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言論寫作研究》，湯景泰著）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孝經》
01
《獨立評論》的創辦
自從胡適移居北平之後，在他的周圍又漸漸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學生。他們常常在胡適家或者歐美同學會裡聚會，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據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回憶說，有一次在清華俱樂部舉行的晚餐上，大家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週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主編過《時代評論》的陶孟和第一個就給他澆了冷水。胡適對此也不是很熱心，不僅《努力週報》論政的失敗，還仍然在他內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陰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常搞得他難於應付。胡適的意見舉足輕重，因為“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為不辦刊物則已，設使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莫屬”[1]。不過執著的蔣廷黻並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樣的主張，結果這次終於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據丁文江的提議，他們還是按照《努力週報》時期的辦法，先在聚餐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一個獨立社，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預備先積三個月的存款，最少達到800元，然後出版。為了財務上的方便，丁文江還邀請了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竹垚生，加入獨立社。胡適雖然此時仍不熱心，但在朋友們熱心的激勵下，也就承擔了籌備的主要工作。1932年1月，他把辦報的計劃擬定完畢，在聚餐會上提交給大家討論。3月，在胡適進協和醫院醫治闌尾的時候，他寫信給時任北平市公安局長的鮑玉麟，說要辦一個週報，刊名定為《獨立評論》，負責編輯的人有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因胡適還在病中，大家決定立案的事由胡適出名，王卓然具體負責去辦。但因為胡適在醫院住了40多天，所以《獨立評論》積了近5個月的存款才出版第1期。出版之後，捐款仍然繼續，後來隨著刊物銷量的增加，捐款減少到千分之二五。直到《獨立評論》出了近2年之後，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 [2]。
1932年5月22日，《獨立評論》創刊，由胡適執筆的《引言》作為發刊詞。考慮到寒假印刷不方便，《獨立評論》全年只出50期，逢週日出版。每期定價洋4分，預定全年50期加郵費共1元6角，半年9角。國外全年加郵費1元4角，香港澳門加8角。《獨立評論》社址設在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衚衕2號租來的一處民房裡，其編輯委員會由三人組成。胡適任主編，蔣廷黻和丁文江協助編務。但在5年多的時間裡，主要編輯工作還是由胡適承擔的。只是在他出國和生病期間，蔣廷黻、任叔永和吳景超都曾接替編輯，但為期比較短暫。編輯工作一般胡適都每週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點鐘。編好的稿件送到社裡之後，餘下的工作由《獨立評論》的經理人黎昔非完成。
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廣東順德興寧人。1929年，黎昔非轉學到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國學研究所讀研究生時，胡適又恰好在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在《獨立評論》的籌辦期間，胡適覺得“昔非同學為人最為誠實，責任心特強，又有工作能力，擔任《獨立》的經理最合適了”[3] 。於是在1932年4月，胡適在生病住院期間，乘黎昔非和吳晗一同來看望自己的時機，邀請黎昔非擔任《獨立評論》經理人。後來在吳晗的說服之下，黎昔非終於應允。黎昔非在《獨立評論》的工作非常辛苦，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談到黎昔非時說：“他從《獨立評論》出版至抗日戰爭停刊時止都是他主持排印、發行工作。……他很忙，從來沒有工夫去玩。”特別是每到星期日發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卷報，裝封，打包，對住址。儘管非常辛苦，但黎昔非沒有辜負胡適對自己的信任，做事認真負責，得到了胡適的首肯。《獨立評論》創刊三週年時，胡適在《又大一歲了》的紀念文章中，特別表揚黎昔非說：“在這賀週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看護婦。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行所的事務。說也慚愧，我是實行我的無為政治的，我在這三年之中，只到過發行所一次！這三年的發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 1937年7月25日，《獨立評論》出版第244號以後停刊，黎昔非離開《獨立評論》社。不幸的是，由於黎昔非與胡適及《獨立評論》的特殊關係，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他揹負一生的歷史問題。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史紹賓的《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的文章，公佈了一批吳晗致胡適的信件。而1932年4月24日的信件中提及胡適邀黎昔非先生擔任《獨立評論》經理人的情況，黎昔非因此即被抄家、隔離，後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4] 。
