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dit:Reuters / Carlos Osorio
3 月 13 日星期五，纽约州一夜之间的新冠确诊病例就暴涨了 30%，成为全美第一，这是全面失控的征兆。就在州长宣布消息的时候，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Jane Zhang 已经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再早几天，哈佛大学通过电子邮件宣布关闭校园，全部课程转为线上。我们曾试图托人联系几名留学生进行采访，看看是否也有人陷入 “因为宿舍关闭而无处落脚” 的尴尬情况，但是得到的回答是 “留学生早就买了机票回家了”。
更早一点，伦敦的疫情不过才几十个病例时，杭州就有低龄留学机构向家长建议接学生回家。有些人听从了建议，有些人则以影响学业和没有疫情等理由忽视了建议，没听的人后来打爆了机构电话，还有人写联名信要求国家包机接学生回国，这些家长至今还在朋友圈里呼吁国家出面接管小留学生。
在整个期间，意大利华侨和外籍华人带病回国的消息更是不停地在新闻上轮番播出。
当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其它国家一个接着一个爆发。这也使得疫情初期匆忙结束寒假，出国等待开学的留学生们，因为国外形势的急转直下而再次面临是否打包出发的问题。而从意大利疫情失控后偷跑回国的青田华侨开始，海外回流的华人带来的输入性案例开始让国内刚经历过一个多月隔离的舆论开始不满，起先只是对输入病例这项行为的不满，后面开始转向批评海外华侨华人乃至留学生本身。
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三个在外华人群体是有着自己的特征的，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回国动机。
3 月 1 日从意大利回来的青田籍华侨开启了中文互联网对海外输入病例的大范围关注，从那之后，接棒中国成为疫情中心的意大利成了每日必受关注的海外病例来源，几乎每天都会有浙江华侨输入京沪空港的新闻。
欧洲华人华侨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江浙沿海省份的居民为主，他们的特征是实用为上，为了谋求生活而移民的农民，比如汉学家孔飞力提到的一个数据：1978 年温州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另根据推算，同时期温州农村富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63%。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福建长乐观察得到。
温州、福建、青田，都有著名的侨乡，那里的人本身有着强烈的移民意愿和打破规则的习惯，无论是向海外移民还是向内陆搬迁。这样一群为了生活可以在各种条件都极其落后的早期远赴他国的人，那么在交通和经济大大改善的今天，当他们感受到生存受到威胁时，必然会想方设法动用合法加非法的手段回到最有安全感的老家，正如当时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安全感远走他乡那样，哪怕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三月初的欧洲华人社区里，如何买机票，从哪个城市出发，如何选择航线之类的话题是最有热度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就像澳大利亚留学生取道中东、东南亚前往澳洲那样，这些对华人有着宽松入境政策的国家地区也成了热门的中转点，直到连他们也开始关闭边境。
目前欧洲华人华侨的心态已经接近稳定，整体上他们已经可以向老家的父老乡亲那样平静接受封城的事实并且主动隔离，华人论坛上求航线和出国攻略的帖子也被日常新闻和隔离期琐事所替代。
这里面有国内基层工作的功劳。欧洲华侨往往是人在欧陆心在汉，与家乡的关系一直靠着宗族关系和经济纽带维系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离开过家乡。
因此在大量侨民偷跑之后，国内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在微信群里开展侨情调查登记，呼吁华侨向国内所在村的村干部或亲人联系，把国外住址和联系信息、国内护照和身份证等统一收集，一方面摸清欲回国人员的动态和侨区疫情，对病人进行劝退；一方面为后来主动救助有需要侨民做好准备，严防入境后扩散，村干部俨然实现了跨国治理。
但总体上，还是因为侨民整体恐慌情绪的褪去以及国际航班的大量取消，这让华侨认清了现实，原地不动、自我保护才是最符合这次病毒传播的防范模式，也是最实际的手段。
在疫情开始在美国英国和澳洲逐渐恶化的时候，留学生和 “高华” 开始取代欧洲华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先说说 “高华“，因为前段时间反对声浪的高潮就是由两名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高华” 掀起的。
澳大利亚籍的拜耳华人女员工在北京因为不带口罩和不遵守隔离规定在外跑步而与民警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态度傲慢无比，最终为此丢了工作并被驱逐出境；另一边，从波士顿一路隐瞒疫情，逃回国的黎女士一家则可能要为自私行为付出刑事代价。
这两位女士都是典型的 “高等华人”，这个高有几个方面。
