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募兵，顾名思义，就是非强制性招募来的兵。因此，如果单从表层意思看，募兵制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早在春秋时期，吴起改革魏国兵制，就用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的形式组建了列国的第一支特种部队——武卒，结果大获成功。这应该是募兵制的雏形。后来，东汉、唐末五代等时期，也都根据需要大规模地招募过士兵。只不过，这种招募来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长期跟随某一个将领，兵将之间有种隶属关系，很容易导致军阀的形成。
宋朝的募兵，无论是建立的初衷，还是制度的设计，都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赵匡胤曾与赵普等几位重臣商讨如何创立一个造福后世子孙的举措，赵普等人提了很多办法，赵匡胤都不满意。最后，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他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使有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况且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此外，募兵还有一个作用是，能把那些失业破产、游手好闲、危害乡里的各色百姓编入军队中，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流民减少，有利于社会稳定。而这些人进入军队后，受到军事纪律管制，又难以兴风作浪。总之，赵匡胤觉得管理士兵要比管理流民容易多了。
短期来看，募兵制确实很不错，可时间一长，就变味了。
因为根据募兵制的规定，只要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的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都不能脱籍为民，妻儿老小全部都得仰食于官府。于是，没过几年，兵营里就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别说去打仗，就是打桶水都累得呼哧呼哧的。更要命的是，朝廷不仅不想着精兵强将，反而一到凶年就去各地大肆招募流民从军，有的官员招募的人数多了，甚至还能算作政绩。
根据规定，北宋的军队大致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其中禁军为主力作战部队，是中央军；厢军的战斗力不强，主要承担地方防卫的职能；乡兵与禁军﹑厢军不同﹐不脱离生产，主要工作还是种地；蕃兵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兵种，人数少，存在的时间也短，主要是用作边防。下面就列举一下北宋建立至仁宗庆历年间，禁军和厢军数量的发展概况：
时间 禁军 厢军 总数
太祖开国 10万余 10万余 22万
太祖（开宝） 19.3万 18.5万 37.8万
太宗（至道） 35.8万 30.8万 66.6万
真宗（天禧） 43.2万 48万 91.2万
仁宗（庆历） 82.6万 43万 125.6万
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宋朝的军队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由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将严密防范，将不专兵，因而军纪松散，号令不明。又由于军队平时很少训练，士兵们有大把的时间游手好闲，松松垮垮，站不成行，走不成列，终日游戏打闹于街市之间。
据说，宋朝有很多士兵不仅不能披甲上马，甚至连弓箭都拉不开，好不容易拉开了，射出去的箭也跑不远，要说能造成杀伤力的话，也只能是对自己的战友。因此，再加上打仗时军官与士兵不能照应，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军队人数虽然猛增，但却遇敌即溃，战斗力极低。
这就是从宋初发展到宋仁宗时期的“冗兵”之弊。
而“冗官”和“冗兵”之弊，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重北宋王朝的财政负担。
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一般都享受着非常优渥的薪资待遇。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其正俸，也就是基本工资，一个月能拿到三百贯，可以买一百亩上等良田。此外，还有相当于工龄工资的“添支”，相当于职务工资的“职钱”，相当于服装补贴的“衣赐”，相当于取暖补贴的“薪炭”，相当于伙食补贴的“茶酒厨料”，相当于交通补贴的“饲刍[chú]”，等等，杂七杂八加在一块，每年差不多能拿一万贯上下。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阳光工资”收入大约是明朝首辅（相当于宰相）的五倍以上。
要知道，宋朝与宰相级别相当的人可不是只有三五个，你像拥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柱国、节度使头衔的这些人，可能手里没啥权力，但工资待遇却一点都不差，甚至比宰相都要好。至于底下的那些官员，据有人考证，各项福利待遇也比其他朝代要好很多。资料显示，宋朝官员和吏员每年的俸禄支出在一千二百万贯左右。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除了养官，宋朝养兵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
前文已经介绍，宋朝的军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央正规军，也就是禁军；二是地方常备军，即厢军。在正常情况下，养活一名禁军每年所需的费用是五十贯，养活一名厢军每年所需的费用是三十贯。记住哦，我说的是养活，并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费用。
那么，有没有人统计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有！
宋朝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蔡襄，是仁宗时期的一个高官，他曾做过一个统计，说当时全部禁军、厢军每年的开支大概是四千八百万贯，约占宋朝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开支，如果加上前面的官员俸禄，以及皇家花销和动辄几百上千万贯的赏赐，那么宋朝的财政窟窿绝对能惊瞎你的眼睛。
关于这一点，史籍也有记载，说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政府每年的亏空都在三百万贯以上，相当于每年给辽国岁币的十倍！
这就是仁宗统治时期的“冗费”之弊。宋朝“积贫”说法，盖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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