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出自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名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馮唐和李廣，皆是漢武帝時期的人物。兩人同樣壯志難酬的宿命，使得詩人不禁感慨命運對於一個人巨大的影響。

而這兩人中，又以“飛將軍”李廣的際遇更加曲折。漢文帝時期就已經嶄露頭角的李廣，曾經為文帝親口稱讚，稱他“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但在之後的幾十年間，李廣雖曾先後為大漢鎮守隴西、北地、上郡等七郡，甚至因武藝高強、作戰勇敢而被匈奴人稱為“飛將軍”，但直到漢匈漠北之戰前，這位名揚域外的將軍，卻依舊未能真正“封萬戶侯”。

更加具有悲劇色彩的，則是其六十餘歲時所參加的漠北之戰，在這次與匈奴的大決戰中，李廣雖被漢武帝封為前將軍，卻並不為衛青所重，其主動請纓的前鋒之職被公孫敖所獲得。

也正因此，在衛青所率大軍與匈奴決戰之際，李廣所部卻因為迷路而毫無所獲。

飛將軍李廣

在任何朝代，貽誤軍機都是重罪。《史記》記載，面對前來詢問的官員，李廣悲憤莫名，只好對左右說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广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

這位曾經“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的飛將軍，並未戰死沙場，卻在戰後因悲憤而自戕。這一幕，也成了太史公筆下最具悲劇性的段落。

在許多人看來，李廣的壯志難酬並非是其本人的才能無法與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媲美，相反，他的悲劇正是因為衛青對公孫敖的偏私。若非漠北之戰中衛青屬意與自己交好的公孫敖，李廣也不會被前者充作策應，最終迷失於滾滾黃沙中。

但這種看法，其實有失偏頗。在漠北之戰前，李廣其實已經多次參與對匈奴的戰略性攻勢，尤其是漢武帝元光六年，李廣率軍自雁門出兵，征討匈奴，卻被匈奴擊潰，自身更是為匈奴所活捉，最後還是憑藉自身武藝奪取匈奴戰馬，這才逃回中原。

與漠北之戰相比，元光六年的這次戰役，李廣獨領一軍，更是無絲毫掣肘和阻遏，卻依然不敵匈奴。相反，這一時期資歷尚淺的衛青卻直搗匈奴祭天的龍城聖地，俘虜七百餘人，而這也是漢匈之戰中大漢第一次佔據主動地位。

大將軍衛青

當然，這樣的說法在網上同樣也有許多，一些人因此指責李廣有勇無謀。甚至認為，曾經因小事遷怒一霸陵尉的李廣，氣量太過狹窄，本身就難以成事。

兩種說辭，無論哪種聽上去都有著真實可信的例證，同樣，這兩種說法也都有著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而在披瀾君看來，“李廣難封”的真實原因，其實與西漢尤其是漢武帝時期騎兵戰術的變革有關。

想要釐清其中的脈絡，還要從騎兵這一兵種的地位變化談起。

一、從戰國到西漢，從戰車到騎兵：軍事地位逐漸強化的騎兵部隊，究竟是如何練成的？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騎兵作為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之王，一直以來就以一種強勢的狀態存在。但這種看法，其實並不完全正確。

騎兵的地位，在一開始其實並沒有人們想象中那般重要。尤其是在中原地區，騎兵軍事地位和作用的演化，互為表裡並彼此影響，卻是以一種極其緩慢的速度進行的。

騎兵是從戰國末期才真正開始作為一種主戰兵種存在。在此之前，真正統治中原戰場的，是自夏商時期就已然存在的戰車。

春秋時代步車配合作戰是一種常態

考古學家普遍認為，古代戰車的出現要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前，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和阿卡德的閃族人在日趨激烈的戰爭過程中，發明了戰車。

《尚書·甘誓》中是我國最早記載車戰的文獻，所謂的“甘誓”，指的是夏后氏在與宿敵有扈氏作戰前，在一個叫做“甘”的地方進行的盟誓。其中“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便是夏后氏對於戰車士兵作戰時的要求。

