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原文标题《和平难至，“双包案”困扰阿富汗》，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与美国和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同步发生的总统“双包案”，使得协议涉及阿富汗政府的内容根本无法有效履行。结束“美国最长的战争”，变得更像是特朗普为争取连任抛出的烟雾弹，而真正的和平还远未到来。
2002年11月14日，在帕克蒂亚省的亚耶赫凯尔，一名阿富汗牧民旁观美军第82空降师的巡逻队在当地市集执行警戒
当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2013年10月报名参选阿富汗总统之时，人们对这位曾经的“亚洲最佳财长”寄予了厚望。在美国求学、工作超过30年的加尼，拥有阿富汗政治家中罕见的开阔视野和国际资源；远离部落纠葛以及派系斗争的立场，又使他不至于陷入葬送了前总统卡尔扎伊的贪腐指控。观察家期待他能挽回国际资本对重新陷入停滞的阿富汗经济的信心，却不曾料到加尼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就失去了大部分国民的信任，并且和副总统杜斯塔姆展开了经久未息的权力斗争。分裂的乌云重新积聚到了喀布尔上空。
2020年3月9日，70岁的加尼在喀布尔城堡宫（Arg）再度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但在这一天，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自称阿富汗国家元首的人——现任政府CEO、也是加尼最大的竞争对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同样在北部的萨尔普勒省自封为总统，并任命了效忠于他的平行内阁。而在南方的开伯尔山口附近，塔利班组织领导人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在事实上统治着阿富汗大约15%的领土，并继续指挥旗下的部队在昆都士省和赫尔曼德省发动军事进攻。总统“双包案”牵制了政府军控制区大部分居民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几乎忘记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已经在10天前达成，并且和阿富汗的未来前途密切相关。
2020年2月2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与塔利班高级代表毛拉·阿卜杜·哈尼·巴拉达尔（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在同一份和平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宣告以“9·11事件”为导火索的美国侵阿战争开始走向尾声。根据协议文本，美国承诺在135天内把目前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美军数量由1.3万余人减少至8500人，并关闭5个驻阿军事基地。倘若塔利班方面信守承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在14个月内完全撤出目前进驻阿富汗的军队，并在2020年8月底之前结束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塔利班则承诺将完全禁止国际恐怖组织“基地”在其控制区内的活动，并参加3月10日起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与阿富汗政府方面的谈判。特朗普为此专门致电巴拉达尔，并宣称两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流。
在2019年大选中宣告连任成功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然而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协议，它只是“为阿富汗带来和平”（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的漫长努力的序曲。加尼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塔利班拒绝承认喀布尔政权的合法性，加尼也难以组成一个兼容国内所有主要党派的代表团。但协议文本中却包含有要求喀布尔当局履行的条款：它承诺加尼政府会在3月10日奥斯陆和谈开始前，释放目前仍处于监禁状态的5000名塔利班成员，以交换被塔利班俘虏的1000名政府军官兵。但加尼在3月1日的声明中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宣称“释放囚犯是由阿富汗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决定的”，“交换俘虏应当构成和谈的一部分，而不是开启和谈的先决条件”。两天后，塔利班恢复了对赫尔曼德省政府军目标的进攻，美军则出动驻坎大哈机场的飞机空袭了塔利班部队，持续10天的停火宣告结束。此时距离特朗普那通“非常好”的电话，刚刚过去几个小时。
