紀，黑鼠的數量很多。一旦該病發生，便會迅速擴散。在1348～1350年間，總共有5000萬左右的歐洲人死於黑死病。
看到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時是怎樣的情景，人們是有多絕望。
胡亂看一點東西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瘟疫是歷史的配角，其實瘟疫一直是歷史的主角。大瘟疫的每一次到訪都深刻的改變歷史進程，自從人類開始群居以後，瘟疫就一直在如影隨形的跟隨著我們。由此產生的信仰，巫術，更是長時間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
瘟疫為何如此可怕？在於強大的傳染性，變異性，病毒的變化速度驚人，而人類進化出抗體的速度相對緩慢，瘟疫爆發，大規模的族群死亡，對於任何人都將帶來強大的衝擊和震撼。
這種刺激，是任何人為的戰爭，酷刑，懲罰都無法比擬的。
一、病菌阻礙南北融合
古代中國人為何不愛去南方？因為瘟疫，古人稱呼為瘴氣。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著名的黃帝，炎帝大戰都是在今天的山西和華北地區開展，這裡氣候乾燥，四季分明，不利於病毒的快速繁殖，是那個時代最為合適的生活區域。
司馬遷在《史記·貨直列傳》中曾經提到“江南卑溼，丈夫早夭”，也就是江南氣候潮溼，人不能長壽。從史料上看，被派往南方的官員往往任期很短，而且死亡率高得出奇。
造成人員大量死亡的顯然不是潮溼的氣候，而是居住在潮溼環境中的病菌。在黃河流域，天氣幫了人類大忙，寒冷的冬天殺死了大量病菌，而在溫暖的江南，可以一年四季肆意繁殖，長年累月，這裡就充斥著大量北方人從未經受過的疫病，比如登革熱、瘧疾等等，它們就在這裡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羅網。
所以自古被髮配到南方都被認為是有去無回的，極有可能病死他鄉，因為北方人沒有適應當地的各類病菌，而當地人已經很好的適應了。
三國曹操赤壁大敗很大的因素就是北方士兵到了長江流域，大量染病，瘟疫流行，造成大量非戰鬥減員。這次打敗而回倖存的士兵也因此有了抗體，所以經過幾十年的適應，當再次伐吳時，瘟疫不在發揮作用，晉軍得以順利進軍。
北宋時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目的就是要讓當地的瘴氣將其置於死地，還不會背上殺才士的罵名。
二、戰勝病菌才能統一中國
長年累月，這裡充斥著大量北方人從未經受過的疫病，比如登革熱、瘧疾等等，它們就在這裡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羅網。
由於病菌的阻隔，南北融合的過程一直很緩慢，唐代以前南北文化，語言，經濟，差異顯著，如果就這樣發展下去，很有可能會形成2個各自進化的中國。
隨著永嘉之亂，大量人口被迫不得已開始南遷。但是直到唐代，也就是8世紀左右，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到了400年後的南宋，成千上萬的農民才遍及華中和華南地區。
可以想象，移民的過程是緩慢且痛苦的，人們要面對從未經受過的疾病，然後在漫長的調適期裡和它們逐漸適應、共存。所幸，中國人完成了這個艱難的融合。
三、瘟疫塑造了我們的精神世界
過去幾千年裡，人們雖然無法用科學解釋瘟疫，但對瘟疫的觀察，卻讓我們總結出一套遠離瘟疫的方法，以儀式的方式流傳下來。比如，有的宗教禁食豬肉。要知道，過去的養殖條件可不像今天，豬的飲食相當龐雜，包括腐爛的動物屍體、糞便，還有各種不乾淨的東西。假如豬肉沒有徹底煮熟，人一旦吃進去，就很容易感染寄生蟲。所以，在麥克尼爾看來，古代禁食豬肉的宗教習俗，本質是建立在對疾病的恐懼之上，它可以減少病從口入的幾率。除此之外，另一個宗教儀式，沐浴，則能夠避免因皮膚接觸導致的感染。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沐浴儀式。
但諷刺的是，年深日久，這些儀式最初的功能在傳播中逐漸被人們淡忘，再後來，儀式被徹底神聖化，反而成了疾病傳播的途徑。比如，為了慶祝宗教節日，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聚集在一起集體沐浴，這就為疾病尋找新的宿主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你看，疾病對文化的塑造，催生了一套頗為實用的制度習俗，這些習俗以文化的方式留存下來，但有的習俗在傳承和演繹中，卻又漸漸背離了初衷，甚至發揮了反作用。
另外兩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在宗教文化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疾病的影響。佛教源自印度，與寒冷地區相比，傳染病在印度的發病率顯然更高；基督教形成於耶路撒冷等城市，人口密度比較高，傳染病的發病率也肯定高於人口稀疏的地區，所以從一開始，兩種宗教都把突如其來的疾病看作理所當然。他們都勸導人們說，死亡是對痛苦的超脫，是進入極樂世界或者天堂的必經之路，在那裡，生前受到的所有不公和痛苦都將得到補償。
在公元251年的羅馬大瘟疫中，一位基督教主教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話，大概意思是，瘟疫對異教徒來說是災難，但對上帝的僕人來說則是一場拯救。