無獨有偶，與戰車有關的記載，還出現在《尚書》的另一篇《牧誓》中，並與牧野之戰有關。牧野之戰中，周武王所帶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的戰車和步兵軍隊正是其最重要的滅商主力。

古代戰車以其強大的衝擊力和相對穩定的作戰平臺，成為了軍隊中最為可靠的軍事力量。到了春秋時期，頻繁的戰爭使得戰車的重要性在實踐中再次凸顯。

春秋時期的歷次大戰中，都不乏戰車在戰場上肆意奔馳的身影，城濮之戰、長勺之戰、鞍之戰，皆是戰車會戰的經典例子。

春秋時代大放異彩的戰車

然而，戰爭經驗的積累造成了軍事裝備的迭代，而技術的創新和發展更是軍隊殺人技藝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隨著鐵器的研發，戰國時代的戰爭態勢發生了劇烈的轉變。

在徵兵規模和對象上，以貴族和“國人”為基礎的春秋軍隊被 體量更為龐大，動員力更強的戰國士兵所取代，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獨霸戰場的戰車開始因為其笨重、昂貴的缺點開始逐漸衰落。

戰國車兵復原圖

有的升起，有的降落。戰車的衰退，與騎兵的興起幾乎是同時代發生的故事。

在戰國時代，兼具靈活性和攻擊力的騎兵開始興起。不過，與這一時期登場作為主角的步兵不同，戰國時代的騎兵仍然只是戰爭中的配角。他們在兩軍對壘時充當斥候和探馬，在勝負已分時成為勝者擴大戰果的工具，但是，由於馬鐙和高橋馬鞍尚未出現，這一時期的騎兵，尚未能完全取代步兵和車兵，成為新的戰爭之王。

逐漸成為戰爭主角的戰國步兵

二、漢武帝之前，仍被廣泛應用的騎兵騎射戰法

上文我們提到，騎兵在戰國時代，雖然開始嶄露頭角，但是由於高橋馬鞍和馬鐙尚未出現，這一時期的騎兵在衝擊力上遠遠不能與後世的騎兵相比。甚至可以說，直到南北朝時期，我們印象中那種持長矛、披堅甲的重裝騎兵才真正形成——具裝騎兵。

步兵的永恆夢魘：南北朝具裝甲騎

而在戰國到漢末的這段時間跨度內，中原王朝內部紛爭中，騎兵的性價比以及實用性，一直受到技術的限制而無法發揮。

三國時代，劉備在留給劉禪的遺詔中，著重強調了《六韜》這部傳自戰國時期的兵書。這部兵書中，雖有論騎兵和戰車作戰的所謂“十勝”、“八勝”之說，但總結下來，如“陷其前騎，擊其左右”之類的進攻戰術均是建立在敵軍指揮混亂或者陣型尚未完全鋪陳開來的基礎上。

而一旦對手的陣型和指揮無散亂和弱點可尋，那麼，這種指揮騎兵和戰車直接衝陣的方式往往會演變為進攻方的災難。

前後間距極窄的高橋馬鞍，是古代騎兵固定自己的重要騎具之一

雖然蜀地因為地勢的關係騎兵難以發揮作用，但是這種對於騎兵用法的限制卻不僅僅只是三國時的蜀國君臣所獨有。事實上，這一時期一種類似馬鐙的“跨躡”用具（即輔助騎兵上馬的工具）已經出現，但在大規模戰爭中，騎兵的主要作用卻是依靠衝鋒來造成敵軍指揮的散亂或者直接衝擊敵方大將（如關羽於官渡之戰中斬顏良於其麾蓋之下）。

將時間回撥到西漢，騎兵的戰術方式就更加單一。

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中原王朝的騎兵規模開始逐步擴大。

沒有高橋馬鞍和雙馬鐙，僅能依靠雙腿力量固定身體的戰國騎兵

但是，所謂“胡服騎射”本身就是中原王朝以草原民族為模板套用騎兵的作戰戰術，正因如此，從趙武靈王改革到西漢建立，這中間整整一百年的歷史中，我們所見到的中原騎兵，一直是以弓箭為主要殺傷性武器進行作戰，而近身肉搏，除了極個別情況外，僅僅發生在騎兵具有數量優勢的情況下。反之，一旦遭遇步兵和敵方騎兵的強勢反擊，這種試探性的肉搏便宣告結束。

