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來香》悠揚曼妙的歌聲響起，你的腦海裡會浮現誰的名字？是鄧麗君、張學友、還是周星馳？
又有多少人知道，這首歌的原唱其實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日本人。
李香蘭，這位40年代上海灘風光無限的明星，如今已經很少被人提起。
在這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名字的背後，卻藏著一個千真萬確的日本女孩。
她的父親山口文雄因仰慕中國文化，早年來到中國「滿鐵」（日本傀儡政權的公司）任職，她也因此在中國出生。
她的原名叫山口淑子。
全家福，個子最高的女孩是山口淑子
1932年中秋，12歲的山口淑子在睡夢中被搖醒——三千餘名無辜的中國百姓被日軍屠殺，兒時最好的玩伴也在慘案中死去。
在歷史上，這一天叫“平頂山慘案”。
而淑子的父親由於平時喜歡幫助中國人，被懷疑“通敵”，遭到了日本憲兵的逮捕。
洗清嫌疑後，山口一家還是不得不遷居奉天（今瀋陽）。
在這裡，淑子認了父親的中國同學李際春為養父，於是便有了牽絆她一生的中國名字——李香蘭。
自此，李香蘭開始了她“身份割裂”的前半生。
13歲時，她因長相與歌喉俱佳，在奉天廣播電臺唱歌，初露頭角。
中學畢業後，李香蘭在北平翊教女中唸書。
由於她的一口京腔非常標準，大家以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
少女時期的李香蘭
有一次，她受邀去參加一個聚會，結果卻發現那又是一場聲討日本侵略者的集會。
領頭的學生髮問：“日軍捏造了偽滿洲國，從東北在向這裡逼近。假如日軍越過北京城牆打進來了，大家都怎麼辦？”
輪到李香蘭回答時，她一時不知所措，最終答道：“我，站在北京的城牆上。”
大家熱烈鼓掌。
她後來在自傳裡還原了那一刻，“站在城牆上，從外面飛來的是日本炮火，從城牆裡面打來的是中國鉛彈，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子彈都能打中我，我會第一個死去。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
18歲那年，會說一口流利北京話的李香蘭被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選中，開始了7年的演員生涯，在日後成為了偽滿洲國頭號巨星。
她在滿映拍的“大陸三部曲”——《白蘭之歌》、《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讓她在電影圈聲名鵲起。
不過，她所扮演的都是同一種角色。
就像《紐約時報》總結的那樣，“一個備受欺凌但非常美麗的中國女人，一開始蔑視一個英俊的日本水手或士兵所提供的幫助，之後愛上了他。”
她所拍攝的這些電影，不過是日本戰時政策的“糖衣炮彈”，企圖消磨中國人的抗戰意識。
日本政府為了包裝自己不恥的侵華行為，藉助滿映把李香蘭徹底塑造成了一箇中國人。
《白蘭之歌》首映海報上對她的介紹是：“出身名門，就讀於北京的日本學校，故而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是極具代表性的中國美女。”
對於日本軍方的政治目的，年少的她並無多少察覺。
她的糾結更多在於生為日本人的自己卻要假冒中國人，以及被她視為母國的中國與被她視為父國的日本之間越來越緊張的局勢。
她在自傳《此生名為李香蘭》中敘述，走上影星之路有身不由己之處。
一開始，滿映的人找她參與電影拍攝時讓她給電影女主角做演唱配音，但等她到了片場才發現被安排的角色是女主角。
雖覺不妥，但當時懵懂的她還是按照滿映的要求拍了下來。之後，她的父母便做主代她和滿映簽了協約。
滿映當然知道山口淑子的日本身份，但他們喜歡李香蘭這個名字。因為可以配合電影的宣傳意義——偽滿洲國和日本親密無間。
1991年，在接受《波士頓環球報》採訪時，山口淑子說：“我覺得我是在為滿洲人民做好事。”
可與此同時，山口淑子心中的矛盾和痛苦也在日益深重。
