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收复燕京之后,在政策与用人等方面有哪些失误?

刘树征律师


大家好,我是热爱历史的小柴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燕京是金人从辽国手里打下来的,而宋徽宗所谓的收复,只不过是花钱把燕京赎回而已。

赎回燕京后,宋廷上下充斥着喜悦祥和的气氛,大臣们纷纷上贺表吹捧宋徽宗,宋徽宗也被下面的溜须拍马忽悠的飘飘然,对收复燕京的“功臣”大行封赏。

五月己未,以收复燕、云,赐王黼玉带。庚申,以王黼为太傅,郑居中为太保,进宰执官二等。辛酉,王黼总治三省事。癸亥,童贯落节钺,进封徐、豫国公。蔡攸为少师。---《宋史 本纪第二十二》

与此同时,北方金国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宣和五年五月,向来对宋和善的金太祖去世,完颜吴乞买继位,主张对宋强硬的鹰派上台,而宋徽宗接下来一系列的错误举动导致北宋在走向了灭亡的快车道上越行越远。

  • 见利忘义,授人以柄

原辽兴军节度使张觉本来已经投降金国,被金太祖封为南京留守(当时金国设平州为南京),但是由于辽国残余势力的影响,张觉决定背叛金国,于是将金太宗派到平州的大臣杀死,正式举兵叛乱,张觉当时坐拥平、营、滦三州之地,又感觉残辽势力不够强大,秘密联系北宋希望可以倚为靠山。宋徽宗一直对三州之地垂涎三尺,他不顾大臣的反对下诏封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意图吞并三州,但这种贪小便宜的做法无疑是不明智的,三州之地,虽然为张觉所据,但名义上仍为金国国土,宋徽宗在尚有盟约的时候,无视宋金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贸然接纳金国叛军,就等于是对金宣战。宣和五年七月,金国趁张觉出城接旨的时候对平州发起了进攻,张觉脚快,先跑到了燕京,跑的时候还不小心把宋徽宗的诏书丢给了金军,这样金国就拿到了宋朝背约的铁证,宋金之间原本就很微弱的信任感彻底荡然无存。

  • 安抚不力,军生二心

张觉逃到燕京以后,金国并未善罢甘休,威胁宋朝交出张觉,宋徽宗迫于压力,令燕京府将张觉处斩,并把首级送往金营。当时驻守燕京的是原辽国降将郭药师,他麾下的常胜军是宋朝在东北方向抵御金军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常胜军主要由原来辽国饥民组成,这些人对金国有很强的敌意,宋朝本应该善加利用,使他们能够死心塌地的为宋朝戍守边疆,但张觉事件后,宋徽宗不仅不对常胜军加以抚慰,反而对常胜军心生疑虑,还派童贯去燕京刺探郭药师的虚实,宋徽宗的这种做法使那些原本降宋的将士心生凉意,不知道自己何日会成为宋朝讨好金国的牺牲品,陆续有人投靠了金国,本来金国在河北地区最忌惮的就是常胜军,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常胜军已经和宋朝离心离德,于是便再无顾忌,下定决心与宋朝一战。

  • 背盟弃约,联辽抗金

辽国的天祚帝在与金军作战中连连败北,最后逃入夹山藏了起来,宋徽宗在汴京闲的没事突然想起了这个曾经的对手,他给天祚帝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

“若来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位在燕越二王之上,赐第千间,女乐三百人,极所以奉养。”

或许宋徽宗还幻想能够结交辽国在西北的残余势力,以便威胁金国侧翼,但是他没看到辽国到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天祚帝本人更是烂泥扶不上墙,手下的能臣或自立为王,或带兵远遁,他已经完全起不到牵制金国的作用。果不其然,宣和七年二月,金军统帅粘罕出兵云中,俘获天祚帝,十二月,金国以宋朝背盟为名兵分两路南下,正式对宋作战。

结局:金国东路军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汴梁城下,因宋朝援军云集而接受议和北还,同年八月,金国再次两路攻宋并包围汴京,靖康二年,金军破城,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


柴犬遇上秋天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他可是昏而不庸,只是由于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荒于政事,信用奸佞小人,致国事日非,天怨人怒,最终不可收拾。宋廷在收复燕京以后,也曾沿着燕山关隘努力经营边防,但此事也同徽宗朝的其他军政重事的措施一样,在庸臣悍将的胡作妄为之下,成为蠹国殃民之举,不但无补于事,且带来更严重的恶果。

