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高峰
文化是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上古時代，人類文明是在不同的地區獨立地產生出來的。這種文明，可稱為最初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在這些第一代文明的基礎上，通過各民族之間的繼承、交流、借鑑，形成大小不同的文化圈和層層迭壓的“文明世代”。據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的研究，屬於“獨立起源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的，全世界共有九個，它們分別是：古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印度、愛琴—米諾斯、南俄、美洲的奧爾梅克、瑪雅、查文。這九個文明的歷史命運是很不相同的。古埃及的文化現已後繼無人，美洲的奧爾梅克、瑪雅、查文沒有能經受住歐洲殖民主義浪潮的衝擊，已經瀕於滅絕。兩河流域、愛琴—米諾斯、印度文明經過多次的民族入侵，深深疊壓在後起文明世代的底層，基本上成了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唯有中國文明得到了最為連貫的繼承和發展。這方面最雄辯的證據是文字。漢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按一般規律，語系不同的民族繼承或輸入了前代文明文字系統的直接結果，即為拼音文字或準拼音文字的出現。而漢字系統卻沒有經歷這樣的變遷。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並且是其中得到最為連貫的繼承和發展的文明。
中國文化的發展並不限於中國本土，它還擴散到東亞各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形成中國文化圈或東亞文化圈。從公元前4世紀到19世紀中葉，中國一直是這個文化圈的中心。漢字自公元前4世紀後，相繼傳入朝鮮、越南、日本等國，成為通行於這些國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國際間交往的通用文字。儘管東亞各國在其後的發展中參照漢字創制出本國文字，但漢字在東亞地區仍是具有權威性的文字。隨著漢字的流傳，中國的典章制度及哲學、宗教、科技、文學藝術亦傳播於各國，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國文化圈。這個文化圈，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東正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並稱為世界五大文化圈。
世界文化發展的歷史證明，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文化圈的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們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也大小不等。在這個意義上，存在所謂文明中心和文明中心的轉移。大體言之，在世界文化史上，文明中心已經歷了三次大轉移。在奴隸制時代，文明發展水平最高，對世界文明貢獻最大的是古希臘和古羅馬。在封建制時代，文明發展水平最高、對世界文明貢獻最大的是中國。在資本主義時代，文明發展水平最高、對世界文明貢獻最大的是屬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歐和美國。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封建時代文化中發展水平最高、貢獻最大的文化，基於以下事實：第一，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封建時代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最濃的文化；第二，中國封建時代的科學技術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第三，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學藝術領一代風騷；第四，中國在近兩千年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的建設中，積累了許許多多經驗教訓，形成了許多至今仍可以借鑑的制度，顯示出很高的政治智慧；第五，中國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在人類的封建時代，中國的物質文明水平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本章擬就上述諸點的前四點進行簡略的考察。
二 獨樹一幟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
一談到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人們就很自然地把它們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聯繫起來。有人甚至認為，只有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人文主義才是真正的人文主義；只有歐洲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才是真正的理性主義。它們都是近代的、資產階級的思潮，在封建時代的中國是不可能有的。其實，這是對學術思潮本身的性質及其在一定時代所具有的階級屬性、時代特徵的混淆。二者雖有聯繫，亦有區別，不可混為一談。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來歷有二：其一是因為這個思潮的代表人物活動的領域和研究的對象是人文科學，其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思想是提倡屬於人的東西和以人為中心。人文主義的內容包括：肯定現世人生的意義，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提出個性解放，要求個性自由；相信人力的偉大，稱頌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主張運用人的知識來造福人生。從人文主義的得名和內容可以看出，類似的思潮並不一定非要到近代才能產生，在宗教的權威動搖、敗落的時代和地方，都有可能產生。例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是如此。至於歐洲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之所以成為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潮，起決定作用的主要不是人文主義內容本身，而是這些內容與西方以教會文化為代表的封建意識形態相沖突這一事實。
在人類的封建時代，差不多所有國家和民族都處於宗教的全面統治之下，唯獨中國是一個例外。當然，這不是說在中國封建時代宗教沒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佛教、道教及各種封建迷信也曾廣泛傳播，並多次試圖登上封建意識形態的王座。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濃厚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佔據著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遠遠高出其他國家封建時代文化的突出標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源遠流長。