3月10日，内忧外患中的加尼签署了一项特赦令，宣布将从3月14日起，以“承诺不再与政府军对抗”为前提，释放1500名在押的塔利班俘虏。同一天，第一批美军开始象征性撤离巴格拉姆基地。但塔利班新闻发言人沙欣随后在Twitter上放话称，除非获得特赦的俘虏数量达到协议承诺的5000人，否则该组织不会参加奥斯陆谈判。距离塔利班在南部省份进行的例行春季攻势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来自美方的暗示和“双包案”的压力使得加尼越来越缺少周旋空间。而对特朗普来说，撤军的承诺远不像它看上去那样艰难——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个月2016年12月，美国驻阿富汗的武装人员数量恰好是8400人；换言之，在协议规定的前135天，美军只须将驻阿军队人数控制在特朗普刚上任时的水平。而一旦特朗普在11月如愿连任，随时可以中止履行承诺。在阿富汗超过40年的战乱中，2020年很难成为和平的开始：它更有可能只是一段插曲。
2020年3月2日，在阿富汗拉格曼省的阿林加，一群塔利班士兵欢庆美塔双方达成和平协议
名不副实的“撤军”
2020年2月29日签署的这份和平协议，源头可以追溯到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与塔利班代表在多哈的会面。作为塔利班组织和欧美国家之间自诩的“中立势力”，卡塔尔政府从2011年起即许可塔利班在多哈建立办事处，并在当地与美国官员展开谈判。美方释放的被俘塔利班高级官员也会首先被送到多哈，由办事处负责接收。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方面继续强化对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控制，另一方面任命出生于阿富汗的哈利勒扎德为国务院和解问题特使，由他前往多哈主持对塔利班的谈判。在小布什时代担任过美国驻阿富汗和伊拉克大使的哈利勒扎德，以随机应变、善于妥协著称，与外界视为“鹰派”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形成了鲜明对比。为表诚意，美方还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释放了2010年2月在卡拉奇被捕的塔利班组织高级领导人巴拉达尔，将后者送至多哈、出任当地办事处主任，并作为塔利班方面事实上的首席代表加入对话和谈判。
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12月，哈利勒扎德与巴拉达尔在多哈举行了至少四轮直接谈判。同一时期，塔利班代表还出现在莫斯科和北京，与俄中两国政府交换了意见。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美国终于在协议文本中就撤军时间问题做出了承诺；与“基地”组织切割之后的塔利班，则有望在阿富汗实现政治地位合法化。
然而仔细检视协议涉及撤军问题的细目，便可发现其中存在诸多名不副实之处。若从实际进度看，在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执政期间，进驻阿富汗的美军在绝对数量上已经出现下降趋势。2009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为期三年的“在阿行动本地化”计划，宣布将从2011年夏天起逐步把大部分辅助任务移交给阿富汗国民军以及民间国防承包商负责。为此，美国在2009年一度将驻阿部队增加到8.8万人，以摧毁塔利班在关键地区的进攻能力。2012年7月至9月，第一批2.3万名美军官兵撤离阿富汗。2013年11月美阿两国达成新的双边安全协议后，撤军进程开始加快：2014年12月，美军和“北约”部队将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基地移交给阿富汗国民军，此后仅在阿富汗境内保留9800名美军官兵和大约3200名其他“北约”成员国武装人员。到奥巴马卸任时，在阿美军数量已经进一步下降至8400人，驻扎在喀布尔、坎大哈、巴格拉姆和贾拉拉巴德四个主要基地中。
以此观之，尽管总数超过18万人的阿富汗国民军（ANA）在实战中的表现始终低于预期，但美军凭借不足8500人的基本部队加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空中侦察和打击能力，已经足够完成有效遏制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等敌对势力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的任务。反倒是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任之后，在阿富汗增加部署了4000多人一线部队以及可观的空中打击力量。换言之，即使美方按照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的135天内将在阿美军数量降低到8500人，撤走的也只是2017年之后新增的部队数，而这部分人员缺额可以通过增派无人机以及民间国防承包商（目前总数在2.7万人左右）加以弥补。更何况从美国国防部2019年夏天公布的文件看，在阿的1.3万名美军中仅有5500人属于一线部队，另有8500人系阿富汗国民军聘请的顾问和训练人员。减少非一线的军事顾问和文职人员数量，同时进一步强化驻扎在重点地区的作战部队的实力，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而其他“北约”国家在阿富汗也有8500余名驻军，可以作为补充。