《獨立評論》第一期只印了2000餘本，此後發行量逐步遞增，在《獨立評論》3週年的時候，胡適說它有7000個讀者，但到慶祝4週年的時候，就已經翻了近一倍，發行量達到13000多份，逐步發展到在國內40多個城市設有代辦處，並遠銷到香港、澳門和歐美地區。“《獨立評論》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其次是公務員，再次是開明的商人”[5]。除此之外，還有少量青年軍官。《獨立評論》出刊非常穩定，除從1936年11月29日出版第229號至1937年4月18日之間，停刊4個月之外，基本能夠保持固定出版。這次停刊起因是張熙若在《獨立評論》第229號上發表《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點名批評宋哲元適應日本人的需要，使華北特殊化。宋哲元看到此文後大怒，逼迫《獨立評論》停刊。胡適當時正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並不知情。回國後，他在上海得知此事後，馬上致電北平市長秦紹文，聲明《獨立評論》的責任由自己擔負。此後《獨立》同人一直積極要求復刊，胡適便與熟識的高官聯繫。1937年1月19日，陶希聖致信胡適，提出一個辦法是讓胡適就復刊事宜給宋哲元寫封信，請求他的關照。在1月22日《獨立》同人的聚餐會上，同人們經過詳細討論後，也都同意推舉胡適全權辦理。1937年3月7日，胡適給宋哲元寫信，告知希望繼續出版《獨立評論》，並且“倘有言論失當，務請先生隨時指摘，以便隨時正式更正。”[6]胡適將此信交給北平市長秦紹文，請他轉呈宋哲元。3月30日，秦紹文電話通知說，宋哲元約胡適面談。當日下午五點半，胡適到宋哲元官邸會談，然後又陪居正、江庸等吃飯，散席後，秦紹文當面告知說，《獨立評論》隨時可以復刊了。1937年4月18日，《獨立評論》復刊，出版第230號。
[1]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P144。
[2] 據章希呂1936年3月的日記，獨立社同人的捐款總計如下：丁在君（共捐240元）、任叔永（360元）、竹垚生（330元）、吳陶民（340元）、胡適（360元）、翁詠霓（240元）、陳衡哲（240元）、傅孟真（200元）、蔣廷黻（240元）、顧湛然（520元）、周眉生（180元）、周寄梅（50元）、吳景超（30元）、張奚若（570元）、Gem Crozier（300元），共4200元，為獨立社之基本金。其中周眉生應為周梅遜，吳陶民應為吳濤鳴，但具體捐款數字應無錯誤。另外張奚若是歸還努力社款，Gem是別的款撥入的。參見《章希呂日記》，“1936年3月23日”條，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P268。
[3] 轉引自張太原：《誰是〈獨立評論〉的經理人？》，《浙江學刊》，2003年第1期。
[4] 陳儀、任重：《〈獨立評論〉的經理人——黎昔非》，《書屋》，2006年第2期。
[5]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P146。
[6]《胡適致宋哲元（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P353。
02
全國人的公共論壇
《獨立評論》社員最初有11人[1]，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的從政，有的出國，為了維持刊物，又增加了幾個社員[2]，但最多時也不過十二三人。這些社員除每人每月捐出認捐的經費之外，還有投稿義務，但其中經常寫稿的也不過八九個人。因此，胡適一開始就預見到，“我們都是有職業的人，忙裡偷閒來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會常有好文字做出來。”這也是得自於《努力週報》和《新月》的教訓。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對於《獨立評論》，胡適一開始就“不希望他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為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他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3]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獨立評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努力。
首先，為了保證《獨立評論》的議題不致走偏，同人選取當時最引人關注的三方面問題擬定了一份編輯方針。根據當年留下來的編輯方針草稿的筆跡判斷，應該是由蔣廷黻起草並經胡適修改過的。在這份草稿中，《獨立評論》同人決定重點研究內政、人生觀與外交三大方面的問題，並大體制定了編輯方針。首先內政方面，要“首重統一、次建設、次民治”。對於統一問題，他們認為“現在統一問題雖與歷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內，一方式的專制——一人的或少數人的，公開的或隱諱的——是事實所必需。”這實際上就是在提倡開明專制。他們認為這種“短期之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治之捷徑。目前在中國大倡‘天賦人權’、‘主權民有’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把《獨立評論》的主要使命定為“應根據中國歷史及現狀，努力產生中國的新政治理論”。此外，《獨立評論》還應該“利用時機以促進國家之統一”，竭力提倡“行政的合理化”。在人生觀方面，《獨立評論》有三個努力的方面。第一。要“提倡事業的人生觀，而竭力提倡各種事業的同等光榮。‘祿位’的人生觀——只要作官而不作事，或以做官為最光榮——均宜竭力打破。”第二，要“提倡科學的思想方法。事實的蒐集和分析為思想的最要事業。以主義，以美文，來矇蔽事實，皆本刊所不容。”第三，要“提倡康健的文藝”。在外交方面，他們認為“帝國主義不限於某一時代或某一種的社會經濟制度。民族競爭是永不能免的。中國不應作任何主義之世界革命之犧牲品。”對日外交問題，他們的主張是“二三十年內，中國需以親日為用，自強為體。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動，且不可過烈。”而且在國內建設問題上，主張“大借外資，以圖建設”[4]。在《獨立評論》其後5年所討論的問題中，比如中日關係、民主與獨裁、武力統一、信心與反省、建設與無為、中國本位的文化與全盤西化等，雖然同人的觀點並不象這份編輯方針中所顯示的那樣一致，但就議題來說，基本上都沒有超出過這份編輯方針所規定的三個方面。