那麼，騎兵的作戰方式究竟從何時開始大規模轉型的呢？這就與漢初漢匈衝突的爆發有關。

三、不對稱的漢匈戰爭：西漢騎兵改制，是中原農耕民族對抗遊牧民族的必然選擇

秦漢迭代之際，中原王朝的軍隊作戰一直是以步兵為主要力量，相反，車兵和騎兵只是幫助步兵達成戰術目的的輔助。

但這種戰術體系卻與中原王朝所面臨的另一股軍事力量完全不同。這便是在秦朝末年在冒頓單于統治下逐漸崛起的匈奴。

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

匈奴的強悍程度自不待言。《史記·匈奴列傳》中提到，這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幾乎全然生活在馬背上一般。“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當然，這裡所說的“甲騎”僅僅是一種虛稱，就如同南北朝時期騎兵無論是否著甲均被概括為鐵騎一樣）。

而崛起於草原的匈奴同樣如此，相較於常年求食於土地的中原農耕文明而言，“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匈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鬥民族。

秦朝的覆滅，致使漢朝得以建立，而這場兵禍，同樣讓匈奴開始失去了制約其發展壯大的掣肘。除了前文提到的樓煩以外，東胡、林胡等遊牧民族逐一被匈奴所吞併，一個在軍事實力上足以與漢朝媲美的勢力開始形成。

以騷擾和偵查為主的戰國騎兵

兩股勢力的碰撞與一名叫做“韓信”的人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人與秦末漢初軍神韓信同名同代，為避免混亂，後世人多以“韓王信”代稱。

韓王信在楚漢爭霸之際投靠劉邦，最後被劉邦封為韓王。然而不幸的是，在匈奴擴張的勢頭中，他的封國馬邑卻被匈奴所圍。為保全性命，韓王信不惜投靠匈奴。這次事件，也成了漢匈衝突的肇始。

在這次軍事衝突中，漢朝先勝後敗，高祖劉邦甚至被匈奴圍困至白登山七天七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這次大戰，冒頓單于將己方的騎兵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汾河谷一戰，匈奴戰敗後退，在尚未受到根本損失的同時，卻通過騎兵的速度優勢將入彀的劉邦團團圍住。所謂“利則進，不利則退”正是對這種戰術的形象描述。這種難以捕捉又難以猜度的騎兵攻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漢王朝無法迴避的夢魘。

白登之圍，成了漢王朝永遠的疼痛印記

但白登之圍的結束同樣意味深長。這次圍困最終以冒頓撤軍告一段落，有人認為這是漢朝採用陳平之計賄賂匈奴大閼氏（單于之妻的稱呼，讀音通胭脂），才使得白登之圍得解。

然而事實上，拋開立場不談，冒頓單于殺父繼位，這樣一位冷血的梟雄人物真的會因為自己妻子（而且還不是唯一一位妻子）的勸告就撤軍麼？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以漢武帝時期李陵故事來看，直到漢武帝時期，匈奴在單兵作戰能力上仍然遜色於漢軍，李陵領五千步弓手出塞，在遭遇匈奴主力後，“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卻得以在且戰且退中殺敵萬餘，最終因弓矢耗盡而不得不降。

兵敗投降匈奴的李廣長孫李陵

而漢高祖劉邦在白登一地雖然遭遇圍困，但能抵抗四十萬騎兵七天七夜，也足以說明其隨行的輕車部隊和少數步兵部隊並非毫無作為。

這並非是因為匈奴人膽小怯戰。我們前文提到，匈奴崛起後，中原與草原兩股勢力的對峙局面開始形成。

然而，基於統治基礎和社會形態的不同，匈奴雖然以武力一統草原，形成了一個“控弦三十萬”的草原帝國，但他們的內部，仍然是一個個鬆散的部落集合。

對於部落領袖而言，他們的權利邊界極為有限，草原騎兵之所以採用“利則進，不利則退”的戰術，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善於騎射，而是因為作為部落的一員，部落首領既不能在戰勝後給與他們足夠的獎賞，也不能在其戰死後照顧他們的家人。

