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dit:Reuters / Carlos Osorio
3 月 13 日星期五，紐約州一夜之間的新冠確診病例就暴漲了 30%，成為全美第一，這是全面失控的徵兆。就在州長宣佈消息的時候，紐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Jane Zhang 已經登上了回國的飛機。
再早幾天，哈佛大學通過電子郵件宣佈關閉校園，全部課程轉為線上。我們曾試圖託人聯繫幾名留學生進行採訪，看看是否也有人陷入 “因為宿舍關閉而無處落腳” 的尷尬情況，但是得到的回答是 “留學生早就買了機票回家了”。
更早一點，倫敦的疫情不過才幾十個病例時，杭州就有低齡留學機構向家長建議接學生回家。有些人聽從了建議，有些人則以影響學業和沒有疫情等理由忽視了建議，沒聽的人後來打爆了機構電話，還有人寫聯名信要求國家包機接學生回國，這些家長至今還在朋友圈裡呼籲國家出面接管小留學生。
在整個期間，意大利華僑和外籍華人帶病回國的消息更是不停地在新聞上輪番播出。
當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其它國家一個接著一個爆發。這也使得疫情初期匆忙結束寒假，出國等待開學的留學生們，因為國外形勢的急轉直下而再次面臨是否打包出發的問題。而從意大利疫情失控後偷跑回國的青田華僑開始，海外迴流的華人帶來的輸入性案例開始讓國內剛經歷過一個多月隔離的輿論開始不滿，起先只是對輸入病例這項行為的不滿，後面開始轉向批評海外華僑華人乃至留學生本身。
華僑、華人和留學生三個在外華人群體是有著自己的特徵的，同時也決定了他們本身的行為模式和回國動機。
3 月 1 日從意大利回來的青田籍華僑開啟了中文互聯網對海外輸入病例的大範圍關注，從那之後，接棒中國成為疫情中心的意大利成了每日必受關注的海外病例來源，幾乎每天都會有浙江華僑輸入京滬空港的新聞。
歐洲華人華僑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江浙沿海省份的居民為主，他們的特徵是實用為上，為了謀求生活而移民的農民，比如漢學家孔飛力提到的一個數據：1978 年溫州農村人均可耕地面積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另根據推算，同時期溫州農村富餘勞動力佔農村總勞動力的 63%。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福建長樂觀察得到。
溫州、福建、青田，都有著名的僑鄉，那裡的人本身有著強烈的移民意願和打破規則的習慣，無論是向海外移民還是向內陸搬遷。這樣一群為了生活可以在各種條件都極其落後的早期遠赴他國的人，那麼在交通和經濟大大改善的今天，當他們感受到生存受到威脅時，必然會想方設法動用合法加非法的手段回到最有安全感的老家，正如當時為了尋求經濟上的安全感遠走他鄉那樣，哪怕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在三月初的歐洲華人社區裡，如何買機票，從哪個城市出發，如何選擇航線之類的話題是最有熱度的。同時也可以看到，就像澳大利亞留學生取道中東、東南亞前往澳洲那樣，這些對華人有著寬鬆入境政策的國家地區也成了熱門的中轉點，直到連他們也開始關閉邊境。
目前歐洲華人華僑的心態已經接近穩定，整體上他們已經可以向老家的父老鄉親那樣平靜接受封城的事實並且主動隔離，華人論壇上求航線和出國攻略的帖子也被日常新聞和隔離期瑣事所替代。
這裡面有國內基層工作的功勞。歐洲華僑往往是人在歐陸心在漢，與家鄉的關係一直靠著宗族關係和經濟紐帶維繫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沒有離開過家鄉。
因此在大量僑民偷跑之後，國內的力量開始發揮作用，在微信群裡開展僑情調查登記，呼籲華僑向國內所在村的村幹部或親人聯繫，把國外住址和聯繫信息、國內護照和身份證等統一收集，一方面摸清欲回國人員的動態和僑區疫情，對病人進行勸退；一方面為後來主動救助有需要僑民做好準備，嚴防入境後擴散，村幹部儼然實現了跨國治理。
但總體上，還是因為僑民整體恐慌情緒的褪去以及國際航班的大量取消，這讓華僑認清了現實，原地不動、自我保護才是最符合這次病毒傳播的防範模式，也是最實際的手段。
在疫情開始在美國英國和澳洲逐漸惡化的時候，留學生和 “高華” 開始取代歐洲華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先說說 “高華“，因為前段時間反對聲浪的高潮就是由兩名分別來自澳大利亞和美國的 ”高華” 掀起的。
澳大利亞籍的拜耳華人女員工在北京因為不帶口罩和不遵守隔離規定在外跑步而與民警發生激烈的言語衝突，態度傲慢無比，最終為此丟了工作並被驅逐出境；另一邊，從波士頓一路隱瞞疫情，逃回國的黎女士一家則可能要為自私行為付出刑事代價。
