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前言

明治六年,日本政府內部圍繞徵韓論進行辯論,由於政見不同且無法調和的矛盾衝突,最終引發軍政兩界大動盪,後續爆發西南戰爭,最後甚至演變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起點。

對新生的明治政權而言,這是一次巨大的執政挑戰,政變對社會造成了巨大動盪;但處於向近代化轉變中關鍵節點的日本,藉此矛盾爆發點消除了內部分歧,完成了社會變革方向的統一。因此也可以說此次政變既是政治危機,又是日本徹底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劑。

那麼這場影響了日本近代化歷程的政變,其爆發原因難道僅僅是由於政府內部因徵韓論引發的分歧嗎?很顯然,政見的分歧並不足以達到引發政變的程度。對於面臨內憂外患勵志變法求強的日本而言,謀求國內穩定、加快近代化無疑是首要奮鬥目標,政局動盪顯然與國家根本利益不相符。徵韓論的政見分歧只是矛盾的爆發點,要尋找此次政變的根本原因,我們關注的焦點應該在這次政變為日本帶來了哪些變化,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我想透過這些變化我們才能明瞭這場政變的根本原因。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一、西鄉隆盛進京記:派系鬥爭中不斷尋求政治平衡的政府抉擇

政變,其實質是政府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簡單的把政變理解為圍繞著政府權力的鬥爭。那麼我們先來看看明治六年政變前日本明治政府的政治格局。

眾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是通過變法派通過倒幕運動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建立的,在倒幕運動中,明治天皇是依賴於地方大名的擁戴才得以從德川幕府手中奪取國家權力。因此明治政府的根基是地方藩佐大名和支持天皇的公卿華族。在倒幕運動成功、明治政府取得國家政權後,土藩公卿聯盟的內部矛盾開始逐漸暴露。矛盾焦點便在於政府主導權的爭奪,其中又摻雜著複雜的藩屬派系關係。

明治政權初創,便已經歷“三職七科”、“二官六省”數次政治體制變革,政體變動是明治政府內部矛盾關係發展的外在表現,其實質是對政治權力這個大蛋糕的分配調整。至明治六年,政府內部矛盾關係逐漸趨於簡單,但也是矛盾更尖銳化的表現,具體表現為政權成立之初摻雜著藩屬地域聯盟的政治權力爭奪逐漸剔除掉其中的地域人際關係成分,即由“藩屬集團地域鬥爭形勢”轉向“以領袖為中心的人際派系鬥爭”。

簡而言之,如同中國歷史上唐代出現過的政治局面,唐初朝堂上的政權勢力是以關隴士族、山東士族等這種帶有明顯地域性色彩名詞命名的,隨著權力洗牌,到了中後期成為以某一核心領袖為中心的派系傾軋,如最著名的牛李黨爭。彼時明治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也發生瞭如此變化。明治政府在成立的六年間,其內部劃分完成了藩屬集團向人際派系的過渡。

明治六年這場政變的主角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我們向前追溯,西鄉隆盛是在明治四年抵達東京逐步進入權力中心的,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我們本文的主角之一登上政治舞臺的呢?我們繼續向前尋找歷史真相。西鄉未進京前,明治政府內部主導權掌握在以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兩人為首的派系手中(下文簡稱大久保派、木戶派)。當時政府中主要掌權人物大多屬於上述兩大派系,如我們歷史教科書中出現的日本出使歐美使團的領隊、在日本近代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大佬巖倉具視便親近於大久保派。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兩大派系圍繞政治權力的鬥爭雖然在諸省中均有體現,但主戰場則是在掌握有國家財政大權的大藏省。兩大派系為爭奪財政控制權彼此摩拳擦掌。由於木戶派人員眾多實力佔優,大藏省最終落入木戶派大隈重信手中,而更巧合的是大隈重信還是民部大輔(一把手),於是政權財權全都落入木戶派手中。奪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在派系林立的政局中,勢力膨脹的木戶派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明治政府也意識到了木戶派勢力過大的政治隱患,想要借調外部力量謀求政府內部的派系平衡;而此時恰好正處於推行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的緊要關頭,政府急需加強軍備。出於以上兩點考量,軍事才能卓越又極具政治威望的西鄉隆盛進入明治政府的視線,但西鄉隆盛此時對入京絲毫不感興趣。政府內部反木戶派進而尋求分化木戶派權力——將大藏省和民部權力分離。

