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来香》悠扬曼妙的歌声响起，你的脑海里会浮现谁的名字？是邓丽君、张学友、还是周星驰？
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
李香兰，这位40年代上海滩风光无限的明星，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起。
在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的背后，却藏着一个千真万确的日本女孩。
她的父亲山口文雄因仰慕中国文化，早年来到中国「满铁」（日本傀儡政权的公司）任职，她也因此在中国出生。
她的原名叫山口淑子。
全家福，个子最高的女孩是山口淑子
1932年中秋，12岁的山口淑子在睡梦中被摇醒——三千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被日军屠杀，儿时最好的玩伴也在惨案中死去。
在历史上，这一天叫“平顶山惨案”。
而淑子的父亲由于平时喜欢帮助中国人，被怀疑“通敌”，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
洗清嫌疑后，山口一家还是不得不迁居奉天（今沈阳）。
在这里，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李际春为养父，于是便有了牵绊她一生的中国名字——李香兰。
自此，李香兰开始了她“身份割裂”的前半生。
13岁时，她因长相与歌喉俱佳，在奉天广播电台唱歌，初露头角。
中学毕业后，李香兰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由于她的一口京腔非常标准，大家以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
少女时期的李香兰
有一次，她受邀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却发现那又是一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集会。
领头的学生发问：“日军捏造了伪满洲国，从东北在向这里逼近。假如日军越过北京城墙打进来了，大家都怎么办？”
轮到李香兰回答时，她一时不知所措，最终答道：“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大家热烈鼓掌。
她后来在自传里还原了那一刻，“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子弹都能打中我，我会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18岁那年，会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李香兰被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选中，开始了7年的演员生涯，在日后成为了伪满洲国头号巨星。
她在满映拍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让她在电影圈声名鹊起。
不过，她所扮演的都是同一种角色。
就像《纽约时报》总结的那样，“一个备受欺凌但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一开始蔑视一个英俊的日本水手或士兵所提供的帮助，之后爱上了他。”
她所拍摄的这些电影，不过是日本战时政策的“糖衣炮弹”，企图消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
日本政府为了包装自己不耻的侵华行为，借助满映把李香兰彻底塑造成了一个中国人。
《白兰之歌》首映海报上对她的介绍是：“出身名门，就读于北京的日本学校，故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美女。”
对于日本军方的政治目的，年少的她并无多少察觉。
她的纠结更多在于生为日本人的自己却要假冒中国人，以及被她视为母国的中国与被她视为父国的日本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她在自传《此生名为李香兰》中叙述，走上影星之路有身不由己之处。
一开始，满映的人找她参与电影拍摄时让她给电影女主角做演唱配音，但等她到了片场才发现被安排的角色是女主角。
虽觉不妥，但当时懵懂的她还是按照满映的要求拍了下来。之后，她的父母便做主代她和满映签了协约。
满映当然知道山口淑子的日本身份，但他们喜欢李香兰这个名字。因为可以配合电影的宣传意义——伪满洲国和日本亲密无间。
1991年，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山口淑子说：“我觉得我是在为满洲人民做好事。”
可与此同时，山口淑子心中的矛盾和痛苦也在日益深重。
“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在满映期间，她逐渐意识到日本所宣传的“日满亲善”的虚假。
在满映内部，中国员工待遇明显低于日本员工。在日本，中国人也未受到平等看待。
她回日本时，因为穿着中国衣服，而被同胞训斥：“身为一等国民的日本人竟穿着三等国中国的衣服，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还算是日本人吗？”
在东京演出时，李香兰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使她感到深深的悲哀：“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电影剧照
满映电影中的辱华色彩，让中国人无法接受。
不过，真正让“李香兰”以演员的身份红遍中国的，是电影《万世流芳》。
这部上海中华电影公司和满映合作拍摄的作品，是以林则徐禁烟为主题。
日本人自以为是地解读成“对抗英美”，实则导演想借古讽今，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在当时大受欢迎。
《万世流芳》的大获成功，给李香兰带来了更深的双重身份的纠缠。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被一个年轻记者叫住，质问道：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出演一系列侮辱中国的日本电影？你是中国人吧？你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呢？”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她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当时她非常想立即表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却在沉默许久后回答：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犯了错。我现在非常后悔，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