匈奴人

權利與義務是一對終將平衡的天平，在短期內，部落首領可以依靠個人的威望和嚴苛的手段促使手下聽從於他，但這種強制手段在草原這種鬆散的社會結構中根本無法長久。一旦部落首領顯示出他的不公平性，作為部落的一員，牧人可以快速的投靠另一部落。

相反，中原王朝的軍隊，往往有著更加鞏固的社會結構作為背書。嚴明的紀律，緊密的陣型是士兵得以對抗和戰勝敵人的終極武器。而這，也給了漢武帝改革騎兵戰法新的契機。

四、漢武帝時期騎兵的戰術改革：以密集衝鋒代替鬆散騎射的嘗試

對於漢朝和匈奴而言，雙方的戰術體系其實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漢朝防守周全、紀律森嚴的步兵乃至步車陣往往難以攻克，而另一方面，對於漢朝而言，來去自由、飄忽不定的匈奴騎兵劫奪糧道、肆虐郡縣，更是其難以追蹤的敵人。

漢朝騎兵

但漢朝的劣勢在於，相較於諳熟騎射之術的遊牧族人而言，漢家兒郎中能與之媲美的騎士少之又少。騎兵的來源不僅受馬匹數量的影響，更為兵源所限。由於缺乏可以與之對抗的騎兵，遼闊邊境成了匈奴騎兵隨意馳騁的樂園。這種襲擾對於百廢待興中的漢王朝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轉機，則出現在漢武帝時期。在上文中，我們曾經提到一位與軍神韓信同名的“韓王信”。韓王信投靠匈奴，是漢匈衝突爆發的直接原因，而他的下場卻並不算好，公元前197年，韓王信被漢朝大將柴武斬殺於參合城內。

而他的子孫則在之後再次反叛匈奴，回到漢朝。其中，與本文有所聯繫的，是他的曾孫韓嫣。司馬光之所以在《史記》中，將之歸入《佞臣傳》，是因為一條隱晦的記載：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

這位鄧通，其實就是漢文帝的男寵，西漢女相師曾斷言鄧通會窮困潦倒而死，漢文帝不悅，便賜鄧通開採銅礦與鑄幣之權。而所謂“賞賜擬於鄧通”，可見韓嫣在漢武帝一朝究竟是何種身份（不知為何，在與漢朝幾乎同一時期建立的羅馬，其統治者同樣多有此類愛好，如凱撒，就曾被人稱為“所有男人的女人，所有女人的男人”）。

但除了這些花邊新聞以外，韓嫣的得寵其實與他早年間在匈奴生活的經歷有關。漢武帝為征討匈奴一事，曾經多次向他諮詢（“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武帝與韓嫣

這種依靠歸降的草原土著或者漢族嚮導瞭解匈奴情況的方式，並不少見，如霍去病麾下趙破奴，早年間流落草原，後從軍任霍去病軍司馬一職，為漢軍立下汗馬功勞。

在早年間，漢朝對匈的戰爭失利，往往不是軍事實力上技不如人，相反，無法搜尋到敵人所在才是關鍵。正因如此，早在漢武帝以傾國之力討伐匈奴之前，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就已經開始施行。

而從之後的戰例來看，除了這些準備措施外，新的戰術安排，才是漢匈戰爭最重要的勝負手。

以元朔五年為例，衛青以三萬騎兵征討匈奴，為避免可能出現的騎射對峙局面，以夜襲戰的方式直接將作戰由遠射拉至肉搏（“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這一戰即是漢匈之戰中漢朝第一次大勝，也是衛青以外戚身份揚威外域的成名之戰。而在元狩二年，霍去病幾乎是效仿衛青的故智，以短兵交接的方式直接陣斬匈奴折蘭、盧胡王、全甲王三個匈奴部落的首領。