中國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的源頭，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時期的奴隸主階級是篤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問卜，巫師集團在政治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據《尚書•洪範》追述，殷人在作出重大政治決策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十筮”。其中有五種情況值得注意：“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兇。”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殷人的決策程序中，龜筮的結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師集團的意志），具有不容違抗的最高權威。這種情況，至西周為之一變。西周統治者雖然從形式上繼承了殷商的宗教並以此愚弄、恐嚇治下的人民，但他們骨子裡並不真正相信。西周統治者的信條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宗教的外殼裡明顯地孕育著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禮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1]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異。
西周末年，隨著宗法奴隸制的危機日益加深，“天”的權威也維持不下去了。春秋戰國時期，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破殼而出，獨立地發展起來，並從此確立了它們在士文化中的統治地位。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與西方近代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在理論形式上頗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義一樣，把自己活動的領域和研究的對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類的宗教問題置之度外。如孔子講“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2]，後來的許多思想家，進而採取了無神論的立場。它也和西方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一樣，重視現世人生的意義，高度評價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稱頌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在春秋戰國時期多數思想家看來，人類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覺，是“天地之心”；人能憑藉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能夠“參天地、贊化育”。一些哲學家如老子、莊子把所謂“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來，抬高到宇宙本體的高度，他們所謂的道，實際上是被實體化了的普遍規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學家如荀子主張以“道”為“衡”。道在荀子那裡有總的原則、規律等意思。以道為衡，也就是主張以人們認識到的法則、規律為裁判、衡量一切的準繩。一些思想家如韓非講“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3]，即人們的行為應該遵循客觀規律。凡此種種，都是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觀點。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傳統自春秋戰國時期確立之後，在兩漢時期、南北朝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兩漢時期，具有許多“非常可怪之論”的春秋公羊說和宗教迷信色彩極濃的讖緯之學盛行一時，南北朝時期，佛道二教氾濫。但這兩次挑戰，都受到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堅決而有效的回擊。宋、明以降，儒學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統治力量大大加強，宗教勢力日益衰落。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
簡言之，人文主義是一種反對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權威、神的力量等）而提倡屬於人的東西和以人為中心的思潮，理性主義是一種“把一切現象都歸因於自然而不歸因於奇蹟的傾向”[4]。這種思潮和傾向，需要有一定的理論支持，才能在與宗教迷信、非理性主義乃至反理性主義的抗衡中站穩腳跟。
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也有自己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基礎，在當時的理論思維水平上，在與神道主義、矇昧主義的理論基礎相比較的意義上，是相當堅實牢靠的。
第一，中國從古以來就有一個唯物論和無神論的傳統。《管子》的“天不變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裴危頁的“崇有”、張載的“理皆在物”、王廷相的“理載於氣”、王夫之的“天下唯器”、李塨的“理在事中”，形成了一個唯物主義傳統。而王充《論死》之篇，範縝《神滅》之論，更是無神論的光輝篇章。這個唯物論和無神論的傳統，對各個時期唯心主義和有神論據以立足的主要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從而給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以有力的支持。例如，先秦“天行有常”的唯物主義對摧廓殷周主宰天的宗教觀念起了巨大作用，王充的“天道自然”論對清算兩漢儒學中的有神論起了關鍵作用，範縝的“神滅論”把依靠皇帝支持的一大批有神論者打得丟盔棄甲。另外，在西方哲學史中，許多唯心主義者都把論證“上帝存在”、“靈魂不死”當做哲學的重要課題。西方的唯心主義哲學是為宗教服務的。但在中國哲學中，尤其在宋、明時期的哲學中，唯心主義卻與無神論在一定限度內結合起來。孔子、老子、莊子、揚雄、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唯心主義哲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張無神論，排斥宗教。這表明了中國哲學思想中唯物主義的巨大成就與無神論的深刻影響。例如，“天道自然”的觀念對宋、明時期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就很大。朱熹肯定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5]，這樣的唯心主義屬於觀念論，與將精神視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義有顯著的不同。宋、明時代唯心主義能在一定限度內與無神論相結合，與其接受了“天道自然”觀的深刻影響分不開。