宋朝在初接收燕京时,因知燕山府王安中未及赴任,所以委同知燕山府詹度暂时主持之。詹度入燕京之初,招集逃散于山林之中的居民,派大将杨可世、姚平仲等率陕西、河北兵和常胜军尾随撤离燕京的金兵进至燕山关隘,分兵成守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由此使宋之北边防线从河北的界河一帯向北推进至燕山山脉。


当初宋太宗因辽人占据燕京后,自燕京至黄河之间的河北平原坦平如砥,无险可守极利于骑兵驰骋冲突,故于东起自渤海,西至广信军、安肃军(均在今河北徐水县一带),开掘河道连接旧有的湖泊池塘成一线,统称为界河,使河水深不可以涉渡,浅不可以行舟,作为阻隔辽朝骑兵南下的屏障。但在澶渊之盟以后数十间,南北无战事,宋边防官员便不再疏浚河道,使淤泥日厚,神宗朝以后,有些地方官更将河道中的积水泻去,使之成为稻田,以取地利,到政和、宣和年间,界河水源枯竭,堤防弛坏,其阻遏骑兵驰骋的功用基本丧失。

这也是宋廷竭力北复燕云的原因之一。宋廷既收复燕京,即撤除界河一带边防,将原屯驻于界河的车队、车备悉数北调,而致河北地区大部分州县成为不设防之城。故当金兵叛盟直趋开封时,这些城镇自顾不暇,根本无法起到阻挡敌军南下的作用。宋廷以废去界河防线为代价,来构建一道新的防线,达到阻止女真势力进入中原的目的,但这一企图却因朝廷的劣政接二连三出现而成为泡影。


首先,宋徽宗欲倚郭药师为边卫,故宠遇、偏袒常胜军,使常胜军驻燕京的陕西、河北军之间关系恶化。最初,内地所遣戍守燕京的士兵亦有数万人,但衣服粮饷,朝廷均是先颁发给常胜军,剩余的给他们,使其饥寒失所,士兵或饿死,或逃亡,至宣和末,仅剩下九千人。


但常胜军在这几年中竟发展到五万人,受郭药师节制的食粮乡兵(有国家供应口粮的民兵)竟有三十万人之众,连常胜军土兵的家属也要由朝廷供应口粮。如何筹集这数十万人的口粮,成为宋廷的一大难题。为此河北各州府将市场上的牛马收买殆尽,数量多达四万余,但仍不能满足需要。

宋廷无奈,只得将京师所储粮食用船自黄河出海北上,再自渤海入海河转运至燕京。随着其他部队士卒大量逃亡减员,常胜军成为宋朝构建燕京新防线的主要依靠,郭药师也就由常胜军的首领,进而专掌兵柄,成为宋在燕各军的统帅,从而埋下了败亡的隐患。


其次,对于郭药师统管在燕诸军可能造成的危害,燕山路副都总管、龙神卫都指挥使何灌曾向朝廷提出,建议分郭药师之兵权,让其依旧只掌常胜军,而不给节制其他部队之权,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但宋延为了显示其对郭药师不疑,不但不听忠告,反而将何灌从燕山前线调回开封,负责禁军步兵的管理。


于是郭药师更加骄横放肆,轻视知燕山府王安中等文官,不受其约束,称霸一方。再次,宋人人燕之初,为了安抚常胜军,便将那些逃离燕京城的居民的土地、房屋作为无主之产尽数赐给常胜军士兵,等到那些百姓归来,都无房屋以居,无田产以活,从而流离失所。此后,常胜军日益横肆,鱼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的燕京百姓对此极为愤怒。

同知燕山府詹度眼见无力加以制止,只能上奏朝廷,要求朝廷下令郭药师处置扰民者,但宋徽宗未加采纳,反将詹度与知河间府蔡靖互换职守,以迁就郭药师,于是燕京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燕民对宋廷统治极为失望。


其四,谭稹代童贯宣抚燕云,到燕京之后看到常胜军太过骄横,不听约束,担忧他们叛乱生事,欲有所抗衡,遂上奏朝廷,“乞于河东别创军,募云、朔等州人,以五万人为额,屯于州县要害处,号义胜军,令李嗣本、耿守忠为帅,以分常胜军形势,使其有时畏惧”。


