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圖/受訪者提供
劉慶邦：從礦井到都市
記者/古欣
發於2020.3.23總第940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2年，作家劉慶邦接到一個電話，是礦上的親戚打來的，那位親戚的兒子掐死了自己的親兒子。
原來，親戚的兒子在讀高中時，因為壓力精神失常，不能繼續讀書，親戚就給兒子娶了媳婦，結婚一段時間就抱了孫子。孫子出生後，家人的愛都轉移到孫子身上，再加上兒媳因為家裡沒答應買房要離家出走，兒子受到刺激，精神崩潰升級，一時失控把自己的兒子掐死了。
悲劇引發了創作的慾望。劉慶邦以此為原型，創作了長篇小說《家長》。小說裡的家長有個最普通的名字，母親叫王國慧。兒子也有個最普通的名字，叫何新成。這是一樁發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劇。
劉慶邦不怕讀者對號入座，相反，如果能從中有所反思，他歡迎每一個家長到小說裡找找自己的影子。此前，劉慶邦一直專注於煤礦和農村題材，他擅長以緊湊的節奏和強烈的情節展開文化與社會批判，《家長》是劉慶邦再度涉獵城市題材的嘗試，此前他寫過一系列關於城市保姆的短篇。《家長》是他迄今篇幅最長的小說，圍繞著教育問題，農轉非、計劃生育、下海經商、“性解放”、教育產業化，曾經熟悉的社會潮流被一一呈現。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來承載歷史與時代，在社會性的背景下考察人性。
日常生活的燃料
劉慶邦一直關注教育問題。作為家長，他有一兒一女，如今兒女也做了家長。兒子小時候數學不好，劉慶邦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有很多體會。他的微信朋友圈從開通以後就很少發言，寥寥幾條分享，一半是關於家庭教育。
寫長篇，劉慶邦習慣先找到原型。他曾說過，“我寫長篇都是往後看，是一種回憶的狀態。有的時候，甚至得等小說中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後動手。蓋棺定論，對人能看得稍稍清楚，人物才能在腦子裡活起來。”起初他未考慮寫教育題材，直到親戚的那通電話，原型自己找上了門。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劉慶邦還需要從生活裡發掘更多的肌理。他回家探親時，找兩個當中學老師的侄子，聊老師和家長的一些交往，當代學校的狀況，同時他調動了自己當家長的親身體驗和生活積累。
一次劉慶邦參加家長會，老師點名批評他的兒子，平日性格溫和的他跟老師當場辯駁，“不能把什麼不好的事都推到成績不好的孩子身上。” 這件事他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其他家長都很吃驚，家長會上，家長一般都“很乖”。劉慶邦把這個場景寫到了小說裡。
對於應試教育，劉慶邦認為這和中國幾千年“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文化有關，人人雖然都覺得應試教育有問題，但每個家長、老師、學生其實都是應試教育的合謀。家長的焦慮是一方面，教育產業化也催生了不好的風氣，《家長》裡寫到一個老師，下海破產後，通過熟人介紹回去當老師，通過辦輔導班還債。
劉慶邦認為除了智力教育，應該對孩子進行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包括意志力教育。回憶起來，母親是他這方面最好的老師，母親雖然不識字，卻教會了他誠實和勤勞，他覺得，這兩個品德，夠他受用一生。
他自我評價是個“淚窩子淺”的人，情感脆弱，見不得人受苦。朋友徐迅記得一件事，劉慶邦在路上看見一頭騾子，心疼牲畜艱辛，竟上前跟騾子說話。作家中，劉慶邦喜歡沈從文，覺得沈從文的小說飽含感情，跟自己的心性相合。他認為，好小說情感要飽滿，但不是亂寫，“用思想整理過的感情，才是深刻的感情。”