第二，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辯證思維的傳統。《周易大傳》《老子》、揚雄、張載、朱熹、王夫之都提出了精湛而豐富的辯證思維的命題，而孔、孟、荀、莊諸家的思想中也包含辯證法的因素。中國傳統哲學中辯證思維的主要內容，是整體、過程的觀點和對立統一觀點。中國傳統的辯證法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卻是相當雄辯的。中國古代哲學將事物內部的陰陽對峙視為事物自己運動的動力，因而很難產生和接受“第一推動”之類的觀念；中國古代哲學堅持宇宙是一個整體和過程，因而很難產生和接受永恆不滅的精神實體和與此岸世界迥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類的觀念；中國古代哲學堅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亦即本質與現象的統一，因而像佛教那樣以世界為虛幻不實的觀念受到最堅決的排斥，如此等等。
第三，中國傳統哲學相當成功地把倫理道德學說和政治思想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特點之一是本體論、認識論、道德論的統一，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為宇宙最高本體即道德的最高準則或基本根源，二是強調求知方法與修養方法的一致。從先秦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道德原則與實際生活的統一，以為道德原則不能脫離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須體現道德原則。這兩個特點並不都是正確的。宋、明理學把宇宙的普遍規律與人類社會的一個歷史階段中出現的道德準則統一起來，宣揚永恆的道德，這顯然是錯誤的。但它們對把倫理道德學說和政治思想置於哲學的控制之下卻有決定性的意義。而這又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一個是不必依賴宗教的力量去推行道德。在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封建時代，推行道德是宗教的重要社會功能，這無疑加強了宗教的地位。而在中國，宗教只有在缺乏文化教養的大眾中推行道德時才得到容忍和一定程度上的扶植，而在受儒學薰陶的士大夫中，就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另一個是不必依賴宗教去論證政治。如宋、明理學把君臣、父子、夫婦的倫理看做永恆的真理，把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視為天秩、天序。這就避免了政教合一，或政權依賴於教權的格局出現。而儒家所堅持的現實生活與道德理想統一的觀點，本身就是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觀點。中國傳統哲學中還有一種試圖將唯物論貫徹到歷史觀中的努力，儘管由於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這種努力並沒有成功，但也留下了一些可稱為唯物史觀萌芽或個別論斷的思想。如由《管子》提出，並經韓非、王充紹述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孔子富先於教的觀點，孟子以“制民之產”為道德教育先決條件的觀點，柳宗元關於國家起源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假說，等等。這些觀點對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也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應當承認，中國古代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因而不能將它近代化。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種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在理論形態上與西方人文主義、理性主義是相通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哲學和文化在17世紀傳入歐洲後，受到了啟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啟蒙運動中推波助瀾，成為啟蒙思想家們理性主義傾向的思想先驅和他們“藉以鞭撻舊歐洲的‘巨杖’”[6]。
中國哲學對西方近代哲學的影響，在法國可能要追溯到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的笛卡爾。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指出，笛卡爾的“以太旋渦學說”與宋、明關於氣的學說驚人的相似，他把氣論稱為前笛卡爾的笛卡爾哲學，並推測笛卡爾曾受到宋、明哲學的影響。[7]在德國，這種影響可以明確地追溯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先驅萊布尼茨。萊布尼茨高度評價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他的“單子論”在相當程度上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思想。萊布尼茨認為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中國人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從而開啟了以後啟蒙思想家借重中國文明鞭答舊歐洲傳統的先河。
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哲學和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現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後，建立一種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爾泰心目中，中國儒學乃這種“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8]。他推崇孔子，稱讚他“卓然不以先知自詡，絕不認為自己受神的啟示，他根本不傳播新的宗教，不求助於魔力”[9]。他的書房掛著孔子的畫像，下面題著四句頌詩：子所言者唯理性，實乃賢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則明，國人世人皆篤信。[10]
伏爾泰還仿照元曲《趙氏孤兒》編寫了詩劇《中國孤兒》（副題《孔子學說五幕劇》），劇中崇尚武功、企圖以暴力取勝的成吉思汗，最後折服於崇高的道義。伏爾泰在這部詩劇的前言中寫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體現了理性與才智對盲目和野蠻的力量具有自然的優越性。”[11]
伏爾泰對中國理性主義的讚揚，得到其他啟蒙思想家的共鳴。孟德斯鳩在《法的精神》中指出“孔教否認靈魂不死”；狄德羅在其《百科全書》中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別稱讚儒學，說它“只須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黑格爾也認為“中國承認的基本原則為理性”。