宋廷同意此议,李嗣本等即在自辽人宋的朔、武两州及从云、应、蔚等州南来者中间招募少壮者为军土,其每月所赐钱粮、衣服皆倍于他军。当时宋朝财政捉襟见肘,要厚给义胜军,只得克扣其他部队的军饷,于是河东士兵皆愤很怒骂,将士离心,部队解体。但宋朝花费如此代价蒙养的义胜军最终也未得其用,金兵一来,义胜全军次第叛降,卒无一人肯为宋效命者。


燕云边防糜烂如此,而内地又因暴征横敛竭力输边,弄得怨声载道,盗贼四起。为了供给燕京驻军,宋朝频频从河北、河东、京东(今山东省及河南、江苏省一部)等地调运粮草,因路途遥远,十数石粮食运到目的地仅剩下一石,只一年光景,此三地积粟便已告罄。1124年(宣和六年)八月,宋微宗下诏:“收复燕云以来,京东、两河之民困于调度,今京西(今河南省西部及湖北、陕西、湖北省一部)、准南、浙江、江南、两湖、四川、福建广南诸路并纳免夫钱、丁三放・期以月纳足,违者军法从事。”

不久因所得不多,宋徽宗又下诏宗室、后妃、宰执大臣之家及寺院一例交纳,不准规避。由此得二千万缁钱贴,但却大失民心,结怨四海。这些钱财名为输燕,但仅为常胜军所用,或中饱了贪官们的私囊,燕地百姓并未得丝毫实惠,反而在贪官奸吏的百般征敛下,生活极端困苦。宋朝既失燕地民心,其对燕京的得而复失也就成为必然。


再次被起用的童贯至太原府以代谭稹,为探听金兵虚实,于1124年(宣和六年)十ー月以重商云中诸州割让事宜为由,遣使到西京。不久,使者回来,给童贯带来了金人增兵屯成蔚州之南飞狐、灵丘二县的消息,童贯听之任之,并未采取什么防备措施。直至辽天祚帝被金人所擒等消息传来,童贯才略做准备。


次年(1125年)三月,童贯到燕京犒赏宣抚常胜军。自宋廷缢杀张觉后,郭药师与王安中的关系一直很糟,童贯为表示对郭药师的信任,便因王安中之请而以蔡靖代王安中之职。随后童贯又奏请朝延在河北路设置四总管司:任命中山府(今河北定州)辛兴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任元、河间府(今河北河间)杨惟忠、大名府(宋朝北京,今河北大名)王育各为本路副都总管,招集逃亡军人及招募各地游散人充军,以为备边之需。但低效的宋廷办事效率,使得这项措施到是年底金兵毁约南侵时,大体还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宋徽宗君臣穷奢极侈、胡作妄为,沉醉于收复燕云建立不世功勋的梦幻中而未清醒之际,金人却已悄悄地而又坚决、迅速、全面地完成了大举南进一切准备。


鄜延路节度使李


与其说是宋徽宗的失误,不如说是宋朝的失误。

之所这样说,是因为宋朝重文轻武的传统,造成国家由好的将军也不能很好的使用,使得国家军事实力大打折扣。

宋朝联金攻辽之时,辽国处于衰落的阶段,金国处于兴起的阶段,西夏仍然是西北的心腹大患。国内也不能说太平,有宋江起义,花石纲引起的南方的方腊起义刚刚结束。

对待州幽州汉人政策有失。

一是用三万户幽州民众交换8000常胜军将士。

二是杀张觉及其子。

这两件事情,都导致郭药师难免生出兔死狐悲的感觉。

要说好坏,就必须有更好的选择?在面对强敌的情况下,选择牺牲一些人是否正确?短期来看,可以解决部分的矛盾,但长期,却失去了民心,更失去了幽州汉人的向心力

在用人上,并没有多少失误。

因为用宋军将领,也有战场逃跑的情况,更有战斗力低下的问题,甚至连金军的一时攻势都挡不住。

第一次北伐幽州之时,辽国皇帝北逃,带去辽国主力,童贯的15万大军尚且打不过辽g国残余的7万人马,更何况是金国的军队。

第二次北伐幽州之时,更有刘延世逃跑的情况,导致第二次北伐失败。

战略失误

战略就是错误的,低估了敌人的实力,低估了金人的贪婪。错误的把希望放在金人上,而不是大力发展宋军骑兵,也就是在河湟地区采用汉朝的方法,建立军马场,养殖马匹,或者大力执行户马法保马法。