那些死去的人中，正義者被召喚去開始新生，非正義則被召去受刑，所以，這場瘟疫凸顯了正義，測試了人類的靈魂，它暴發的正是時候，而且很有必要。這套解釋對正遭受瘟疫的人來說，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安撫。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疫病，基督教和佛教才建立了一套適用於痛苦、疾病和亂世的思想和情感體系，收穫了大量的追隨者。
除了對宗教的影響，瘟疫對文化的塑造也深入日常生活。在大部分農業社會，早婚和多生孩子都是一種美德，也是天賜福澤的標誌。當然，繁衍後代是生物的本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過去醫療條件落後，嬰兒的死亡率很高，生育儘可能多的後代，也可以抵禦疾病帶來的不確定性。
父母年代記憶
古代的瘟疫多是天花、霍亂、鼠疫、血吸蟲病、結核病等傳染性比較強的疾病。
一旦爆發，往往非常突然、非常劇烈，古代醫療條件非常差，人們又不懂得預防，一發瘟疫就死一大片。
西晉時葛洪曾說過，他經歷過很多次瘟疫，只要瘟疫一流行開就控制不住，一個縣的人往往要死亡一半。
南朝梁時，都城建康有40餘萬人口。侯景之亂中建康被圍數月，城中嚴重缺糧，有的人餓死，屍體就隨意丟到秦淮河裡，飲水被腐屍汙染後形成大規模瘟疫，戰後城中僅剩下數萬活人。
不同地域間軍隊碰到一起，又會交換各自身上的病毒，發生瘟疫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古代人口遷移也很頻繁，北方人到南方，極度不適應溼熱氣候，對當地的血吸蟲等物件全然無知，所以往往中招生病。
歷史大八卦
談到-古代瘟疫對我國古代的影響有多大？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先得了解一下我國古代發生的那些瘟疫。以及那個時代的背景。我們就能從中看出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史書記載發生在東漢末年的大瘟疫，這次大瘟疫直接導致死亡的人數，雖未詳細記載，也將近上千萬人死於此次大瘟疫。尤其是北方，是此次大瘟疫的重災區。可以說是我國曆史上最駭人的瘟疫。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東漢的人口急劇下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又加上東漢政權腐敗，民怨四起，從而加速了東漢政權的滅亡。
這次瘟疫雖然帶來諸多不好。但是，也有著積極的影響。俗話說得好：時勢造英雄。最積極的影響就是造就了一代醫聖-張仲景和他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對後世以及世界其它國家的醫學發展都起到積極的影響。據記載：張仲景的家族本來是個大族，人口多達二百餘人。自從建安初年以來，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佔十分之七。面對瘟疫的肆虐，張仲景內心十分悲憤。他痛恨統治者的腐敗，將百姓推入水深火熱之中。對此，張仲景痛下決心，潛心研究傷寒病的診治，一定要制服傷寒症這個瘟神。最終，用他的醫術造福了人民。後世為感激他作出的貢獻，尊稱為：醫聖。
另一史書記載的瘟疫就是發生在明朝的鼠疫。明朝末年，也就是在1633年，從山西開始蔓延，並於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邊地區。到1643年底，更為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傳播力和殺傷力更強的肺鼠疫逐漸取代了腺鼠疫。鼠疫在北京城達到了流行高峰，據記載-大約累計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北京城可謂是—人間地獄。
也就在這個時候，闖王李自成藉機輕而易舉地攻陷了這座原本城防堅固、防衛森嚴的帝都。但是，好景不長，很快瘟疫就滲入到他的大軍之中。結果，作戰頑強驍勇的大順農民軍，在鼠疫的侵襲下竟然短時間內戰鬥力大減，慘敗於多爾袞和吳三桂的聯軍，使北京城在短短一個多月就更換了兩次主人。李自成及其軍隊為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突然“腐化”了，一直是歷史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直到近10多年來，鼠疫這個幕後推手才被人推到了歷史研究的前臺。
縱觀歷史上的這兩次大的瘟疫來說，不僅是導致一個朝代的更迭，同時，也造就了造福蒼生的醫聖—張仲景以及他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對我國的醫學發展，乃至世界醫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Mr土根
大，因為傳染快，致死率會很高。
古代一般染上瘟疫，基本上大半個城市都得完蛋。如果控制不合理，讓災民流動的話，有可能整個國家都會團滅。
小，因為傳染範圍不會太大，古代的人員流動比較少，流動速度也很慢。如果能夠及時有效控制，隔離的話。只會在一地肆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