萊布尼茨說從東方的中國給他們以一大“覺醒”，伏爾泰說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法國學者戴密微認為發現中國這件事大大推動了歐洲從16世紀已經開始的文藝批評運動。這些評論都說明，中國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對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發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這一事實表明，同一種理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可以獲得不同的社會政治意義。
中國古代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不僅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中華民族的發展也起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近現代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負擔最小的民族，這就是古代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的碩果。在西方和其他許多地方，“反對封建制度的每一種鬥爭，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頭指向教會”[12]。而在中國，情況則大大不同。中國反對封建制度鬥爭的矛頭，首先不是指向教會，而是指向封建專制主義、封建禮教、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且除了農民自發的反封建鬥爭外，這種鬥爭都採取了公開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形式。中華民族的宗教負擔很輕，這對今後的振興和騰飛將具有深遠意義。
三 開近代文明先河的科學技術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在短短的一節文字中將中國古代科技方面的輝煌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講清楚，是不可能的。這裡所可能做的只是就中國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特點和現代意義，做一些最一般的探討。
中國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做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撰寫了七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鉅著。他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世界科學技術上的地位，做了如下的總評價：中國人“在許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學技術發明，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蹟’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並駕齊驅，並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13]。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從東漢末至元代的千餘年曾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曾經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不勝枚舉。儘管如此，這裡仍有必要略舉一二，以見一斑。
封建時代中國科學的主要成就在天文學、數學、地學、生物學、醫學幾個方面。在天文學方面：中國古代天文學以對多種天象的最早觀測記錄著稱於世，其連續性、完備性、準確性亦為世所罕見；中國有世界第一流的歷法；有在設計和製造水平上遙遙領先的天文儀表；在天體測量方面有多項最先進的成果。在數學方面：中國最早發明了十進位值制記數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簡捷的運算方法，並因此而在圓周率、“天元術”（即根據問題所給已知條件，列寫包含所設未知數的方程的普遍方法）等許多方面取得遙遙領先的成果；中國還最早提出了負數的概念和正負數的加減運算法則。在地學方面：中國地圖學發達早於古希臘，繪製的精確程度也大大超過了古希臘；中國古代關於地貌學的研究，如明末徐霞客關於石灰岩地貌的考察記錄在世界地學史上是空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石油的國家之一；中國的地震觀測歷史悠久，記錄豐富，張衡的地動儀領先於西方1700年。中國有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中醫學，在農學和中藥學的基礎上，取得了生物學方面一系列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成果，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國是化學原始形式——煉丹術的起源地。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就是煉丹術的產物。在物理學方面，中國古代的力學成績平平，但在電學、磁學、聲學等方面卻比西方領先。這方面的突出例證就是指南針的發明。
封建時代中國技術的成就比科學更大，其領先於世界的地位更顯著。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列舉了中國在機械與技術方面的26個世界第一，並聲明：“我寫到這裡用了句點，因為26個字母都已經用完了，可是還有許多例子可以列舉。”[14]
文化的交流一般來說總是相互的，但在古代，西方從中國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它給予中國的東西。在這方面做過專門研究的美國學者德克•卜德在《中國物品西傳考》中說：“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這2000年間，中國給予西方的東西超過了她從西方所得到的東西。”[15]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對世界文明實有巨大的貢獻。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刷傳入西方後，起了開近代文明先河的偉大革命性作用。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一項卓越的創造發明。公元2世紀初蔡倫發明了植物纖維紙，公元6世紀開始，造紙術傳往朝鮮、越南、日本，公元751年傳到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又傳到西亞的大馬士革，12世紀傳入歐洲，16世紀紙張已流行於歐洲。
“紙對後來西方文明整個進程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16]中世紀的歐洲使用羊皮紙，一本《聖經》要用三百多張羊皮，由此可以想見，紙的廣泛使用對歐洲蓬勃發展的教育、政治、商業活動所具有的巨大意義。
中國的雕版印刷術產生於公元7世紀，活字印刷術發明於11世紀中葉，13世紀傳入歐洲，並於14—15世紀開始流行於歐洲。
