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
文化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上古时代，人类文明是在不同的地区独立地产生出来的。这种文明，可称为最初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在这些第一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各民族之间的继承、交流、借鉴，形成大小不同的文化圈和层层迭压的“文明世代”。据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研究，属于“独立起源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的，全世界共有九个，它们分别是：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爱琴—米诺斯、南俄、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这九个文明的历史命运是很不相同的。古埃及的文化现已后继无人，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没有能经受住欧洲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已经濒于灭绝。两河流域、爱琴—米诺斯、印度文明经过多次的民族入侵，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基本上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唯有中国文明得到了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这方面最雄辩的证据是文字。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按一般规律，语系不同的民族继承或输入了前代文明文字系统的直接结果，即为拼音文字或准拼音文字的出现。而汉字系统却没有经历这样的变迁。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并且是其中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的文明。
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中国本土，它还扩散到东亚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形成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从公元前4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中心。汉字自公元前4世纪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成为通行于这些国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国际间交往的通用文字。尽管东亚各国在其后的发展中参照汉字创制出本国文字，但汉字在东亚地区仍是具有权威性的文字。随着汉字的流传，中国的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亦传播于各国，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国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文化圈的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大小不等。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所谓文明中心和文明中心的转移。大体言之，在世界文化史上，文明中心已经历了三次大转移。在奴隶制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封建制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在资本主义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欧和美国。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基于以下事实：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第二，中国封建时代的科学技术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三，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领一代风骚；第四，中国在近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建设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验教训，形成了许多至今仍可以借鉴的制度，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智慧；第五，中国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人类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水平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本章拟就上述诸点的前四点进行简略的考察。
二 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一谈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人们就很自然地把它们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只有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它们都是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有的。其实，这是对学术思潮本身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时代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时代特征的混淆。二者虽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来历有二：其一是因为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是人文科学，其二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提倡属于人的东西和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的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从人文主义的得名和内容可以看出，类似的思潮并不一定非要到近代才能产生，在宗教的权威动摇、败落的时代和地方，都有可能产生。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如此。至于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潮，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人文主义内容本身，而是这些内容与西方以教会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相冲突这一事实。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道教及各种封建迷信也曾广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源远流长。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问卜，巫师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洪范》追述，殷人在作出重大政治决策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十筮”。其中有五种情况值得注意：“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殷人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高权威。这种情况，至西周为之一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人民，但他们骨子里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
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隶制的危机日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一样，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讲“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人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一些哲学家如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学家如荀子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子那里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一些思想家如韩非讲“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3]，即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羊说和宗教迷信色彩极浓的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泛滥。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而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力量大大加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简言之，人文主义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潮，理性主义是一种“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4]。这种思潮和倾向，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持，才能在与宗教迷信、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主义的抗衡中站稳脚跟。
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在当时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在与神道主义、蒙昧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较的意义上，是相当坚实牢靠的。
