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站在这里，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都不行。我要感谢天，感谢地，更要感谢人。我跟导演说过，这是一部容易被忽略的电影，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
当范伟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发表了这一段获奖感言时，我知道，他已然将丁务源这个人物形象，深深地刻入了观众的心里，且让荧幕内外产生了最为敏感的情感共鸣，因为熟悉感，也因为生活化。
那年，媒体用“爆冷”这个词语来形容范伟夺得金马影帝奖项时，我是嗤之以鼻的。恰到好处的剧本改编，恰到好处的拍摄风格，以及恰到好处的人物刻画，都让《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成为了最具文人气质的作品。
黑白画面中多采用全景或是远景的拍摄手法，刻意制造出了若隐若现的疏离感，这样，很容易给观众传递出故事发生时间并不属于当下的信号，于是，这就凸显出了时代中的变化。
而在人物形象设计和性格塑造上，却又巧妙地融入了千百年来，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细节中的，传统文化的固定因素，于是，这就凸显出了时代中的不变。
所以，当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置身于现在的时空，环视四周就会猛然发现，原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改变过。
《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改编自老舍的短篇小说，相比较《茶馆》对于历史裹挟下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不成问题的问题》则明显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和批判意味。
前方的战争并没有影响到重庆后方这个小小的树华农场，而本应可以依靠物资倒卖大发横财的农场，却在农场主任丁务源的经营下屡屡亏损。电影并没有具体分析农场亏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利用丁务源的行动轨迹，展示着一副活灵活现的社会众生相以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网。
故事时间设定在1940年前后，故事范围缩小在树华农场，电影人物出场也不过十余人，但最终却将最为纯粹的国民性格和最为复杂的人情世故理顺的清清楚楚。
整部电影虽然缺少激烈的戏剧冲突，但无论从故事内容，还是拍摄风格上看，《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一般，早已在寥寥几笔的勾勒中，将那层圆滑世故的遮羞布一点点的撕下。我想，这并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嘲弄，而是深入骨髓般的警醒。
开头与结尾浑然一体，丁务源失而复得的职位，树华农场照旧的生产运作，荧幕外的观众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违和感。可当日后慢慢醒悟过来，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我们是非不分，而是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这才是最可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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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懂得人情世故，却也最喜欢订立规矩，但是，当规矩与人情发生冲突时，难免会在权衡利弊后，有一方做出妥协，毕竟，社会从来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规矩也是由人订的。
自此，在传统文化内部便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格外讲究尊卑有序和君臣有别的“法治”观念，一个便是提倡中庸之道且安贫乐道的“人治”观念，而电影里的尤大兴和丁务源便是这两种观念的最好代表。
电影开始，镜头在缓慢的平移中，慢慢呈现着一个比较朴素的房间布置，而梳洗打扮好的丁务源对着镜子拱手作揖的样子，给人一种左右逢源且善于察言观色的仆人形象。虽然故事发生在1940年，但丁务源这类人物，却也在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混迹在当下社会。
丁务源自始自终站在个人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让他很是深谙人治之道。他在追求表面的一团和气，所以，他会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同流合污。在他精心编织的人际关系网中，他抓住了每个人存在的个人私欲，然后，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成问题”是他的口头禅，可这却也只是一句讨人欢心的空话而已。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丁务源八面玲珑背后涉及到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法绕开的面子问题。
面子其实很大程度关联着人情世故，所以，丁务源会纵容手下小偷小摸，因为，只有满足下人的私欲，才能够让他们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长年给股东送礼办事，其实，也是利用上层的私欲来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方便。
电影生活平常化的故事处理很是得体，因为内容中并没有涉及到对错的讨论，也没有匆匆忙忙的就把丁务源打造成一个坏人。从荧幕内影射到荧幕外，观众看到的丁务源，只不过是顺应时代且随波逐流的可怜人罢了。