从实际效果看，2019年全年塔利班虽然依旧发动了例行的春季攻势，并在喀布尔等地制造了多起针对政府军目标的自杀式爆炸行动，但在实控领土上并未出现显著增加。目前全国由该组织稳固统治的只有毗邻巴基斯坦的西南边境以及法拉、古尔、赫尔曼德三省交界地带，总面积不及阿富汗领土的15%。另外在全国大约30%的地区，塔利班及其盟友与政府军处在时断时续的交战状态。而在喀布尔、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四大主要城市及其周边，中央政府的统治相对较为稳固。换言之，全国人口最集中的半数领土毕竟处在政府军控制下。即使美军减少目前驻军数量的1/3，在2020年之内也不至于造成政权易主的尴尬局面。
而特朗普需要的，恰恰只是2020年这个时间窗。第一批4500名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期限，恰逢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以“撤军”作为话题，特朗普自可吸引到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以及军人家属对他的支持，进而发起针对民主党阵营的舆论战。而一旦他在11月的大选中如愿连任，是否继续履行协议的剩余部分完全可以再议——以撤军为杠杆，美方向塔利班提出了中止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与“基地”组织做切割以及和阿富汗政府展开和谈这三项要求，其难度之大，断然不可能在14个月内完成。而一旦阿富汗境内再度出现因塔利班行动导致的美军伤亡，特朗普自可如2017年时一般，拒绝执行协议并重新增兵。
更何况，作为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族群冲突、经济崩溃的产物，塔利班组织的出现，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多达数百万的逃亡难民有关。该组织控制阿富汗南部以后，为维持军费供给，长期种植罂粟并进行毒品贸易，引发联合国反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的高度关注。而美塔双方签署的协议，除去涉及军事、政治等“硬”问题外，对更加棘手的难民和毒品问题几乎只字未提，显然不能说是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对与阿富汗和平问题存在密切关联的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美国方面也不曾认真听取过意见。这些都意味着过于简单粗疏的协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需要大量的补充和修正，也有赖国际社会的全方位协助。
原阿富汗政府CEO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大选中落败后，拒绝承认计票结果，于3月9日自行宣布就任“总统”
“双包”总统
对喀布尔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来说，被完全排除在美塔谈判之外、甚至沦为协议的被动执行者，无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早在2007年，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提出了与塔利班实现和解的计划，并在巴基斯坦境内与塔利班代表进行了接触，但在美国政府的反对下流产。当时塔利班要求以外国军队撤离并承认该组织的合法地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难以接受，接触遂只能搁置。到了2018年春天，加尼总统首度提出愿意和塔利班展开“无条件和谈”，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党并释放被俘的塔利班成员，这是美国侵阿战争开始以来塔利班获得过的最宽松的条件。喀布尔当局抛出的橄榄枝，很快成为美塔双方展开一系列接触的契机。但加尼在维持政府内部的团结方面遭遇了极大阻力——2019年4月29日，阿富汗中央政府在喀布尔召开了为期四天的支尔格大会（部落领袖会议），试图凝结全国共识，并组建一个容纳了各大政党成员的代表团前往多哈，但以失败告终。此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开启了与塔利班的对话，不再将加尼政府视为和谈的当然成员。