首先，她们是 “新移民“ 的典型，孔飞力书中形容是 “改革之后...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比较有专业技能，也比较城市化的一批人”，简单说就是高学历。两位女士都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澳籍那位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而黎女士则有中科大的毕业证书。她们的经历符合上世纪初的高级知识分子或技术人才移民欧美的路线，从过程上看也是走了生物专业这个至今很多人在走的路线。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高，就是移民之后的社会地位的高了。有了高学历的保障，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特征，在得到一份高收入工作的过程中再完成移民对于华人来说是小菜一碟的。
拿黎女士来说，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她一年的收入应该在 20 万美元左右，加上在大学教书的丈夫，一家的年收入水平在她所住的麻省 Belmont 市可以稳稳排进前 5%。要知道，那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稳定和宜居的中上阶层小镇，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了 11 万美元，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六成以上。
最后的一个高是要打个引号的。这类华人出国前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出国后的能在社会光谱上占据大多数本国人都没法占据的位置，一路过关斩将必定对自己有无比的信心，同时也具备了社会达尔文的底色，在政治上偏向保守，甚至有一部分人用去中国化的方式来融入主流和验证自己的选择。
所以就有澳洲籍女士无视隔离规定的举动和对民警无比高傲怠慢的态度。其实按照澳洲入籍的时间要求，她在外生活应该超过十年以上，肯定知道这样对待警察在当地会是一个什么下场，这种行为只能用 “高华心态“ 来解释了。另一边则是黎女士所表现的那种极端利己了，也坐实了网上对华人精致利己、两头讨好的负面评价。
到了这几天，留学生成了境外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也是最受到关注的海外华人群体。其实这个群体非常简单，他们是中国公民，有权力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是国民富裕、高收入家庭对教育多元化产生需求之后的产物，本身与意识形态无关，尤其是年纪轻轻低龄留学生，更不应该被打上类似精神外国人的标签。
根据教育部的 2018 年度数据，我们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是 66.21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3.02 万，单位公派 3.56 万，而 2018 年回国留学生数量则有 51.94 万人。所以网民反对留学生回国时用到的最多的两项言论是没有依据的：一是不全面禁止留学生回国是给领导子女留后门；二是留学生都是未来的高华，出去就不再回来，算半个外国人了。
08 年之后的飞速发展，不但让留学生回国人数大大增加，一些已经移民的华人也开始充当海归，加上国内高等教育与国外水平的不断拉近、多元化教育的空白被民间资本填补，即使短期内无法弥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官方的数据中已经开始出现留学生人数增幅放缓的迹象。
作为中国公民，比起华侨回国的避险心理和高华理所应当的心态，留学生遇到困难 “回家” 的理由就正当而且朴实的多了。
对于这么多滞留国外的留学生，唯一可以诟病的地方就是没能向开头提到的 Jane Zhang 和哈佛大学生那样果断在爆发前期回国，这其实暴露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部分人的留学行为更像是被动行为，缺少了自己规划自身行为的动力和能力。
前面说过，大量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的出现其实是中产消费能力提升以及他们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的产物。作为证据的是留学生数量和家庭人均收入在 10 年之后的同步高速增长，他们的留学选择更像是一个中产家庭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而在家庭需求下配置教育产品的留学模式显然是不同于上世纪初时 “高华” 一代的出国留学模式的，后者的主动性更强，能够积极地为自身利益进行规划。当然，过犹不及。
作为对比，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就被家长送出了国，而大学里也常见因为高考成绩不佳而镀金的学生，在重大事件面前，被家庭安排的他们主动做出选择并为选择负责的概率就小很多了，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家长出面，为自己的孩子去向大使馆和国家征求机会。
从今天外交部 “视情况而定“ 进行包机的发言来看，家长显然再次成功安排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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