議題劃定之後，《獨立評論》的同人需要依據專業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擔負寫稿任務。這些問題，可以說都是當時有責任感、熱心國是的知識分子都注意的熱點問題。因此，它刊發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讀者的反響，引發熱烈的討論。不僅如此，《獨立評論》的同人還藉助各種關係向專家學者約稿。這樣出了幾期之後，《獨立評論》影響不斷擴大，社外投稿也漸漸增加，成為維持《獨立評論》的重要支柱。
前50期的文稿來源統計[5]：
從此表可以看出，在第10期以後，《獨立評論》便大量採用外稿，達到了與社內稿件平分秋色的程度。
《獨立評論》發行到200期的時候，胡適曾對四年的稿件作過詳細統計：
依據上表，《獨立評論》前四年共刊發稿件1071篇，其中社員稿件483篇，約佔45％，社外投稿588篇，約佔55％。特別是在《獨立評論》第4年的時候，投稿一直非常積極的丁文江去世了，離開北平的社員又有7人之多，他們都不能比較穩定地提供稿件。這時候，社外的投稿顯得更為重要。如從151號——175號，社內稿73篇，約佔53.3％，社外稿64篇，約佔46.7％。但到了下半年的從176號——200號，社內稿47篇，佔34％，而社外稿佔到了66％[6]。就是從《獨立評論》總共244期雜誌刊發的1309篇文章來看，社外稿件也佔到了55％[7] 。不僅如此，社外投稿的讀者還非常廣泛。根據臺灣學者陳儀深的統計，在《獨立評論》發表過文章的作者有356位，撰稿10篇以上的主要撰稿人約有23位[8]。“就已知職業、簡歷的203位作者進行分類，其中大學教授79位，大學講師7位，大學助教5位，大學生44位，學者專家30位，公務員13位，研究員9位，中小學教員7位，編輯報人3位。……而從地區的分佈來看，對135位確知服務部門的作者的調查，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就有近100位左右，其他則星散於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山東大學、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武漢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協和醫校、輔仁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9]。
選取國人關注的熱點話題，發行量超過1萬份，並擁有一個多達300多人的作者隊伍，《獨立評論》真可以說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狹窄範圍，實現了胡適對它的期望，變成了一個“全國人的公共刊物”，成為胡適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正因如此，胡適非常鍾愛《獨立評論》，常把它親暱地稱為自己的“孩子”。而且雖然《獨立評論》的社員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紛紛從政，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也接連離開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適編輯的擔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沒有停刊的打算。1937年5月23日，《獨立評論》出版第235號的時候，胡適在當期的編輯後記中還打算著等到第250期的時候，給這個孩子吃“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變”打破了他的夢想，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得《獨立評論》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號以後不得不匆忙停刊。此後在參加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會不久，胡適又被國民政府指派赴美，負責抗日宣傳，隨後又擔任了4年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 他們是：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竹垚生、吳濤鳴、周炳琳、顧湛然。參見張太原：《〈獨立評論〉的社員及其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學》，2007年第4期。
[2] 他們是：吳景超、周詒春、張奚若、何廉、張忠紱、陳之邁、陳岱孫、顧一樵、陳受頤。
[3] 胡適，《〈獨立評論〉的一週年》，《獨立評論》第51號。
[4]《〈獨立評論〉編輯方針（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北京中華書局，1979，P574－575。
[5] 胡適：《〈獨立評論〉的一週年》，《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
[6] 胡適：《〈獨立評論〉的四週年》，《獨立評論》第201號，1936年5月17日。
[7]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歐陽哲生：《胡適文集》（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P502。
[8]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9] 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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