所以，当新任命的农场主任尤大兴出现的时候，故事内容也从丁务源所谓的人治，慢慢朝着到尤大兴提倡的法治过渡。但我觉得，与其说是过渡，倒不如说是将两种管理方式放在同一擂台，然后，利用二者的碰撞与冲突，窥探着延续至今的中国人情社会。
留洋博士尤大兴善于管理农场，但却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没有私心只有公利，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开除没有办事效率的工人，利用科学种植的方法去提高收成。从办事角度来看，尤大兴是大才，可是从做人角度来看，尤大兴是蠢才。
仰望星空没错，可是，尤大兴错就错在，光仰望星空了，却忘记了脚踏实地，当理想脱离现实，个人的单打独斗终究难以对抗墙倒众人推的残酷事实。大概，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觉得一切有了制度，那么一切就可以步入正轨。可他恰恰忘记了，制度原本就是人制定的，因此，实现法治的前提，是如何合理的处理人治遗留下来的漏洞。
当合情合理的制度和规矩土崩瓦解的时候，站在废墟中的人们大概就能深刻体会到，人情社会习以为常的麻木和人治背后长期存在的丑陋。
从民国的树华农场反观当下的社会形态，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没错，我们现在的社会，正是站在人治与法治中间的摸索时期，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这将会是一条任重道远的探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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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树华农场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外面战乱纷飞，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里人们的自给自足，我想，这恰恰是老舍先生最高级的讽刺。
他将被大环境异化的群体封闭起来，然后，试图利用尤大兴这么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尝试改变这种现状。可惜，农场就像是大海，而尤大兴只是一滴墨水，墨水滴入大海的瞬间，就被彻底吸收了。
在电影里，除了丁务源的圆滑派和尤大兴的实干派，还着重提炼出了秦妙斋这么一个空谈派出来。将这样一个人物放置在丁务源和尤大兴的中间，就成为了整部电影矛盾的催化剂。
如果，尤大兴和丁务源是属于社会的两个极端，那么，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就如同秦妙斋一样，一直处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成为摇摆不定的迷失者和夸夸其谈的空想者。
他们一方面得益于人情世故的恩惠，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规矩制度的保护，从个人利益出发对于公共利益的践踏。这类人很容易聚合起来，但也很容易被打散，缺乏共同一致的目标性和凝聚力，于是，也就沦为了啃食社会的蛀虫。
对比当下仔细想想，秦妙斋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比比皆是？任凭社会如何变化，这类人却始终不会改变，所以，最可怕的不是丁务源和尤大兴，而是秦妙斋。
电影里有这么一个场景，为了能够保住免费住宿的权力，秦妙斋发动工人通过送鸡蛋的方式，拉着尤大兴妻子同流合污，然后，借由这点，攻击并赶走尤大兴。自然，丁务源官复原职，秦妙斋也就保住了住宿权。
相比较丁务源的画地为牢，秦妙斋的飞扬跋扈更可怕。出卖公众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且毫无底线，一旦这种私欲相互勾结并形成团体，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将受到严重威胁。所以，丁务源才会将秦妙斋出卖给官兵，因为，他知道，既然秦妙斋能够赶走尤大兴，也就会赶走自己。
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从以人治为代表的丁务源，到以法治为代表的尤大兴，黑白画面中的平淡叙事，却蕴藏着汹涌的暗潮。而极其克制简约的故事内容背后，一点一点地将中国所谓的人情世故层层扒开。
我总感觉，此刻的老舍有种鲁迅的味道。辛辣的讽刺，并不是为了在破碎的国家上面，狠狠地踩一脚，而是想要用壮士断臂的勇气，剜去以传统文化作为伪装的人性腐肉，然后，唤醒更多秦妙斋们，让他们能够有所改变，能够为社会做出点实际的行动。
在我看来，丁务源没有错，尤大兴也没有错，错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没有进行合理取舍和平衡时，就去做强行的融合，就像在没有找到人治和法治过渡需要的共同点时，就急于一竿子打死。最终，解决问题的人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而提问题的人也就成了新的问题。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
小说里是这么写的，电影也是这么拍的，但最终深刻表达出来的，却是一种“反世外桃源”的寓意。
你想想，倘若把树华农场放在当下社会中，那该是何等诡异且阴暗的画面。就像电影中始终散不去的雾气，人与人少了真诚沟通的渠道，管理少了有序的制度，发展没了群众基础，那世外桃源还是世外桃源吗？
故事最后，老舍先生的小说没有明确的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电影同样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我想，历史是会有最终的选择的。
因为，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总比争锋相对的对立要好，比如，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再比如，制定严格管理制度的同时也不能脱离群众路线。沉睡的人该苏醒了，前进的人应当继续前进。
我想，以后一切都能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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