第一，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一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裴危页的“崇有”、张载的“理皆在物”、王廷相的“理载于气”、王夫之的“天下唯器”、李塨的“理在事中”，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而王充《论死》之篇，范缜《神灭》之论，更是无神论的光辉篇章。这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对各个时期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据以立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从而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有力的支持。例如，先秦“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对摧廓殷周主宰天的宗教观念起了巨大作用，王充的“天道自然”论对清算两汉儒学中的有神论起了关键作用，范缜的“神灭论”把依靠皇帝支持的一大批有神论者打得丢盔弃甲。另外，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做哲学的重要课题。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在中国哲学中，尤其在宋、明时期的哲学中，唯心主义却与无神论在一定限度内结合起来。孔子、老子、庄子、扬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这表明了中国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巨大成就与无神论的深刻影响。例如，“天道自然”的观念对宋、明时期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就很大。朱熹肯定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5]，这样的唯心主义属于观念论，与将精神视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的不同。宋、明时代唯心主义能在一定限度内与无神论相结合，与其接受了“天道自然”观的深刻影响分不开。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辩证思维的传统。《周易大传》《老子》、扬雄、张载、朱熹、王夫之都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辩证思维的命题，而孔、孟、荀、庄诸家的思想中也包含辩证法的因素。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是整体、过程的观点和对立统一观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却是相当雄辩的。中国古代哲学将事物内部的阴阳对峙视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第一推动”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体和过程，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和与此岸世界迥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亦即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因而像佛教那样以世界为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最坚决的排斥，如此等等。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相当成功地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为宇宙最高本体即道德的最高准则或基本根源，二是强调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的一致。从先秦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须体现道德原则。这两个特点并不都是正确的。宋、明理学把宇宙的普遍规律与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出现的道德准则统一起来，宣扬永恒的道德，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它们对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哲学的控制之下却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推行道德。在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封建时代，推行道德是宗教的重要社会功能，这无疑加强了宗教的地位。而在中国，宗教只有在缺乏文化教养的大众中推行道德时才得到容忍和一定程度上的扶植，而在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中，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另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去论证政治。如宋、明理学把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看做永恒的真理，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视为天秩、天序。这就避免了政教合一，或政权依赖于教权的格局出现。而儒家所坚持的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中国传统哲学中还有一种试图将唯物论贯彻到历史观中的努力，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但也留下了一些可称为唯物史观萌芽或个别论断的思想。如由《管子》提出，并经韩非、王充绍述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孔子富先于教的观点，孟子以“制民之产”为道德教育先决条件的观点，柳宗元关于国家起源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假说，等等。这些观点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也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因而不能将它近代化。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6]。
中国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在法国可能要追溯到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指出，笛卡尔的“以太旋涡学说”与宋、明关于气的学说惊人的相似，他把气论称为前笛卡尔的笛卡尔哲学，并推测笛卡尔曾受到宋、明哲学的影响。[7]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答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种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学乃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8]。他推崇孔子，称赞他“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9]。他的书房挂着孔子的画像，下面题着四句颂诗：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10]
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副题《孔子学说五幕剧》），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部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11]
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儒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黑格尔也认为“中国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
莱布尼茨说从东方的中国给他们以一大“觉醒”，伏尔泰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发现中国这件事大大推动了欧洲从16世纪已经开始的文艺批评运动。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可以获得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
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不仅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在西方和其他许多地方，“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12]。而在中国，情况则大大不同。中国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矛头，首先不是指向教会，而是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且除了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外，这种斗争都采取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形式。中华民族的宗教负担很轻，这对今后的振兴和腾飞将具有深远意义。
三 开近代文明先河的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短短的一节文字中将中国古代科技方面的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讲清楚，是不可能的。这里所可能做的只是就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特点和现代意义，做一些最一般的探讨。
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撰写了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上的地位，做了如下的总评价：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13]。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东汉末至元代的千余年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不胜枚举。尽管如此，这里仍有必要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封建时代中国科学的主要成就在天文学、数学、地学、生物学、医学几个方面。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著称于世，其连续性、完备性、准确性亦为世所罕见；中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历法；有在设计和制造水平上遥遥领先的天文仪表；在天体测量方面有多项最先进的成果。在数学方面：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简捷的运算方法，并因此而在圆周率、“天元术”（即根据问题所给已知条件，列写包含所设未知数的方程的普遍方法）等许多方面取得遥遥领先的成果；中国还最早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在地学方面：中国地图学发达早于古希腊，绘制的精确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古希腊；中国古代关于地貌学的研究，如明末徐霞客关于石灰岩地貌的考察记录在世界地学史上是空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石油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地震观测历史悠久，记录丰富，张衡的地动仪领先于西方1700年。中国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医学，在农学和中药学的基础上，取得了生物学方面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国是化学原始形式——炼丹术的起源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炼丹术的产物。在物理学方面，中国古代的力学成绩平平，但在电学、磁学、声学等方面却比西方领先。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封建时代中国技术的成就比科学更大，其领先于世界的地位更显著。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中国在机械与技术方面的26个世界第一，并声明：“我写到这里用了句点，因为26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可是还有许多例子可以列举。”[14]