政治嗅覺敏銳的木戶察覺到了反木戶派成為政府內部的主流,因此首次高調提出徵韓論,企圖轉移內部矛盾。在政治圈子混的人哪個不是人精,木戶的小九九被看穿打斷,徵韓論遭到激烈反對,大藏省和民部省最終分離,此事木戶派在政治鬥爭中落於下風。

政權轉移到大久保派手中,大久保利通趁勢謀劃政治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此時木戶派雖然勢力大為削弱,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久保依然不敢小覷,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構想前,大久保與木戶實行會談,將政府權力再次劃分——剝離出工部省交由木戶派管理,釋放出了足夠的誠意,木戶因此答應不在其政治行動中搞小動作。

而在大久保加強中央集權的構想中,廢藩置縣是極為重要的一步,必須有足夠的武力保障,想要順利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將日本軍界大佬西鄉隆盛拉入政府;西鄉隆盛與大久保政見素來不合,西鄉隆盛進入政府必然能對大久保形成掣肘,木戶因此也同意將西鄉拉入政府。各懷心思的政治派系在西鄉隆盛進入權力中心這件事上達成共識。本文的三大主角之一西鄉就這麼機緣巧合的進了京。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二、政治舞臺中心的西鄉隆盛:獲得權力的代價是陷入政治危局

利用西鄉的威望,大久保利通開始推行自己的廢藩置縣政治抱負。可是協助大久保完成三藩獻兵的西鄉總要在京城找個事兒做,如何安置西鄉隆盛成為大久保需要考慮的大事。大久保首先詢問了西鄉隆盛對當前的政治看法,西鄉隆盛的觀點是建立政府核心,保證政出一途。出於這種想法他希望木戶能單獨擔任參議,以推行參議責任制,推動政府高效運轉的同時,避免改革過程中出現參議因責任問題出現更迭導致省內政務權力陷入混亂的局面,出於尋求西鄉支持自己政治改革的目的,大久保利通支持西鄉隆盛的政治觀點。但木戶派反而舉棋不定,不明白西鄉隆盛為什麼把這個肥肉送到自己嘴邊。木戶派與西鄉進行洽談,瞭解西鄉的政治構想後,經過各方勢力的博弈,最終決定由西鄉和木戶共同出任參議。而為了制衡木戶,大久保出任大藏卿,與木戶派的大隈共掌大藏省,兩大派系保持平衡。

由於西鄉隆盛與木戶孝允走的近,雙方成為友好派系,你來我往一來二去,為增強自身政治實力,西鄉和木戶擔任的參議擴展為四人,西鄉派與木戶派各佔兩人。遭到了大久保利通的強烈反對,但面對佔據優勢的西鄉隆盛與木戶孝允聯盟,也只能被迫接受。

在政治權力主導權爭奪中處於下風的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集團被迫選擇其他途徑爭奪權力——出訪歐美調研。希望利用外交成果增強己方政治威望;此外由於倉促廢藩,日本國內政局陷入困頓,巖倉具視與大久保還希望利用西鄉隆盛不善理政的弱點消耗其政治資本,打破不利的政治困局。

打著這樣的小算盤,巖倉與大久保加入出洋使團。同樣不想陷入國內政壇泥沼的木戶陷入糾結,出洋可以避開困局,可是假如長期在外,政治主導權全部落入西鄉手中,自己將成為局外人;和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二人不同,兩人在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正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們可以一走了之,但木戶派此時在政府中是與西鄉派平分秋色,木戶因為此種擔心陷入糾結。為了解決心中的疙瘩,木戶再次與西鄉洽談,約定木戶出洋期間,政務、文武官員一概不得變動。處理完這些,木戶安心的踏上了歐美之旅。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三、各懷鬼胎的派系大佬們走向聯合——推倒西鄉派