《家長》寫得悠閒卻透著張力，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藏著一股勁。雖寫王國慧撫育兒子何新成的故事，前面卻用了整整一章扯些閒篇。從王國慧的病，與母親、妯娌、村裡的傻女人的相處，幾個側面就把王國慧肯吃苦、愛要強的性情立住了。小說開篇還寫了王國慧平生最大的憾事，因為母親阻攔，她只上到初中就輟學了。遺憾和個性驅使著王國慧不斷向上，並把這種壓力轉嫁到後代身上，壓力在一個個事件中積累，最終釀成悲劇。
推著劉慶邦小說往前走的那股勁兒，按照作家王安憶在給學生上課時的說法，是一種“邏輯動力”。“情節按邏輯的動力向前推動。前一個邏輯推動後一個邏輯，一直把小說推向高潮。”不合邏輯的事兒他一般不寫。 他喜歡曹雪芹，“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在他的小說裡，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文化心理都有邏輯可循。
王安憶也打比方，莫言像道家，劉慶邦是儒家，前者把現實變形，扭曲，而劉慶邦的寫作，則一直穩穩地在倫理的運行中開展。正因如此，劉慶邦被人說“寫得老實”。
生活裡，劉慶邦給人的印象是認真、沉著、靠得住。徐迅是劉慶邦在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的同事，兩人一起做評獎的工作，劉慶邦強調評獎的紀律，要大家注意保密。就連坐在一塊玩牌，劉慶邦看出他在玩鬧，也會輕言慢語地規勸，“打牌要認真，打牌都不認真怎麼行呢。”
除了“寫得老實”，他的小說還透著辛辣，劉慶邦的很多小說反思國民的劣根性。成為作家之前，他當了19年農民，又在礦上生活過九年，下過井、拉過煤，對底層民眾的甘苦、慾望、對社會迅速轉型時期劇烈的衝突非常熟稔。這些都是生活賦予他的寫作的饋贈。
劉慶邦作品《家長》。圖/受訪者提供
到城裡去
劉慶邦出生於河南農村。他是67屆初中生，趕上學校停課，他跟著全國大串聯，跑遍了北京上海這些城市，心跑野了，不甘心待在農村，一直想擺脫農民身份。他跟開封下來的知青交談，心裡暗暗比較自己和別人誰看的小說多。城鄉意識衝突中，農民矛盾又複雜的身份自覺，在劉慶邦塑造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體現。
很多學生回鄉後就徹底成了農民，劉慶邦卻沒放棄讀寫。母親不識字，但很尊重他寫作，夜晚會把唯一一盞煤油燈讓給他。沒什麼書報借鑑，他從模仿縣裡廣播站播的批判稿起步，照葫蘆畫瓢，為了讓稿子順利被採用，特地在自己名字前強調“貧農社員”。
升學路泡湯後，想要從農村走出來很難，劉慶邦應徵當兵，可父親當過國民黨軍官，一政審就把他刷下來了。1970年煤礦招工，劉慶邦最早得到消息，買了一盒煙，給支書遞一支，給大隊長遞一支，跟他們說情，獲得了去新密煤礦的機會。
礦上成立宣傳隊，他是負責人，後來宣傳隊解散了，他不甘心重新當工人，總想找點額外的事幹，就開始寫小說。第一篇作品《棉紗白生生》寫煤礦上一個老礦工，“文革”期間刊物停辦，寫出來就壓箱底了，六年後才拿出來投稿。現在看來，劉慶邦覺得那篇小說寫得像好人好事，水平不高，好在“是從熟悉的生活開始寫，沒有胡編亂造，開始就有原型”。
在煤礦，劉慶邦吃上了商品糧，拿了工資，成了公家人，完成了從鄉下到城市的跨躍。他是當代中國社會迅速城市化與大遷徙中的一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遷徙規模與轉型速度，給每個人心靈造成衝擊，打上很深的烙印。
煤礦是城鄉結合部。劉慶邦解釋，煤礦多數是在山區或者離農村很近，地下挖煤，井上種莊稼。礦區裡面好像一個小社會。幼兒園、學校、商場，城市裡有的差不多煤礦裡邊都有。一個農民礦工到煤礦，千方百計想轉成正式工，一下子就從農民之身變成了工人之身，從農業戶口變成非農業戶口。
他以農村人去煤礦工作為背景，寫過很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鄉、階層藩籬的故事。《紅煤》寫的是一個農村小夥從打工青年到不法煤窯主的進城奮鬥與變異史，而新作《家長》裡從農村進城的王國慧逼著兒子求學上進，也可以看成是農村女性在城市謀求出路的歷程。劉慶邦尊重他們的奮鬥精神，也通過他們，揭示了底層勞動者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承擔的心靈重負與沉痛代價。
