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南北宋時期曾多次爆發瘟疫。
據《宋史·五行志》記載，“紹興二十六年（即 1156年）夏，行都（首都臨安）又疫，高宗出柴胡製藥，活者甚眾。”
翻譯成今天的話是，在 1156 年夏天，在當時的浙江臨安城，今浙江杭州，爆發了瘟疫，高宗皇帝頒召，出小柴胡湯，由醫館及地方官史免費發給災民，醫好了很多人。
宋朝瘟疫年鑑1
據統計，南北宋 320 年間，像新冠病毒這樣的瘟疫，共計爆發了 49 次之多，平均 6. 5年發生一次。疫病種類繁多，很多在當時都是沒有特效藥的絕症，但它們一個一個最終也被戰勝了。
宋朝瘟疫年鑑2
兩宋時期的瘟疫，時間主要集中在三、四、五月，地區主要集中在都城。北宋發生的 14 次瘟疫中，都城開封有 6次；南宋發生的 35次瘟疫中，行都臨安有 16 次。
為什麼宋朝多瘟疫？
據竺可楨對我國氣候史研究，兩宋公元 960年到 1000年正好處於我國氣候變化的第三溫暖期，年均氣溫比今天高約 1~2度。公元 1001年到 1279年，又處於我國氣候變化的第三寒冷期。在冷熱交替的自然因素影響下，兩宋成為我國曆史上一個瘟疫頻發的高峰期 。 當然了，還有其它原因，例如南北宋時期戰事頻發，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南北交融，難民流竄，為病毒傳播創造歷史機遇。
可以說，是自然原因與社會原因等多種原因，造成了宋朝瘟疫多發的事實。
宋朝的瘟疫災難，並沒有把中華民族打垮，反而促進了當時國家疾病防控體系的完善和中醫藥學的發展。
玉津園（飼養動物）
為防治瘟疫，宋朝十分重視對自然環境的治理，和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宋代保護林木的最高機構是虞部，虞部“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虞部在行都興建有飼養動物的玉津園，和栽培花卉的宜春苑，這些地方用今天的話說，小區綠化率至少達到 35% 以上。
當時南方城市綠化比較突出，出現了“綠樹成帷連藥市”的景觀。這是宋代陸游的詩詞《馬上》中的一句。
《馬上》
陸游（宋）
春殘馬上意倀倀，縱轡微吟過數坊。
綠樹成帷連藥市，清流如帶繞球場。
城荒鼓角增悲壯，苑廢雲煙尚莽蒼。
堪笑年來向詩嬾（lǎn），還家古錦只空囊。
藥市是宋代販賣藥材的街市，相當於今天的藥房。宋代成都商貿繁榮，重陽節藥市頗有盛名。大詩人陸游在重陽節這天出門逛街，對成都藥市流連忘返，寫下了千古名句。足見當時大都中醫藥行的繁榮。
宜春苑（栽培花卉）
宋朝政府對於防止山林火災還有明確規定，焚燒山中野草要在”十月之後，二月以前“，在其它時間“輒縱燎原”，“則傷生類”。
為防治瘟疫，宋朝政府還十分重視監獄中的防治。每年當瘟疫易發之時，皇帝就開始大赦，給犯人減刑。真宗景德三年（即1006年）四月，京師暑熱亢旱，真宗“御崇政殿臨決之，雜犯死罪降流，流徒遞降，杖笞釋之”。
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就是，死罪改流放，流放改杖責，杖責改釋放。
《北宋陝州漏澤園》
為防治瘟疫，宋朝還設立了漏澤園，相當於今天的墓地。由於長年戰亂、自然災害等原因，路過暴屍相當多。為斷絕屍體傳染病菌，宋朝政府在各地專門開設了收埋屍體的公共墳場 ——
漏澤園。並且規定，掩埋屍體是地方官吏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為防治瘟疫，宋朝政府還加大了全國衛生系統建設。設有中央醫療機構——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相當於今天的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除翰林醫官院外，還設置有太醫院、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主管政府的醫學教育和藥材經營。在瘟疫流行時，這些機構都會到民間免費發藥，予以防治。
為避免有人疏於治療，宋朝政府還規定，每一萬人家至少要有醫官一人，每增加一萬戶至少增加醫官一人。拿今天北京 2000 萬人計算，至今需要 2000 名醫官人員。宋代的醫官，相當於今天的專科醫師。
宋代醫官很重視行醫資格。在有記載的 729 醫官中，只有 134 人的行醫資格是“父授或世醫”。足見當時的行醫資格，已由非正式的 “名醫”、世醫”、“江湖醫”等向正式的行業職稱轉化了。
據記載，當時《國醫名錄》中多人以“惲鐵樵授”當作他們的行醫資格，惲鐵樵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惲鐵樵本人的資格欄上只填了“行醫十五年”的字樣。謝利恆被《國醫名錄》譽為“國醫界泰斗”，他的資格欄中只寫了“本會發起人之一”。
為防治瘟疫，宋代政府還非常重視對巫醫的治理，和對封建迷信的抵制，主張科學治病。
據記載，各級地方官吏積極宣傳醫藥知識，破除巫讖（chèn）迷信。 宋初李惟清為涪陵（今重慶市內一個市區）尉（相當於區長）時，“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xí）。李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
翻譯成今天的話是，李惟清在重慶市一個區任區長時，當地人得了病不看醫生，都是聽巫婆的。李惟清就抓了幾個大巫婆打了幾十大板，這樣就沒有人敢當巫婆騙人了。
據記載，周湛通判戎州（今四川宜賓市西南）時，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ráng）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
翻譯成今天的話是，周湛在四川宜賓市西南一個地方當官時，當地人得了病不知道看醫生，只知道請巫醫做法事，周湛禁止行巫，將古代醫書刻在石碑上供市民學習，人們開始用藥治病了。
據記載，宋仁宗時，“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宋仁宗趙禎的年號）中，大疫，壽安縣太君（封建時代官員母親的封號）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許，親為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止之 ,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
翻譯成今天的話是，宋仁宗趙禎年間，有一年瘟疫流行，在壽安縣這個地方，縣太爺家一個奴婢染病了，其它奴婢不敢接近她，想請巫醫給她治。縣太爺的母親王氏不允許，親自為她煮藥送飯。大家都勸太君注意，她說：”奴婢平時幹活很盡心，病了不給看，以後誰還用心做事呢“。這是一位明事理、有見識的太君，在她的堅持下，她的奴婢很快康復了。
在宋朝官民的一致努力下，瘟疫雖然頻繁，疫情雖然嚴重，條件雖然簡陋，但最終還是被人民一一戰勝了。在面對重大災難時，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團結一致、不屈不撓、不信邪、崇尚科學的傳統與作風。
中華民族自來就是一個“在災難中更能成長”的民族。祝這次疫情早日過去，我們一起“堪笑年來向詩嬾，還家古錦只空囊。”
2020年03月28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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