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 320 年间瘟疫达 49 次,那时人民是如何战胜瘟疫的?

历史上南北宋时期曾多次爆发瘟疫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绍兴二十六年(即 1156年)夏,行都(首都临安)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翻译成今天的话是,在 1156 年夏天,在当时的浙江临安城,今浙江杭州,爆发了瘟疫,高宗皇帝颁召,出小柴胡汤,由医馆及地方官史免费发给灾民,医好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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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瘟疫年鉴1

据统计,南北宋 320 年间,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瘟疫,共计爆发了 49 次之多,平均 6. 5年发生一次。疫病种类繁多,很多在当时都是没有特效药的绝症,但它们一个一个最终也被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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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瘟疫年鉴2

两宋时期的瘟疫,时间主要集中在三、四、五月,地区主要集中在都城。北宋发生的 14 次瘟疫中,都城开封有 6次;南宋发生的 35次瘟疫中,行都临安有 16 次。

为什么宋朝多瘟疫?

据竺可桢对我国气候史研究,两宋公元 960年到 1000年正好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温暖期,年均气温比今天高约 1~2度。公元 1001年到 1279年,又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寒冷期。在冷热交替的自然因素影响下,两宋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瘟疫频发的高峰期 。 当然了,还有其它原因,例如南北宋时期战事频发,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南北交融,难民流窜,为病毒传播创造历史机遇。

可以说,是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宋朝瘟疫多发的事实。

宋朝的瘟疫灾难,并没有把中华民族打垮,反而促进了当时国家疾病防控体系的完善和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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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津园(饲养动物)

为防治瘟疫,宋朝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宋代保护林木的最高机构是虞部,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虞部在行都兴建有饲养动物的玉津园,和栽培花卉的宜春苑,这些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小区绿化率至少达到 35% 以上。

当时南方城市绿化比较突出,出现了“绿树成帷连药市”的景观。这是宋代陆游的诗词《马上》中的一句。

《马上》

陆游(宋)


春残马上意伥伥,纵辔微吟过数坊。

绿树成帷连药市,清流如带绕球场。

城荒鼓角增悲壮,苑废云烟尚莽苍。

堪笑年来向诗嬾(lǎn),还家古锦只空囊。

药市是宋代贩卖药材的街市,相当于今天的药房。宋代成都商贸繁荣,重阳节药市颇有盛名。大诗人陆游在重阳节这天出门逛街,对成都药市流连忘返,写下了千古名句。足见当时大都中医药行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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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苑(栽培花卉)

宋朝政府对于防止山林火灾还有明确规定,焚烧山中野草要在”十月之后,二月以前“,在其它时间“辄纵燎原”,“则伤生类”。

为防治瘟疫,宋朝政府还十分重视监狱中的防治。每年当瘟疫易发之时,皇帝就开始大赦,给犯人减刑。真宗景德三年(即1006年)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徒递降,杖笞释之”。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就是,死罪改流放,流放改杖责,杖责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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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陕州漏泽园》

为防治瘟疫,宋朝还设立了漏泽园,相当于今天的墓地。由于长年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路过暴尸相当多。为断绝尸体传染病菌,宋朝政府在各地专门开设了收埋尸体的公共坟场 ——

漏泽园。并且规定,掩埋尸体是地方官吏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为防治瘟疫,宋朝政府还加大了全国卫生系统建设。设有中央医疗机构——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相当于今天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除翰林医官院外,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都会到民间免费发药,予以防治。

为避免有人疏于治疗,宋朝政府还规定,每一万人家至少要有医官一人,每增加一万户至少增加医官一人。拿今天北京 2000 万人计算,至今需要 2000 名医官人员。宋代的医官,相当于今天的专科医师。

宋代医官很重视行医资格。在有记载的 729 医官中,只有 134 人的行医资格是“父授或世医”。足见当时的行医资格,已由非正式的 “名医”、世医”、“江湖医”等向正式的行业职称转化了。

据记载,当时《国医名录》中多人以“恽铁樵授”当作他们的行医资格,恽铁樵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恽铁樵本人的资格栏上只填了“行医十五年”的字样。谢利恒被《国医名录》誉为“国医界泰斗”,他的资格栏中只写了“本会发起人之一”。

为防治瘟疫,宋代政府还非常重视对巫医的治理,和对封建迷信的抵制,主张科学治病。

据记载,各级地方官吏积极宣传医药知识,破除巫谶(chèn)迷信。 宋初李惟清为涪陵(今重庆市内一个市区)尉(相当于区长)时,“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xí)。李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为及祸”。

翻译成今天的话是,李惟清在重庆市一个区任区长时,当地人得了病不看医生,都是听巫婆的。李惟清就抓了几个大巫婆打了几十大板,这样就没有人敢当巫婆骗人了。

据记载,周湛通判戎州(今四川宜宾市西南)时,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ráng)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

翻译成今天的话是,周湛在四川宜宾市西南一个地方当官时,当地人得了病不知道看医生,只知道请巫医做法事,周湛禁止行巫,将古代医书刻在石碑上供市民学习,人们开始用药治病了。

据记载,宋仁宗时,“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宋仁宗赵祯的年号)中,大疫,寿安县太君(封建时代官员母亲的封号)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止之 ,则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

翻译成今天的话是,宋仁宗赵祯年间,有一年瘟疫流行,在寿安县这个地方,县太爷家一个奴婢染病了,其它奴婢不敢接近她,想请巫医给她治。县太爷的母亲王氏不允许,亲自为她煮药送饭。大家都劝太君注意,她说:”奴婢平时干活很尽心,病了不给看,以后谁还用心做事呢“。这是一位明事理、有见识的太君,在她的坚持下,她的奴婢很快康复了。

在宋朝官民的一致努力下,瘟疫虽然频繁,疫情虽然严重,条件虽然简陋,但最终还是被人民一一战胜了。在面对重大灾难时,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团结一致、不屈不挠、不信邪、崇尚科学的传统与作风。

中华民族自来就是一个“在灾难中更能成长”的民族。祝这次疫情早日过去,我们一起“堪笑年来向诗嬾,还家古锦只空囊。”

2020年03月28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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