木戶與大久保出走後,西鄉在國內已成為獨一無二的旗幟。但他長於軍事、不善行政。雖然手握大權,可在處理廢藩置縣的具體政務時卻只能依賴於木戶派重要人物井上馨、大隈。井上是個有點摳的政治家,面對各省推行改革帶來了巨大的開支,他一味削減預算,導致大藏省與其他省間矛盾激化。彼時各省爭端只能通過參議與省大臣間交涉,不善政務的西鄉手忙腳亂,政務處理效率低下。為了改變這一困局,三職會議決定將各省大臣吸收進參議中,以便於協調政務、緩和大藏省與諸省矛盾。然而沒想到事情的發展脫離了原本的軌跡,由加強各省協作的目的推行的參議拓展,演變為各省施壓縮減大藏省權限的方向。

為了擺脫財政危局、解決諸省關係惡化的問題,西鄉隆盛開始謀求太政官職改革。明治六年四月十九日,在西鄉的主導下,大藏省的預算編制、內外債募集及兵制等相關權力被移至正院。此次官制改革中,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之處:首先正院是屬於西鄉派的勢力範圍,改革雖然在憲政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同時也擴張了西鄉派的勢力,於公有利,於私,也許西鄉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其次,將參議從擁有輔佐天皇資格的三職中剔除,轉為掌握機務談判的內閣負責人。參議獲得了內閣會議的表決權,達到通過內閣多數控制政治權力的目的。但這引起天皇輔臣三條和巖倉具視的強烈反對,促進了兩人與大久保、木戶派在政變中走向聯合。

在官職改革引發的認識變動中,司法省新任司法卿江藤在擴張司法省權力的政務行動中拉開政治鬥爭序幕。大藏省由於和各省矛盾激烈,受到群起攻訐,負責人井上馨被人抓住私相授受的把柄,在司法省的詰問下被迫去職。同屬於木戶派、一直掌握政府軍務實權的山縣有朋也被司法省追查的山城屋和助事件牽連,被罷免。木戶派的實力大損。而西鄉隆盛接任近衛都督,掌握了軍政大權。此時的西鄉派對於各方政治勢力而言是首要威脅。面對共同的政敵,木戶派、大久保派及其他重臣開始走向聯合。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四、徵韓論:各方政治派系大決戰的導火索,西鄉黯然身退

明治六年,由於朝鮮對日本的輕視,大久保派趁機提出武力征韓。但遭到西鄉派的強烈反對。西鄉隆盛表示希望自己能擔任入朝大使,依軍威威懾,達到不動用武力簽約的目的。上文已經提過,木戶派曾經在與大久保派爭權奪利時,也提出過徵韓論,因大久保派堅持內治為先無疾而終。而此次極力支持徵韓論的正是曾經力主內治為首的大久保派。所謂的政治不過如此,出現這種矛盾轉變,無非是政治手段的博弈,大久保派希望通過徵韓獲取政治資本,而西鄉派則堅持內治鞏固其政治優勢。西鄉派風頭正盛,如果此時再取得外交上的勝利,則必能奠定政府領導地位。但遭到太政改革中權利受損害的三條大臣反對。出使朝鮮的提議被暫時擱置。

可爭議並未擱置多久,在木戶孝允回國後,並未能復任參議。於是西鄉派主導內閣通過了派遣西鄉隆盛出使朝鮮的決議,可以看出此時西鄉派已經在內閣會議中佔據多數取得了領導權。決議的通過促使大久保派與木戶派走向聯合,加上天皇輔臣三條、巖倉,西鄉派面臨各方勢力聯合攻訐的的不利局面。而西鄉派雖然暫時勢力龐大,但根基並不牢固,真正追隨西鄉的僅有部分薩摩藩籍人員及板垣、江藤、等人。西鄉的徵韓論實際上敗局已定。