文化的交流一般来说总是相互的，但在古代，西方从中国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它给予中国的东西。在这方面做过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德克•卜德在《中国物品西传考》中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2000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15]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世界文明实有巨大的贡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传入西方后，起了开近代文明先河的伟大革命性作用。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一项卓越的创造发明。公元2世纪初蔡伦发明了植物纤维纸，公元6世纪开始，造纸术传往朝鲜、越南、日本，公元751年传到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12世纪传入欧洲，16世纪纸张已流行于欧洲。
“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16]中世纪的欧洲使用羊皮纸，一本《圣经》要用三百多张羊皮，由此可以想见，纸的广泛使用对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活动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于公元7世纪，活字印刷术发明于11世纪中叶，13世纪传入欧洲，并于14—15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
印刷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17]这一变化最直接的意义是使在中世纪享有知识教育垄断地位并因此而成为头一个“必要的阶级”的僧侣“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18]，而这又意味着以教会为龙头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随着文化教育的解放，产生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依附于新兴资产阶级的世俗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法学家，从而为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创造了条件。
火药是炼丹术的产物。其发明可追溯到唐初甚至更早。唐末已出现了将火药用于军事的“飞火”，宋代将火炮、火箭用于战争更为普遍。火药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经蒙古人、阿拉伯人辗转传入欧洲，其时为13世纪末、14世纪初。
火药的使用使西方中世纪的另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族阶级由必要的阶级变成了多余的阶级，并结束了贵族的统治。恩格斯说：“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19]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和指示南北的现象，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宋代的沈括发现了磁偏角。最迟在北宋末年，中国人已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大概在1180年左右，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
指南针的发明，是世界航海业中划时代的事件。15世纪、16世纪时，葡萄牙人达•伽马环绕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麦哲伦的全球环行，若是没有指南针，是不可想象的。新航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刺激了欧洲的工业生产。
“四大发明”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所公认。对“四大发明”的社会历史意义，马克思论之最精。他曾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科技起了开启近代文明先河的伟大革命性作用。
“四大发明”源于中国，却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产生了伟大的革命性作用，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一个相同的文化要素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的例证。中国没有一个依靠垄断知识教育而处于万流归宗地位的教会，没有一个依靠铠甲和堡垒横行霸道的贵族阶级，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需要世界市场的地步，如此等等，因而中国封建制度也不会因为有这些发明及广泛的实际运用而陷入危机。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实用和经验的特征，还不具有近现代形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粹的科学思想；也不能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只限于一些科学资料的积累和技术的发明，而不包括科学思想。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和20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对人们的科学思想的深刻改变，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通过科学史的研究，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如李约瑟肯定了中国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思想对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认为，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中国古代人的实验精神也远比古希腊人强。许多人指出，笛卡尔的宇宙旋涡理论，胡克的光的“波动学说”可能与接受中国科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20世纪的自然科学在科学思想方面与经典的自然科学大异其趣。这个时期的许多科学家在做出他们的重大科学发明发现之前，接受过中国科学思想的熏陶。如日本的汤川秀树就承认，他通过唐代大诗人李白受过老庄的影响。另一些科学家则在做出了伟大成就之后，对中国科学思想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例如，量子力学的主要创立者玻尔20世纪30年代访问中国时，发现他所倡导的并协原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就有其先河，又如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他的理论与中国着重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的传统学术思想相符合。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现代的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的科学思想虽然都属于原始型的，但有明显区别。从思维方式看，西方古代长于分析和实证，中国古代长于整体把握和直觉体认。从自然观看，西方古代原子论者心目中的世界图景是：在绝对的虚空中，存在着数量无限的、有不同形状的、不可分割、不可毁灭的原子，这些原子在永恒不断地进行机械的运动，万物的产生和消灭即原子的集结和消散；而在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者看来，有形的万物是由无形、连续的气凝聚而成的，元气或气不仅充塞着所有的虚空，或与虚空同一，而且渗透到有形的万物内部，把整个物质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以气为中介普遍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21]对于这种重大差异，研究者见仁见智，说法不一。如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而西方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由于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的差异，李约瑟甚至推测，如果中国科学技术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起来，其发现和发明的顺序可能与西方大不相同。由于历史事件的一次性，这种推测永远只能是推测。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中西古代的科学思想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而在它们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科学思想也包含着两个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倾向。例如在近代，就有牛顿学派与笛卡尔学派的对立，光的波动学说与微粒学说的对立。终有一天人们可能会承认，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与古希腊的科学思想一样，能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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