如果說，前兩次戰爭的勝利是漢軍佔據了出其不意的心理優勢，那麼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戰，則幾乎是農耕民族以衝擊戰法碾壓遊牧部落的典型。這一戰中，匈奴以逸待勞，直襲勞師遠征尚未休憩的衛霍兩軍，試圖以數量優勢和體力優勢將漢軍斬盡殺絕。

驚心動魄卻又酣暢淋漓的漠北之戰

然而，大將軍衛青卻是以五千精騎與匈奴萬餘騎兵直接對撞在一起，在軍力、體力皆處於劣勢的條件下，從黃昏廝殺至第二日清晨，最終“捕斬首虜萬餘級”。自此，匈奴再無餘力襲擾漢朝邊境，曾經困擾漢朝五十餘年的匈奴威脅，幾乎被完全平滅。

值得注意的是，從現有的考古發現來看，漢武帝時期並未發現與騎兵有關的裝備迭代和更新，甚至連方便騎兵上下的單邊馬鐙也尚未發現。在毫無裝備幫助的情況下，騎兵衝擊作戰時的反作用力幾乎全部由騎手承受，一旦未能夾緊馬身，一次衝鋒過後，騎士即使獲勝，也很容易被反作用力推至馬下。

然而，這種危險的對沖動作，也因此成為了漢朝騎兵作戰所獨有的操作。士兵榮譽感、國家基層的動員力乃至自上而下軍隊對於怯戰者的監督和懲戒，是騎兵衝鋒戰法尚未成熟之際卻得以在西漢奏效的最主要原因。相反，鬆散的部落聯盟體系，天生就缺乏對於士兵令行禁止的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匈奴人體會到衝擊作戰的意義，也難以效仿。

開始以衝鋒作戰為主的漢朝軍隊

無需考量騎射能力，只需長期的軍事訓練來打磨和熔鍊。可以說，騎兵衝擊戰術，是早期農耕民族與遊牧侵略者長期對峙中所探索到最佳戰術。

五、迴歸主旨：飛將軍李廣的悲劇，其實僅是“不合時宜”

在《史記·李將軍列傳》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與個人勇武有關的記載。

如他與匈奴精銳騎手“射鵰者”之間的對峙和搏殺，以及千鈞一髮之際“中石沒鏃”的悍勇，字裡行間充斥著太史公對於其武藝的褒獎。然而，個人的武藝強弱真的與軍事才能有關麼？這可能是初學者在討論古代戰爭時最常犯的錯誤。

當然，這並不是說個人的勇武與戰爭勝利本身無關。事實上，對於指揮騎兵作戰的將領而言，由於騎兵的行動力和行動速度遠超步兵，因此以統帥身份甘冒箭矢、衝鋒陷陣自然能極大的鼓舞士氣並提高軍隊作戰的反應速度。

李廣劇照

但對於李將軍而言，這種對於勇武的追求已經超過了一個將領應該擁有的極限。從列傳中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飛將軍李廣的軍隊，顯現出的是迥異於衛、霍兩軍的風氣：“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

在個人人格魅力以及對其勇武的充分信任下，披覽君相信，李廣麾下士兵所謂“鹹樂為之死”自然是真。然而李廣這種對於軍陣態度的輕視，其實也正體現了李廣所部自成一體的戰術方法和體系。在這種前提下，在追殺“射鵰者”時李廣僅攜幾名輕騎便敢於棄全軍而去的衝動，其實也正說明，出身邊地，與匈奴長期作戰的他，在作戰方式其實一直受到匈奴的影響和同化。

但是，作為一名將領，征討匈奴之際，他麾下的士兵並不僅僅只有他在上郡等地一同作戰多年的親信袍澤，還有來自於其餘地方騎射技藝遠遜於匈奴的普通漢家兒郎。放棄已經逐漸成熟的衝擊戰法，抱殘守缺，只能讓軍隊與將領間的不協更加明顯。

漢匈戰爭

追求個人勇武，同時也追求對於騎射技藝的臻於極至，以至於放棄或者說忽略了漢朝騎兵作戰戰術的變化，才是飛將軍個人悲劇的真正來源。

閱讀更多 披瀾讀史 的文章

關鍵字: 馮唐 李廣 史記