正如特朗普企图将与塔利班的协议当作谋求连任的手段，在和谈问题上，加尼也有他的“选举经”。阿富汗新政权建立以来，“国际派”与“北方联盟派”候选人的竞争一直是历次总统大选的基调。由上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军阀组成的北方联盟，虽曾协助美军将塔利班赶出喀布尔，但在美国国务院眼中始终是形象不佳的旧势力。从2004年开始，支持其他政治派别与北方联盟相抗衡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方针。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北方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前外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得票率高达45%，而美国支持的加尼只有31.56%。不过因为两人均未获得半数以上有效选票，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联合国观察员证实，在第二轮投票中出现了广泛的舞弊和计票误差现象，导致被宣布落败（第二轮得票率44.73%）的阿卜杜拉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此时美国国务卿克里直接介入，亲自安排了与加尼和阿卜杜拉的闭门会议，承诺为后者设立一个政府CEO的新职位，并在内阁成员安排上拥有50%的决定权，这才换取了加尼如期就职。
2019年，阿富汗再度迎来总统大选。面对志在必得的阿卜杜拉，意图连任的加尼开始采取新策略。在当年3月底赫尔曼德省民众发起千里徒步情愿、呼吁政府与塔利班开启谈判之后，和平问题已经成为阿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加尼的策略是将和谈与大选捆绑起来——倘若能在大选投票日之前抢先与塔利班达成初步协议，击败阿卜杜拉就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但要和塔利班举行谈判，必须首先争取政府内部其他各派势力的意见。因此在4月初，加尼单方面以“安全问题”为由，将原定于4月20日举行的总统大选投票推迟到了7月20日，随后在4月29日召开了支尔格大会，邀请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全国所有政党和部落派出代表参加。
2018年12月16日，在阿富汗洛加尔省莫格凯尔村附近的训练营，一群国民军士兵正练习向空中巡逻的直升机发信号
此次会议期间，我在喀布尔旁观了整个过程，并与支尔格大会主席赛义夫、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前驻英国大使瓦利·马苏德及其家族有过直接接触。我获得的突出印象是：加尼企图借和谈争取连任的动机被各大政党早早看穿，他们在大会上发起了对政府的攻击，要求按照各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以及“历史贡献”分配前往多哈谈判的代表团的席位，拒绝接受加尼政府给出的方案。塔利班方面虽然不曾参会，但在会场外也大做文章，公开声明“除非解散目前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国民军，重建一支阿富汗人自己的军队，否则谈判不会开始”，加尼当然无法在这一问题上松口。大会持续了四天，最终仍以无法达成任何共识而告终。
从5月初到7月，形形色色的场外交易和勾兑在政府军控制区继续进行。希克马蒂亚尔、赛义夫等政客甚至单独派出代表前往卡塔尔，绕过加尼政府与塔利班做直接接触。大选投票日则被再度延后，从7月20日直接顺延到了9月28日。直到8月初，阿富汗政府才勉强拟定出一份总数超过450人的庞大名单，迁就了几乎所有政党和势力。但此时塔利班方面已经察觉：与其和这个臃肿迟缓的代表团展开漫无边际的对话，不如直接与美国方面达成有实际价值的协议，再由美方强加给阿富汗政府，如此便可绕过向加尼当局让步这一环节。美国国务院也不满于加尼政府形成共识之迟缓，决定将后者踢开。一场中央政府缺位的和谈随即开始。
9月28日，再三推迟的大选投票终于举行。由于政府加入美塔谈判失败造成的影响，这是阿富汗实现政权更迭以来投票率最低的全国性选举：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IEC）公布的数据，966.6万登记在册的选民只有182.4万人行使了他们的投票权，实际投票率不足19%。素来遭人诟病的计票过程更是经历了一系列波折：IEC公开承认出现了入侵委员会服务器的互联网黑客攻击以及针对数据库的破坏行动，公布得票结果的日期两次遭到推迟。直到12月22日，IEC才宣布加尼以50.64%的得票率连任成功，阿卜杜拉则得到了39.52%的选票。后者拒绝承认这一结果，要求重新点验：按照阿卜杜拉阵营的看法，加尼的实际得票率并未过半，有必要进行第二轮投票。2020年2月18日，IEC再度确认加尼获得了有效选票的半数以上，应当视为胜选。四天后，阿卜杜拉在萨尔普勒省任命了他的“平行省长”。随着两人先后宣布就职，总统“双包案”成为事实。
无人喝彩的选举以及两个总统并立的闹剧，可以视为阿富汗经久不息的国内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距离新《宪法》颁布已经过去16年，在这个山地之国非但不曾诞生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反而有重演90年代的军阀混战之势。无论是把和谈当作选举工具的加尼，还是出身北方联盟阵营的阿卜杜拉，都有自己的个人考虑。3月9日就职仪式之后，加尼立即迫不及待地废除了政府CEO这一职位，等于彻底推翻2014年美国调解的结果。两人恐怕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才能重新和解。
在喀布尔的一处加油站，女司机帕丽莎和梅赫雅宾正在为专门负责接送女性上下班的“粉红巴士”加油
“南越化”会出现吗？