印刷術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直接而巨大的推動作用。恩格斯指出：“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商業發展的迫切需要，不僅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而且也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的狀況。”[17]這一變化最直接的意義是使在中世紀享有知識教育壟斷地位並因此而成為頭一個“必要的階級”的僧侶“多半變成了多餘的人”[18]，而這又意味著以教會為龍頭的整個封建統治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隨著文化教育的解放，產生出一個越來越強大的依附於新興資產階級的世俗知識分子階層，特別是法學家，從而為資產階級上升為社會的領導階級創造了條件。
火藥是煉丹術的產物。其發明可追溯到唐初甚至更早。唐末已出現了將火藥用於軍事的“飛火”，宋代將火炮、火箭用於戰爭更為普遍。火藥及其在軍事上的運用經蒙古人、阿拉伯人輾轉傳入歐洲，其時為13世紀末、14世紀初。
火藥的使用使西方中世紀的另一個封建統治階級——族階級由必要的階級變成了多餘的階級，並結束了貴族的統治。恩格斯說：“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19]
早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已經發現了天然磁石吸鐵和指示南北的現象，製成了最初的指南針——司南。宋代的沈括發現了磁偏角。最遲在北宋末年，中國人已將指南針運用於航海。大概在1180年左右，指南針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人手中。
指南針的發明，是世界航海業中劃時代的事件。15世紀、16世紀時，葡萄牙人達•伽馬環繞非洲到達印度的航行，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航行，麥哲倫的全球環行，若是沒有指南針，是不可想象的。新航線的開闢、殖民地的建立，導致了世界市場的出現，刺激了歐洲的工業生產。
“四大發明”的文化價值為世界所公認。對“四大發明”的社會歷史意義，馬克思論之最精。他曾指出，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並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和最強大的推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科技起了開啟近代文明先河的偉大革命性作用。
“四大發明”源於中國，卻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產生了偉大的革命性作用，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在我們看來，這也是一個相同的文化要素在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意義的例證。中國沒有一個依靠壟斷知識教育而處於萬流歸宗地位的教會，沒有一個依靠鎧甲和堡壘橫行霸道的貴族階級，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還沒有達到需要世界市場的地步，如此等等，因而中國封建制度也不會因為有這些發明及廣泛的實際運用而陷入危機。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具有實用和經驗的特徵，還不具有近現代形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古代沒有精粹的科學思想；也不能說，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只限於一些科學資料的積累和技術的發明，而不包括科學思想。事實並非如此。隨著科學史研究的深入和20世紀以來科學革命對人們的科學思想的深刻改變，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價值和現代意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通過科學史的研究，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了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對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形成所作出的貢獻。如李約瑟肯定了中國的技術發明和科學思想對近代歐洲科學技術的形成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他認為，道家對大自然的思考與探究奠定了中國古代科學的基礎，中國古代人的實驗精神也遠比古希臘人強。許多人指出，笛卡爾的宇宙旋渦理論，胡克的光的“波動學說”可能與接受中國科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
20世紀的自然科學在科學思想方面與經典的自然科學大異其趣。這個時期的許多科學家在做出他們的重大科學發明發現之前，接受過中國科學思想的薰陶。如日本的湯川秀樹就承認，他通過唐代大詩人李白受過老莊的影響。另一些科學家則在做出了偉大成就之後，對中國科學思想產生了似曾相識之感。例如，量子力學的主要創立者玻爾20世紀30年代訪問中國時，發現他所倡導的並協原理在中國古代文明中就有其先河，又如耗散結構理論的創始人普利高津認為他的理論與中國著重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與協和的傳統學術思想相符合。
基於上述兩方面的事實，人們不能不得出結論：“現代的自然科學思想大廈不是西方的私產，也不只是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哥白尼和牛頓的領地，這座盛譽的建築物也屬於老子、鄒衍、沈括和朱熹。”[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的科學思想雖然都屬於原始型的，但有明顯區別。從思維方式看，西方古代長於分析和實證，中國古代長於整體把握和直覺體認。從自然觀看，西方古代原子論者心目中的世界圖景是：在絕對的虛空中，存在著數量無限的、有不同形狀的、不可分割、不可毀滅的原子，這些原子在永恆不斷地進行機械的運動，萬物的產生和消滅即原子的集結和消散；而在中國古代的氣一元論者看來，有形的萬物是由無形、連續的氣凝聚而成的，元氣或氣不僅充塞著所有的虛空，或與虛空同一，而且滲透到有形的萬物內部，把整個物質世界聯結成一個整體，並以氣為中介普遍地相互聯繫、相互作用。[21]對於這種重大差異，研究者見仁見智，說法不一。如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的自然觀是“有機論”的，而西方的自然觀是機械論的。由於科學思想和科學成就的差異，李約瑟甚至推測，如果中國科學技術沿著自身的軌跡發展起來，其發現和發明的順序可能與西方大不相同。由於歷史事件的一次性，這種推測永遠只能是推測。但有一點是明顯的，即中西古代的科學思想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而在它們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近現代科學思想也包含著兩個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補充的傾向。例如在近代，就有牛頓學派與笛卡爾學派的對立，光的波動學說與微粒學說的對立。終有一天人們可能會承認，中國古代科學思想與古希臘的科學思想一樣，能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各種觀點的胚胎和萌芽。
閱讀更多 種商養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