1978年，劉慶邦調到北京一家煤礦工人雜誌當編輯，住在9平方米的小屋裡，在廚房的灶臺上寫作。為了擠出寫作的時間，他養成了早早入睡、早上四點起床寫作的習慣，寫完當天的內容再去上班。第一本長篇《斷層》就是這麼寫成的。為了鍛鍊自己寫作的意志力，他甚至會堅持在大年初一早上起來寫作。
如今，劉慶邦已經在北京生活四十年有餘，每年他還會回到老家和礦上轉轉，那裡有他的很多親戚和朋友。
四十年書寫煤礦
徐迅對劉慶邦的印象是很能喝酒，劉慶邦的酒量是在礦下鍛煉出來的。礦下是男人的世界，礦工的生活貧乏又艱辛，談論女人和喝酒是為數不多的消遣。在井下，劉慶邦經歷過各種事故。一次本該他下礦，工友有事找他換班，結果那天下井的工友遇到瓦斯爆炸。所幸人救了回來。他在煤礦工作期間，最大的一次事故是因為煤層著火造成井下缺氧，八十個人就活活悶死了。一臺臺棺材擺在礦務局，不敢通知家屬，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那段生活使劉慶邦對礦工產生了親密的、生死與共的感情，一說寫礦工，腦子裡立刻就有很多形象活躍起來。許多中國作家都曾寫過煤礦題材或是從煤礦走出來的，耳熟能詳的有寫《人民的名義》的周梅森，還有陳建功和譚談，但沒有一個人像劉慶邦這樣持續地書寫煤礦。
80年代，劉慶邦創作了關於煤礦的第一部長篇《斷層》。當時正值改革文學熱潮，《斷層》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現的對現代化的熱切追求，可以看到時代話語的痕跡。那時，劉慶邦工作的煤礦雜誌名字叫《他們特別能戰鬥》，後來雜誌改名叫《中國煤炭報》。他當記者跑遍了全國的大小煤礦，提高了眼界，也拉開距離，回望反思礦工的生活。
90年代初，劉慶邦在《中國煤炭報》副刊部做主任時，煤礦上誕生了一種殘忍的作案手法，作案人把受害人拐騙到礦下殺害，偽裝成礦難事故，並以死難者家屬的身份向礦上訛詐賠償。被誘騙的對象，俗稱“豬仔”。“殺豬仔”在全國各地的黑煤窯中一度猖獗，幾近“產業”。遼西發生“殺豬仔”大案時，劉慶邦所在的報紙去了兩位記者，寫了五千字的長篇通訊發在報紙上。劉慶邦覺得震撼，就以此為素材寫了
中篇《神木》，小說被導演李楊改編成電影《盲井》，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至今仍被影迷視為經典。1996年，平頂山煤礦發生重大煤氣爆炸，84名礦工遇難。劉慶邦揹著小挎包奔赴現場，“礦工家屬都很年輕，孩子都很小，一次一次哭倒了，昏過去。一昏過去就打吊針，然後醒過來又再哭，再搶救，有好多好多的細節都讓人受不了。” 回來後劉慶邦寫了紀實文學《生命悲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一度變成了煤礦安全生產的教材，有礦工給他送錦旗。
有一次，有個礦工家屬正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親，見劉慶邦是記者，問他：“如果我爸真出不來，我能不能頂替他參加工作？”劉慶邦感到這話裡深深的悲哀，卻無法寫進報道，於是把這件事寫成小說。2005年前後，國內的礦難到達高峰。小說《紅煤》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就，反思慾望對人性的扭曲。
除了採訪礦難事故，劉慶邦還去非常落後的小煤窯。越是簡陋的小煤窯，適合進入文學的東西越多。聽說河北孟縣還有小煤窯用騾子拉煤，他對人和動物的關係很感興趣，跑去住了半個月，回來就寫了幾篇小說。而現代化程度越高，關於人的事兒就越少。
近些年隨著機械化採煤的普及，過去的放炮、打眼、支護這樣落後的方式被拋棄了，煤礦事故率也減少了很多，如何書寫新的煤炭題材是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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