九月十三日巖倉回國後迅速著手聯合各方政治勢力,準備與西鄉派一決高下。巖倉首先力勸三條委任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重回參議之列。之後利用伊藤博文出洋時與大久保形成的親近關係加以籠絡,促成天皇重臣與大久保、木戶的三方聯合。

政府中的政治牆頭草黑田等騎牆派嗅到一絲決戰氣息後於此時倒向以大久保、木戶與巖倉具視為首的三方聯合,至此明治六年政變中兩大政治鬥爭集團徹底劃清界限。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雖然三方聯合氣勢洶洶,但內閣中西鄉派參議人數依然佔據優勢,因此派遣西鄉出使朝鮮的決議最終還是得以通過。但大久保立刻向天皇提出辭表,之後巖倉、木戶等參議均上表請辭。此時天皇輔臣三條已然被拉入巖倉的三方聯合,便跟隨三方遞交辭呈的腳步稱病不出,巖倉被推舉代理太政大臣。巖倉在代理太政大臣後,便向天皇上奏,“十七日夜太政大臣第二次來 具視處將情由委曲相告,直言深悔前議。十八日拂曉,同氏病將發之際遣人來具視之第送達任國之大事之意見,惶悚不堪謝其旨,告之能再執事。”將三條的進言轉述天皇后又極力表明自己反對西鄉出使朝鮮的政治主張,彼時明治政府大半重臣或病或辭,政府已經處於半停擺狀態。

在收到巖倉具視的上奏後,天皇最終下決議,延期派遣使者出使朝鮮。西鄉出使朝鮮的提案在三方完美的配合下流產。認清形勢的西鄉隆盛被迫提交辭呈,巖倉具視以代理太政大臣的身份接受了西鄉的辭呈,但為了安撫政局,避免出現軍隊暴亂,還是保留了西鄉隆盛陸軍大將的軍銜。隨後,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重新走上政治中心。明治六年這場政治劇變最終以西鄉隆盛黯然退場而告終。

五、政變尾聲:大久保政治體系確立,加速日本近代化腳步

西鄉退出權力中心後,大久保憑藉其政治威望以及在與西鄉派鬥爭中與木戶派伊藤博望建立起的親密關係,完成了對大久保派與木戶派兩大政治派系的整合。並通過鞏固巖倉具視與三條的關係,形成以內務省、大藏省、太政官制為核心被稱為大久保體制的政治體系,一掃政變前紛亂複雜的政局,構建起平衡穩定的政治關係。這種權力結構一直穩定至1885 年日本近代內閣組建。

明治六年政變,實質是日本政壇派系整合,藉此初創大久保利通體制

明治六年政變,看似是由於徵韓論引起的分歧,實則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政壇派系鬥爭不斷激化演變至不可調和地步的爆發。三宅雪嶺有一針見血的評價: “留守派概為努力,著手於新經營,執行其頭目西 鄉之提議,欲動兵於海外。大使一行百餘人費鉅萬之金,空於賞歐美之花月而歸,一行之首腦不免背上政 治之致命傷。木戶及大久保不問遣韓使之是非,為維持政治之生命不得不向留守派示其為一大勢力。西 鄉之成功意味著木戶及大久保之失敗,抹殺後者之失 敗之要在於抹殺前者之成功。於巖倉之洋行派,猶如三條於相國之留守派之關係,責任可由下屬負責,巖倉不安於三條之名義,認為木戶及大久保之成敗直與自身成敗相關,與留守派決勝敗,欲明示自身不辱使命也。”

派系力量在政治過程中嚴重失衡導致政治鬥爭不斷,嚴重影響了志在革新的明治政府行政效率,消耗了大量精力,是日本政治走向近代化、改革求強的一大阻礙。在這場政治派系大決戰後,日本政壇派系得以整合,明治政府內部得以集中力量加快其近代化腳步,政變形成的權力結構不僅影響了近代日本政治走向,也為日本迎難而上崛起成為東亞強國營造出良好的政治環境,奠定下近代日本政治權力構建的根基。


參考文獻:

1、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2、吳於廑《世界史》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