“中國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騙了中國人。一種罪惡感纏繞著我的心，彷彿走進了一條死衚衕，陷入了絕境。”
在滿映期間，她逐漸意識到日本所宣傳的“日滿親善”的虛假。
在滿映內部，中國員工待遇明顯低於日本員工。在日本，中國人也未受到平等看待。
她回日本時，因為穿著中國衣服，而被同胞訓斥：“身為一等國民的日本人竟穿著三等國中國的衣服，你不覺得羞恥嗎？你還算是日本人嗎？”
在東京演出時，李香蘭身穿中式服裝演唱中國歌曲時，掌聲中不時傳來謾罵。這使她感到深深的悲哀：“不是為日本人錯把我當成中國人而歧視，而是祖國的日本人對我出生的中國———我母親之國的侮辱。”
電影劇照
滿映電影中的辱華色彩，讓中國人無法接受。
不過，真正讓“李香蘭”以演員的身份紅遍中國的，是電影《萬世流芳》。
這部上海中華電影公司和滿映合作拍攝的作品，是以林則徐禁菸為主題。
日本人自以為是地解讀成“對抗英美”，實則導演想借古諷今，鼓舞中國人的抗日士氣，在當時大受歡迎。
《萬世流芳》的大獲成功，給李香蘭帶來了更深的雙重身份的糾纏。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她被一個年輕記者叫住，質問道：
“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出演一系列侮辱中國的日本電影？你是中國人吧？你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到哪兒去了呢？”
面對這個尖銳的問題，她一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當時她非常想立即表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卻在沉默許久後回答：
“那時候年輕不懂事，犯了錯。我現在非常後悔，我在這裡向大家道歉，請大家原諒我。以後我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
這番回答得到了在場記者們熱烈的掌聲，但深深鞠躬的她在為自己而流淚。
身份割裂的悲哀，不曾放過她片刻。
戰事越發激烈，想要逃避到“李香蘭”中去是不能實現的，她終究是一個嚮往著富士山頭櫻花白雪的日本姑娘。
她在自傳中感慨道：
“我偶然間被身披‘戰爭時代’這件外衣的命運所操縱……待到察覺時，我已被夾在相互爭鬩的母國中國和祖國日本中間，拼鬥的火花濺滿全身。”深感痛苦的她在1944年主動和滿映解約。
此時，除了她身邊親友之外，中國依然無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1945年6月，她在上海灘最奢華的大光明戲院開獨唱音樂會。
票一早售空，2000個紅絲絨靠背座位的觀眾席座無虛席，目光、燈光從四面八方聚焦在她身上，當時她也唱了《夜來香》這首經典曲目。
那晚一襲亮紅旗袍站在舞臺中央的李香蘭，耀眼如星辰。
而三個月後，日本投降，李香蘭卻遭軟禁在上海虹口的收容所，接受調查。
一夜之間，那個大家口中那生得美、戲演得好、歌也唱得妙，紅遍中日兩國的“中國姑娘”，淪為了階下囚。
中國軍事法庭以她“身為中國人，協助日本拍攝侮辱中國的電影”，有“漢奸”嫌疑為由審訊她。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六個月中，她不斷從報紙上看到自己將被處以死刑的新聞。
報紙上一度刊出槍決她的具體日子——“12月8日，李香蘭將在上海國際賽馬場槍決”。
壓力、恐懼、焦灼、糾結，縈繞著她，等待審判的日子像一場漫長的日蝕。
李香蘭是日本人，這個原來被小心隱藏的秘密，此時成了極度需要證明的事實。
最終，是她的童年密友柳芭幫助她獲得了自己的出生證明——她是山口淑子，不是李香蘭。
日本國籍使她從法律上得以免除叛國罪，但一名中國法官在法庭上譴責她，“在理論上和道義上你是存在問題的。
你以中國人的藝名演的那些電影，在法律上雖不適用於漢奸審判，但本法庭認為是件很遺憾的行為。”
1946年2月，軍事法庭宣佈山口淑子無罪釋放。
她很快乘坐日僑的撤離船“雲仙丸”號去往日本。