這兩位女士都是典型的 “高等華人”，這個高有幾個方面。
首先，她們是 “新移民“ 的典型，孔飛力書中形容是 “改革之後...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比較有專業技能，也比較城市化的一批人”，簡單說就是高學歷。兩位女士都畢業於國內一流大學，澳籍那位是華南理工大學的校友，而黎女士則有中科大的畢業證書。她們的經歷符合上世紀初的高級知識分子或技術人才移民歐美的路線，從過程上看也是走了生物專業這個至今很多人在走的路線。
這就要說到第二個高，就是移民之後的社會地位的高了。有了高學歷的保障，加上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特徵，在得到一份高收入工作的過程中再完成移民對於華人來說是小菜一碟的。
拿黎女士來說，根據公開的信息來看，她一年的收入應該在 20 萬美元左右，加上在大學教書的丈夫，一家的年收入水平在她所住的麻省 Belmont 市可以穩穩排進前 5%。要知道，那裡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穩定和宜居的中上階層小鎮，家庭收入中位數達到了 11 萬美元，大學以上學歷人口占比六成以上。
最後的一個高是要打個引號的。這類華人出國前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出國後的能在社會光譜上佔據大多數本國人都沒法佔據的位置，一路過關斬將必定對自己有無比的信心，同時也具備了社會達爾文的底色，在政治上偏向保守，甚至有一部分人用去中國化的方式來融入主流和驗證自己的選擇。
所以就有澳洲籍女士無視隔離規定的舉動和對民警無比高傲怠慢的態度。其實按照澳洲入籍的時間要求，她在外生活應該超過十年以上，肯定知道這樣對待警察在當地會是一個什麼下場，這種行為只能用 “高華心態“ 來解釋了。另一邊則是黎女士所表現的那種極端利己了，也坐實了網上對華人精緻利己、兩頭討好的負面評價。
到了這幾天，留學生成了境外輸入病例的主要來源，也是最受到關注的海外華人群體。其實這個群體非常簡單，他們是中國公民，有權力回到自己的國家；他們也是國民富裕、高收入家庭對教育多元化產生需求之後的產物，本身與意識形態無關，尤其是年紀輕輕低齡留學生，更不應該被打上類似精神外國人的標籤。
根據教育部的 2018 年度數據，我們出國留學人員總數是 66.21 萬人，其中國家公派 3.02 萬，單位公派 3.56 萬，而 2018 年回國留學生數量則有 51.94 萬人。所以網民反對留學生回國時用到的最多的兩項言論是沒有依據的：一是不全面禁止留學生回國是給領導子女留後門；二是留學生都是未來的高華，出去就不再回來，算半個外國人了。
08 年之後的飛速發展，不但讓留學生回國人數大大增加，一些已經移民的華人也開始充當海歸，加上國內高等教育與國外水平的不斷拉近、多元化教育的空白被民間資本填補，即使短期內無法彌補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至少官方的數據中已經開始出現留學生人數增幅放緩的跡象。
作為中國公民，比起華僑回國的避險心理和高華理所應當的心態，留學生遇到困難 “回家” 的理由就正當而且樸實的多了。
對於這麼多滯留國外的留學生，唯一可以詬病的地方就是沒能向開頭提到的 Jane Zhang 和哈佛大學生那樣果斷在爆發前期回國，這其實暴露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大部分人的留學行為更像是被動行為，缺少了自己規劃自身行為的動力和能力。
前面說過，大量留學生，尤其是小留學生的出現其實是中產消費能力提升以及他們對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滿足的產物。作為證據的是留學生數量和家庭人均收入在 10 年之後的同步高速增長，他們的留學選擇更像是一箇中產家庭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而在家庭需求下配置教育產品的留學模式顯然是不同於上世紀初時 “高華” 一代的出國留學模式的，後者的主動性更強，能夠積極地為自身利益進行規劃。當然，過猶不及。
作為對比，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在高中甚至初中階段就被家長送出了國，而大學裡也常見因為高考成績不佳而鍍金的學生，在重大事件面前，被家庭安排的他們主動做出選擇併為選擇負責的概率就小很多了，因此我們會看到有很多家長出面，為自己的孩子去向大使館和國家徵求機會。
從今天外交部 “視情況而定“ 進行包機的發言來看，家長顯然再次成功安排了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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