这番回答得到了在场记者们热烈的掌声，但深深鞠躬的她在为自己而流泪。
身份割裂的悲哀，不曾放过她片刻。
战事越发激烈，想要逃避到“李香兰”中去是不能实现的，她终究是一个向往着富士山头樱花白雪的日本姑娘。
她在自传中感慨道：
“我偶然间被身披‘战争时代’这件外衣的命运所操纵……待到察觉时，我已被夹在相互争阋的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深感痛苦的她在1944年主动和满映解约。
此时，除了她身边亲友之外，中国依然无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1945年6月，她在上海滩最奢华的大光明戏院开独唱音乐会。
票一早售空，2000个红丝绒靠背座位的观众席座无虚席，目光、灯光从四面八方聚焦在她身上，当时她也唱了《夜来香》这首经典曲目。
那晚一袭亮红旗袍站在舞台中央的李香兰，耀眼如星辰。
而三个月后，日本投降，李香兰却遭软禁在上海虹口的收容所，接受调查。
一夜之间，那个大家口中那生得美、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妙，红遍中日两国的“中国姑娘”，沦为了阶下囚。
中国军事法庭以她“身为中国人，协助日本拍摄侮辱中国的电影”，有“汉奸”嫌疑为由审讯她。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六个月中，她不断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将被处以死刑的新闻。
报纸上一度刊出枪决她的具体日子——“12月8日，李香兰将在上海国际赛马场枪决”。
压力、恐惧、焦灼、纠结，萦绕着她，等待审判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日蚀。
李香兰是日本人，这个原来被小心隐藏的秘密，此时成了极度需要证明的事实。
最终，是她的童年密友柳芭帮助她获得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她是山口淑子，不是李香兰。
日本国籍使她从法律上得以免除叛国罪，但一名中国法官在法庭上谴责她，“在理论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
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的那些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1946年2月，军事法庭宣布山口淑子无罪释放。
她很快乘坐日侨的撤离船“云仙丸”号去往日本。
出发那日，船渐渐开动，船上广播开始播放《夜来香》——她在上海最为知名的歌曲。
李香兰泪如雨下。
在归国船上，很多人认出了她。大家请求她为大家开一场演唱会，她说：“李香兰已经死了。今后我要做回山口淑子。”
50年代的李香兰
回到日本后，以“山口淑子”名字活动的李香兰并不获得认可。
她开始以“新人演员”的身份踏足电影。
1950年电影《丑闻》剧照，黑泽明导演，李香兰（左一）
1948年，接拍了回国后的第一部电影《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
这部电影里，她首次尝试吻戏。
这在当时社会思想保守的日本，实属劲爆之举。
此片果然走红，让她走出低谷，此后片约纷至沓来。
五十年代，她被邀请到香港拍戏，大家还是愿意叫她“Ri Koran”（李香兰）。
事业顺遂的同时，她还收获了爱情：她在纽约邂逅了艺术家野口勇，两人定情结婚。
晚年她提起这段过往，说：“看上去一帆风顺，是吧？不，人生极少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五年后，她和野口勇离婚。
之后，她用工作疗伤，接拍音乐剧，不料反应惨淡。
她事后回忆说当时自觉“生活上失败，舞台上也失败”，“整整在床上躺了两个礼拜”。
她后来在低谷期遇到了比她小8岁的年轻外交家大鹰弘，两人坠入爱河。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们在一起。
山口淑子随后用退出影坛表示了自己对这份爱情的决心。
1958年，两人终成眷属。
婚后隐退的山口淑子，在十年的家庭主妇的生活后又突然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1969年，她应邀担任了富士电视台节目《三点钟的你》的出镜记者——跑到越南、柬埔寨、中东前线采访，报道动荡局势、残酷战争、难民生存状况，对话阿拉法特、曼德拉等政要名流。
从明星到记者，这中间跨度可谓十分巨大。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共同声明签订仪式，山口淑子参与了电视直播。
当看到周总理和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互相拥抱的时候，她扭过身去，背对摄像机开始哭泣——“我的祖国和母国终于握手言和。”
山口淑子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为中日友好而努力。
她是日本第一批承认日本在中国残暴行为的知名人士，也一直倡导日本人正视历史。
1992年，当她带着歌剧《李香兰》访华时，曾经有民众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来欢迎她。
这两句诗，也出现在了不久前日本舞鹤市给我国捐赠的防疫物资上。
采访过她多次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谷川建司说：“山口淑子战后生活的充实度应该与她对‘李香兰时代’的后悔程度是相平衡的。”
70岁时，山口淑子剖白说自己战后曾重看当年拍过的“大陆三部曲”：“我眼泪流个不停，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看完三天三夜无法入眠。”
她说到：“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进行反思和修正，是幸福的。”
中日建交后，她重新踏上“母国”的土地。
北京的城墙两面已没有交战的子弹，她也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名片，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往。
如果说，这世上多数的传奇如光芒般转瞬即逝的话，她的传奇则是一场旷日持久、在时光中累积意义的马拉松。
2014年9月7日，94岁的山口淑子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除了她广为流传的歌曲，“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这句话也被很多人知道。
但在和平年代，已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句话背后一个少女的纠缠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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