出發那日，船漸漸開動，船上廣播開始播放《夜來香》——她在上海最為知名的歌曲。
李香蘭淚如雨下。
在歸國船上，很多人認出了她。大家請求她為大家開一場演唱會，她說：“李香蘭已經死了。今後我要做回山口淑子。”
50年代的李香蘭
回到日本後，以“山口淑子”名字活動的李香蘭並不獲得認可。
她開始以“新人演員”的身份踏足電影。
1950年電影《醜聞》劇照，黑澤明導演，李香蘭（左一）
1948年，接拍了回國後的第一部電影《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
這部電影裡，她首次嘗試吻戲。
這在當時社會思想保守的日本，實屬勁爆之舉。
此片果然走紅，讓她走出低谷，此後片約紛至沓來。
五十年代，她被邀請到香港拍戲，大家還是願意叫她“Ri Koran”（李香蘭）。
事業順遂的同時，她還收穫了愛情：她在紐約邂逅了藝術家野口勇，兩人定情結婚。
晚年她提起這段過往，說：“看上去一帆風順，是吧？不，人生極少有一帆風順的時候。”
五年後，她和野口勇離婚。
之後，她用工作療傷，接拍音樂劇，不料反應慘淡。
她事後回憶說當時自覺“生活上失敗，舞臺上也失敗”，“整整在床上躺了兩個禮拜”。
她後來在低谷期遇到了比她小8歲的年輕外交家大鷹弘，兩人墜入愛河。
但是，當時所有人都反對他們在一起。
山口淑子隨後用退出影壇表示了自己對這份愛情的決心。
1958年，兩人終成眷屬。
婚後隱退的山口淑子，在十年的家庭主婦的生活後又突然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裡。
1969年，她應邀擔任了富士電視臺節目《三點鐘的你》的出鏡記者——跑到越南、柬埔寨、中東前線採訪，報道動盪局勢、殘酷戰爭、難民生存狀況，對話阿拉法特、曼德拉等政要名流。
從明星到記者，這中間跨度可謂十分巨大。
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的共同聲明簽訂儀式，山口淑子參與了電視直播。
當看到周總理和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互相擁抱的時候，她扭過身去，背對攝像機開始哭泣——“我的祖國和母國終於握手言和。”
山口淑子的後半生一直致力於為中日友好而努力。
她是日本第一批承認日本在中國殘暴行為的知名人士，也一直倡導日本人正視歷史。
1992年，當她帶著歌劇《李香蘭》訪華時，曾經有民眾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來歡迎她。
這兩句詩，也出現在了不久前日本舞鶴市給我國捐贈的防疫物資上。
採訪過她多次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谷川建司說：“山口淑子戰後生活的充實度應該與她對‘李香蘭時代’的後悔程度是相平衡的。”
70歲時，山口淑子剖白說自己戰後曾重看當年拍過的“大陸三部曲”：“我眼淚流個不停，為自己的愚蠢和無知，看完三天三夜無法入眠。”
她說到：“一個被時代、被一種虛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夢醒來後能有機會對當時的行為進行反思和修正，是幸福的。”
中日建交後，她重新踏上“母國”的土地。
北京的城牆兩面已沒有交戰的子彈，她也已經成為中日友好的名片，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往。
如果說，這世上多數的傳奇如光芒般轉瞬即逝的話，她的傳奇則是一場曠日持久、在時光中累積意義的馬拉松。
2014年9月7日，94歲的山口淑子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
除了她廣為流傳的歌曲，“我要站在北京的城牆上”這句話也被很多人知道。
但在和平年代，已沒有人能真正體會這句話背後一個少女的糾纏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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