政治上,全国处于统一的状态,也联合了辽国,看上去是那样的完美,彷佛真的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忽视了一个兴起的游牧民族的实力。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仍然有汉朝击败匈奴的案例吗?为什么不将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将希望放在金国。

宋朝还是太过于重视文化了,虽然解决了五代的武将跋扈的问题,却让汉民族丧失了尚武的精神。


谁言事多


宋徽宗的最大失误在收复燕京之前,无论是定策、选将、用兵,全都有问题。

联金灭辽,不是不行,但既然决定,就全力把它做好。宋徽宗是一方面忽悠女真,希望让他们独立灭辽,另一方面又想不劳而获,用欺骗和拖延骗取燕京。等到真打起来,西军不堪重用,面对辽国残余势力居然一败再败,这才引起了金国的轻视,为日后亡国埋下伏笔。

至于真的拿到燕京之后,宋徽宗无论再怎么做也于事无补,至于他重用郭药师,也不过是知道大祸就在眼前而死命抓住的救命稻草。

所以我认为,宋徽宗在取得燕京后没做错什么,换句话说无论他怎么做,也改变不了女真难下灭国的悲剧了。


甲申十七年


宋朝人普遍缺乏公义精神,宋军士兵不给钱不卖命。宋徽宗喜欢花岗石,在民间到处收集花岗石,其实就是明抢,谁家院子里有上等的花岗石,直接拆掉院墙搬走,不顾老百姓死活,危急关头普通士兵与老百姓也只能个人顾个人了。种师中率领的宋军在井陉与金军交战,宋军士兵因为朝廷不给赏赐不肯用命,导致战役失利种师中战死,也不能怪士兵,整个国家风气就是这样。

宋朝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老百姓,普遍不热衷军事,太平日久不知战争为何物,军事理念与实际脱节,辽人、西夏人、金人让宋朝人知道了什么才是打仗,金军使用的复合弓威力超过西夏弓,西夏人发明的冷锻甲更是一绝,金军使用的狼牙棒可以破重甲,为了破金军重甲宋军步兵才开始装备大斧。

宋金海上之盟起因是辽国降臣马直(赵良嗣)向宋徽宗建议联金灭辽收复幽云故地,宋徽宗听从马直的建议派人与金人了签订了“海上之盟”,盟约签订之后宋朝迟迟没有发兵,宋徽宗担心金人是否能打败强大的辽国,害怕金人打不赢辽国,反而会得罪辽国,所以一直处于观望状态。金军攻取辽国五京中的三京,辽国灭亡在即,宋徽宗才派出宋军进攻幽云。打铁还需自身硬,强国要先强军,发展军事科技,提升武将地位,军人不再是老百姓眼中的“贼配军“,军人待遇高、有自信,这样的军队才有战斗力。宋朝从皇帝到士兵普遍对军事不感冒,宋徽宗把收复幽云的希望寄托在金人身上,最后不仅没能收复幽云,自己反倒成为了金人的俘虏。

完颜宗望与完颜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军侵宋,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进攻幽云,完颜宗翰率领六万金军进攻太原,计划东、西两路军在汴梁会合。宋钦宗任命李纲为丞相主持全局,李纲属于主战派,积极主张对金开战。李纲计划集中宋军主力(主要是精锐的西军)首先击破完颜宗翰部,再返回头击破完颜宗望部。

李纲派遣三十万宋军驰援太原与金军决战,结果这三十万宋军被完颜娄室率领的金军偏师击败,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主力一直在平城休整没动,这样就尴尬了,宋军主力连金军偏师都打不赢。李纲对金作战策略没有问题,问题是宋军野战一触即溃,策略再好让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去执行也不会打赢。


大话壶


首先,宋徽宗收复燕京是靠赎买的方式,金人把百姓全部掳走,其实就是买了座空城。联金灭辽就是最失败的政策。在灭辽战争中宋军战斗力暴露无疑。加剧金的野心。

宋徽宗本来就是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的人,他和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他又干成北宋诸皇帝未干成之事,可见心中的志满意得。比之前只会跟骄纵。

宋徽宗自己贪图享乐,偏偏还无识人之明,徽宗在位25年,而蔡京就当了17年宰相。徽宗、蔡京当政时期是公认的北宋政治最黑暗时期。

宋金《海上之盟》的签订,无疑是当时统治者宋徽宗、蔡京、童惯等人没有战略眼光,辽是担任北宋的壁垒,可徽宗等人没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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