尽管阿富汗政府被排除在了和平协议之外，但3月10日交换俘虏计划流产的现实证明：或许加尼当局并不具备影响美塔谈判的能力，但只要他们拒绝配合，协议文本载入的大部分条款都将无法兑现。塔利班方面希望由美国来完成对阿富汗政府施压的举措，自己则可坐收渔利；但无论是交换俘虏还是接收美军撤出之后的治安区，主动权都在喀布尔一方。协议规定的在塔利班和阿富汗各党派之间举行的进一步会谈，被美国视为检验塔利班履行协议诚意的重要风向标。即使是特朗普，也不可能容忍塔利班在整个2020年观望等待。
自“二战”结束以来，有两次大规模局部撤军可以作为美国侵阿战争的参照系：其一是1973年《巴黎和平协约》缔结之后美国从南越的撤军，其二是1989年苏联主动结束历时10年的入侵阿富汗战争，完全撤出军队。以上两次撤军都是以超级大国主动转向战略收缩作为契机；撤军完成之后，南越和阿富汗的原有政权仅仅维持了数年就被推翻。这正是塔利班一方希望实现的目标：直到今天为止，塔利班阵营依然拒绝承认2004年之后存在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独立性，坚持宣称自己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一名称甚至被载入了和平协议的正式文本）才是全国唯一的合法政权。签署协议对他们而言是一项以退为进的策略：倘若美军真能在14个月内完全撤离，解决陷入分裂的加尼政权会是远为轻松的任务，届时赢家自可通吃。
但和当初的越南以及30多年前的阿富汗相比，塔利班的计划实现起来难度要大得多。1973年美军开始从越南半岛撤出之际，南越军队主力已经在1972年的春夏攻势中遭遇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主动进攻能力。以苏联为依托、物资和人力都更加充裕的北越兴师南下，自是势如破竹。而1989年苏军完全撤出阿富汗时，纳吉布拉傀儡政权仅能控制包括首都在内的少数大城市，全国大部分领土已经落入“穆贾希丁”（抗苏宗教游击队）之手。饶是如此，纳吉布拉凭借少量短程弹道导弹和装甲部队，依然继续支撑了两年半。相比之下，今天的塔利班在军事上已经处于高度地方化的状态——在创始领导人奥马尔毛拉患病死去、继任者曼苏尔被美军炸毙之后，听命于新领导人阿洪扎达的仅剩下以赫尔曼德省为中心的一小块地区，尼姆鲁兹省则宣誓效忠了一位地方领导人拉苏尔。尽管名义上属于该组织的战斗人员增加到了6万人，但实控领土并未出现增加。
在奥巴马执政末期，随着在阿美军数量的减少，塔利班旗下的部队在总人数上一度呈现复苏之势。不过若以实控领土为尺度，则2016年之后该组织几乎未曾取得任何进展，始终停留在完全占领不足15%的疆域、在另外30%对政府军构成威胁之势。2019年全年，为配合特朗普的外交攻势，美军在阿富汗境内的空袭规模达到最近15年来的顶峰，不仅使塔利班在当年夏季的局部攻势以损兵折将而告终，连在大城市实施自杀式爆炸的频率也出现了下降。随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2015年之后的崛起，塔利班领导人惊讶地发现该组织在普什图裔激进分子中的影响力隐隐已有后来居上之势。重夺中央政权在短期内既已丧失可能，及时止损、与美国缔结和约，争取在未来的阿富汗政权中拥有一席之地，遂成为更现实、也更经济的选择。
对2020年的特朗普来说，与塔利班缔结和约时的形势更近似1968年的越南：通过调整部署以及强化空中力量优势，美国依然具备迫使对手接受于己有利的条件的能力。恐怖主义的阴影依然在全球时隐时现的现实，也意味着美国国内、尤其是政坛的反战情绪远远不及越战时期。但一纸不够牢靠的和约距离真正的和平到来仍有相当差距：即使加尼政府全力配合、塔利班领导层也暂时约束敌意，美国依旧无法左右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对该国政局施加的种种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设在巴阿交界地带的一系列难民营即成为阿富汗诸多激进派武装招募新兵的总后方，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更是直接武装和援助了阿富汗的多股政治势力。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塔利班组织最高理事会甚至直接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边境城市奎达（Quetta）附近，并在美国的数次无人机空袭中曝光。考虑到阿富汗境内不仅存在类似塔利班这样的本土反政府武装，隶属“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的外籍武装人员数量也相当可观，要彻底根除恐怖主义这一毒瘤，周边国家的一致行动无疑至关重要。
而拥有3220万人口的阿富汗，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深陷在爆炸和冲突不断的“准战争”中。这个中亚国家在2019年迎来了独立100周年纪念日；在它一个世纪的现代史中，有超过40年是处在与和平绝缘的状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阿富汗公民的识字率仅为38.2%，全国超过75%的女性一生中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对他们来说，停战创造的仅仅是希望的起点，未来还在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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