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一股左翼政治浪潮，对此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霸权发起强势挑战。这股政治力量反思传统增长理念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并据此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就替代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提出新的发展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左翼运动严正声讨、批判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左翼政党和政治领袖号召“拓宽对发展的讨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超越“增长即发展”的理念，聚焦社会规则和制度的变化，将经济嵌入社会，寻求一种基于团结、社会正义、人类和环境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将“大自然母亲”的价值观列为重要发展目标；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寻求发展的人性化，将发展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西方过去的偏见区别开来，将争取变革的社会政治计划与集体主义、女权主义、土著价值观、扩大政治参与、社会正义、环保主义等观念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左翼摒弃了传统左翼的一些激进主张，一般不再追求武装革命，理念也相对温和。他们主张“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对资源进行更为高效的配置，反对扼杀创新和个人选择”。他们还严厉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自动的“滴漏效应”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剂国家干预之药，来公平分配增长的果实。
寻找替代发展方案
基于新的发展理念，拉美左翼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替代发展方案。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的温和左翼政府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作用和发展主义全面国家干预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既提倡“强大国家”，又正视市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他们承认国家在培育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要使市场正常运转，需要国家这个舵手对市场失灵做出弥补。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广泛的国家干预会约束和限制经济增长，因而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重视在本国建立竞争性的营商环境、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竞争性的汇率管理制度。此外，温和左翼政府试图与国内外跨国资本、有组织工人运动及部分边缘人口构建战略性的“新发展主义联盟”，在扩展社会基础的同时，促进边缘人口融入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在对外关系领域，“新发展主义”接受全球化，承认拉美国家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地位，主张在国家引导下融入世界市场，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竞争，以此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霸权。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激进左翼政府则主张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试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建立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以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20世纪末掀起拉美“粉色浪潮”最为激进，其最先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着眼于对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深入改造。在其影响下，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厄瓜多尔科雷亚提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要将“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改变成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务的真正人民的国家”。作为一种替代发展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试图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根本转变。二是挑战使旧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传统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家与社会概念，将道德和伦理要素融入发展目标。三是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强调每个国家在种族、民族、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强化对国家、历史、种族和公民身份的新认识。四是主张对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缺陷与错误进行重新评估、批判和反思，从马里亚特吉及其他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
推进政策调整
拉美左翼执政后，将所主张的替代发展模式付诸实践，转变为一系列具体政策。在经济领域，温和左翼的政策调整较为谨慎，主要变化表现在实施了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国家干预，例如有选择性地加强对价格、外汇和投资的控制，有选择性地或临时性地采取出口免税或配额制度。在涉及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温和左翼政府态度较为谨慎，而激进左翼政府则采取诸多大胆措施。这包括以直接没收或提高国有股份比重等方式对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部门和企业实施国有化；实施土地改革，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以解决根深蒂固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对税制、价格机制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在社会领域，拉美左翼将改善民生、削减贫困和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优先议程。其采取的措施有：扩大原有目标型社会救助计划的覆盖范围，提高救助力度，从而使更多人口从中受益；建立新的、针对极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临时性救助和保护计划；针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实施了无条件救助政策，如委内瑞拉的“社会使命计划”；改革劳工政策，调整劳资关系，提高最低工资等。此外，拉美左翼政府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倡导“南南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区域合作。
产生双重影响
拉美左翼政府强调社会公平和再分配，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和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他们对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承认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代理人。这不仅摒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对构建新型国家—市场关系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拉美左翼提出的替代方案存在诸多的脆弱性，不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借助2003—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开展社会再分配和福利扩张计划，却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拉美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依附地位和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变得更为深刻。2015年以后，持续10多年的拉美“粉色浪潮”开始衰退。右翼政府陆续上台，对原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拉美政治生态进入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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